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败

编者的话

10年前刚入行的时候，写时政报道，说完事儿但又不知道归结为是啥问题的时候，把它归结为体制问题就不会错。体制是个筐，啥都能往里装，你拿它来兜底不但没人说你偷懒，总编辑往往还会称赞你写出了深度。

后来我慢慢就发觉不是这么个事儿，厌倦了这种写法。新闻人做的也应该不止于此。去年我们做袁隆平的封面报道时曾经说过，每个国家都存在着一种可称为“国家风景”的东西，即一种深刻的风貌，可以呈现这个国家的独有一面。所谓体制也根植于这种历史沿袭、精神气质和文化传统中。这大概可以解释，同样一种制度，在西欧和在东南亚为何会南橘北枳。我们愿意深入描摹这种风貌，哪怕它掩藏在时代的雾霾中。

另一重因体制而容易被忽视的维度是人。就像这期我们两篇报道的主人公，朱清时和廖新波，他们所处的教育和医政系统恐怕是民生领域中最为重要也最易被诟病的体制一端。他们既是这个体制的共生者，也是这个体制的改革者。公允地说，他们与外界某些人的期望不同，并不是体制的对立面，但他们也决不像某些同僚那样将问题借口于体制而心安理得地甘当一个碌碌无为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富于创见勇于担当，他们也懂得妥协并且不耻于承认自己身上也带有这个体制的烙印和局限。

为什么报道他们？因为他们身上包含“新而重大的公共性”。有人曾经指摘《人物》杂志是一本文娱刊，这是一种不尽公平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