吴昕孺

小时候，我算不上一个很有天分的孩子。我读诗人作家们的自述，最羡慕那些三岁吟诗、五岁作文、七八岁就在报刊上神姿英发的经历。我六岁半之前被父母放养在外婆家，不认得一个字。我妈匆匆将我接回老家罗岭，准备上学。我站在老师面前，老师手里拿着十支粉笔，叫我数，可我每次只能数到“7”。如果我妈不是老家罗岭学校的老师，我注定无法在1989年大学毕业。

我的父亲是中学语文老师，母亲是小学语文老师，因为这点基因，我从发蒙起，语文成绩就总比算术（数学）成绩好一些，但也没好到独步全班的程度。虽然父母都是老师，家里却没有半本藏书，我接触的第一本课外读物是从学校借来的连环画《小八路》。那本书的样子我现在还记得，彩色的长方形小开本，我翻了无数遍。

读三年级的时候，我的班主任姓金，是一位容貌清丽的长沙知青。她和我妈关系极好，在那个暑假将我带到她长沙城里的家，她姐夫在电影院工作，她就安排我每天看一场电影，前提是必须写观后感，不拘长短。我写日记的习惯便萌芽于此时。尔后，我写作文便比班上其他同学高出一截子。一般同学一个学期只用一本作文本，而我要用两本，我每次写的话比他们都多。而且，我开始有意识地用形容词；因为看了那么多电影，我有意识地在作文中写出画面感。我对作文一直充满信心，我相信自己能写好老师布置的任何一个作文题。

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那种自大是多么幼稚可笑。我的作文只是在中国某乡村小学的一个班上称王，我依然没有阅读多少课外书籍，没有得到课堂教学之外的写作启发与指导，我依然懵懂得没有开窍。一年后，出了一件糗事：四年级暑假，我抄了《小学生作文选》上一篇写春插的作文交作业。老师问，暑假你搞的是“双抢”，怎么写成了“春插”？我低下头，无语以对。但老师竟然将那篇作文贴到了学校优秀作文栏里，同学们奔走相告，班上那些黑手党赤脚帮鼻涕龙将军以及有着一张漂亮樱桃小口的文娱委员，纷纷投诚，要做我的粉丝。我则面红耳赤，心虚得很，因为那篇作文不是我的，我为得到这样的“胜利”感到羞耻，从此再没干过抄袭的事。

作文没有为我小升初立下奇功，我以0.8分之差落选重点中学，满怀委屈地进了父亲担任校长的一所乡办普通中学。我那时是多么普通的一个孩子呵，好动，还算听话，写字像鬼画符，完成作业之后再无别的学习……直到读初二，我在喜欢写作的政治老师那里看到一本薄薄的唐诗选。在现在这个唐诗选本俯拾皆是的年代，朋友们可能难以想象，当时我看到那本唐诗选时内心的震颤。我怯怯地向政治老师借那本书，他答应了，要我一周后还给他。我用一周时间将那本唐诗选整本抄到自己的笔记本上，每天清早在学校的菜地里高声朗诵，声震瓜蔬，响遏飞虫。老师们都说奇哉怪也，他们在菜地边站三分钟会被蚊子咬十几个包，我读一个多小时竟然依旧肤如凝脂。就这样，我把那本唐诗从头到尾背了下来。

我的宿舍也就是父亲的宿舍兼办公室。正当狂背唐诗的那些日子，我发现父亲办公桌的抽屉里有上下两册《红楼梦》。晚上做完作业，或等父亲出差时，我就偷偷地翻开来读。为了不让父亲发现，我每次看完不敢像父亲那样留下折痕，而是将读完的页面记录在作业本上，下次再接着读。我似懂非懂，却很是喜欢，我被里面的诗词迷住了，对故事倒不是那么上心。但那段时间我的成绩下降很快，不久，父亲抽屉里的那两本书突然不见了。

我不解渴，又从一名同学那里借了托尔斯泰的《复活》来读，那是我最早接触的外国文学。我并没有读懂《复活》这部书，但对小说开头描写女主角卡秋莎·玛丝洛娃的外貌印象非常深刻。我记得托尔斯泰一连用了三个“丰满”。《红楼梦》中的宝黛恋没有在我稚嫩的心里荡起涟漪，《复活》中这位迷人的俄罗斯女子却在“大踏步走出牢房”的同时，也大踏步走进一个中国少年的心里。丰满，自此成为我衡量女性美的一个重要标准。

我开始尝试写诗，写模仿唐诗、宋词的古体诗。我还大胆投过稿，那时投稿不用贴邮票，只要将信封的封口处剪下一个小角即可。我只给《长沙晚报》投稿，是因为我在父亲办公室偶尔能看到这张报纸，报纸旮旯里时常有我写的那种诗歌。我压根儿不知道还有其他报刊。惭愧的是，我精心炮制的大作全部有如泥牛入海。和众多少年早慧的诗人、作家不同，我读大学之前，没有发表过任何作品，哪怕是短短的一句话。

我的高中校园坐落在长沙县金井镇一个山村里，父母于我远如浮云，我就更大规模地写起诗来。班上女孩子听说我写诗，觉得稀奇而又浪漫，纷纷来借我写诗的本子看，我欲迎还拒，弄得她们急火攻心。其中一个女孩子终于下了毒手，她说，我借给她的那个诗歌本子被弄丢了。这一招让我诗心大乱，没了方寸，从此封笔，全力复习迎接高考。好比道路被草木淹没，只留下方向。

1985年，我考入湖南师范大学。哪怕是阴差阳错地进了政治系，我也管不了那么多，所有约束都解除了，所有负累都卸载了，我自由的心性与青春的情怀一头扎进诗歌和书籍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