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辉志

在山东临沂地区烈士陵园里，长眠着一位英勇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德国共产党人，他就是汉斯·希伯。在为他专建的一座庄严的陵墓上，墓志铭写下了中国人民缅怀希伯的颂词：“希伯同志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和把中国正义斗争的消息传播给世界人民的献身精神，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 希伯同志永垂不朽！”

汉斯·希伯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1897年他出生在现属波兰的克拉科夫。在波兰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即去德国，上过大学，后积极参加工人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加入德国共产党。希伯一生从事新闻事业，来中国以前，他以海因兹·英勒的笔名，经常在德、英、美等国的报刊上发表文章。1926年、1932年、1934年，他先后三次来华，在中国的时间长达11年之久。他一生的主要事业跟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联结在一起。

北伐军中的“洋编辑”

“五卅”惨案和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浪潮在全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引起了汉斯·希伯对中国革命的关注。1926年，年仅29岁的希伯离开祖国，不远万里，来到了上海，此后，他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中国度过的。

他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立即深入调查“五卅”惨案和工人运动的情况，随后他南下广州参加了北伐军。当时，以加仑将军为首的大批苏联职业军人，奉苏联政府之命，和北伐军一起并肩作战，而作为新闻记者的希伯则被派往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工作，与国际工人支援组织负责中国事务的代表弗里德雷克·利享哈德一起，担任总政治部机关刊物《中国通讯》的编辑。身着北伐军军装的汉斯·希伯在政治部里格外引人注目。他工作一丝不苟，认真负责，常常加班到深夜，大家劝他注意休息，他也只是说“谢谢”，照样埋头苦干。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副主任郭沫若对希伯这种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希伯在《中国通讯》上所发表的文章，大部分是他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负责人、广州国民政府各部的主要代表协商后写成的，其主要内容是向国内外宣传国民革命军领导集团的主张，宣传北伐战争的伟大意义。为了当好《中国通讯》的编辑，他挤出时间，研究了中国历史，并经常和几位中国同事交换意见。同时，他还以很大的精力，着手汇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关中国问题的著作，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这项工作未能完成。不过，他在编辑工作中，能自觉运用马列关于中国问题的思想来指导自己的工作，这在当时却是非常可贵的。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日益暴露，希伯编辑的《中国通讯》引起了国民党右派越来越大的反感，希伯这位“洋编辑”也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后来，《中国通讯》已不能继续出版，于是，希伯向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正式声明，他已不能把自己的观点和国民党的观点统一起来。

1927年，希伯为之奋斗的中国大革命失败了，他怀着悲愤的心情回到欧洲。他把自己在华期间撰写的文章和中国共产党以及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在北伐战争期间的一些重要文件，编成《从广州到上海（1926-1927）》一书，译成德文，以“亚细亚人”的笔名，于1928年2月1日在柏林出版。他宣布：“这本书献给这次革命及其英勇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编写此书的过程中，他曾召开过中国问题讨论会，就中国革命发表过专题演说。

希伯人在故乡，心在中国。他对中国的思念促使他于1932年告别妻子，再次来华，并且在上海定居。不久，他妻子秋迪也来到了中国。除去1934年他回欧洲半年，自1932年起，直至1941年他在抗日战场上英勇牺牲，希伯一直生活和战斗在中国人民中间。

新四军中的“洋记者”

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抗战的业绩，使汉斯·希伯激动不已。他为了如实地报道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英雄事迹，决心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考察。

1938年春，汉斯·希伯经武汉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毛泽东同志接见了他，并同他进行了亲切的交谈。毛泽东在谈到美国记者斯诺写的《西行漫记》时说，这本书是外国人报道中国革命斗争很成功的著作之一，出版后立即轰动了全世界。当谈到希伯在《太平洋事务》上发表的对《西行漫记》的评论文章时，毛泽东说，斯诺已经真实地向世界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英勇奋战的情况，并在国际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不应该对他的作品求全责备。希伯感到毛泽东的谈话使他收获很大。

1939年2月，汉斯·希伯与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等，由新四军卫生部负责人沈其震陪同，从上海到达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采访了周恩来和新四军领导人叶挺、项英等同志。3月7日，周恩来在军部礼堂，向排以上干部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希伯聆听了周恩来的报告，并作了记录。不久，希伯在《亚美评论》上发表了《周恩来论抗日战争的新阶段》的文章，报道了周恩来在新四军军部报告的要点。希伯在这篇报道中，向世界人民说明，中国抗日战争第一阶段已取得了重大胜利，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持久抗战，一定会夺得最后的胜利。在这次采访期间，他曾与周恩来、陈毅等合影留念。

这次采访结束以后，希伯回到上海，就新四军为何英勇抗战，写了许多报道。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希伯对此无比气愤。他在3月出版的《亚美评论》上发表了《叶挺将军传》，他用1939年访问新四军时叶挺自述的历史，论述了叶挺“是一位争取中国的民族自由和民主进步事业的忠诚战士”，要求“立即释放叶挺并停止对新四军与八路军的一切进攻。”他还写了《中国的内战磨擦有助于日本》等文章，向世界人民报道了“皖南事变”的真相，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揭穿了蒋介石集团在“皖南事变”后编造的种种谎言。

1941年5月，希伯和夫人一起，再次到新四军抗日根据地采访。他在苏北的盐城、阜宁，会见了新四军领导人刘少奇、陈毅和粟裕等同志。6月下旬的一天，刘少奇特意邀请希伯到总部，就苏德战争的爆发等问题，进行了长谈。

希伯在苏北期间，亲眼看到根据地广大军民的抗战热情，受到很大鼓舞。他参观访问，参加集会，发表演说，进行写作，工作十分繁忙。仅仅几个月，他就写出了一部约8万字的书稿《中国团结抗战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这本书对各国人民认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如何坚持抗日救国，起了积极的作用。endprint

在苏北采访期间，希伯还撰写了《重访新四军占领区》和《在亚洲的日本战线之后》两篇报道，先后发表在《亚美评论》上。希伯在《重访新四军占领区》这篇报道中说：重庆政府从1941年1月正式“解散”新四军以来，一再说这支军队“不存在了”。实际上新四军控制的地区，几乎包括江苏的全部农村，安徽省的大部，河南省的一部和湖北省的大约一半。在《亚洲的日本战线之后》一文中，希伯着重介绍了新四军领导广大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府、人民参议会和减租减息的状况。该文最后指出“在日本战线后面的长江下游流域，广大人民在新四军的领导下，正在建立一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希伯的报道，有力地揭穿了蒋介石集团诬蔑新四军的种种谎言，使国内外人民得以更多地了解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战的真实情况。

通过这次对新四军的采访，希伯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军民在敌后抗战的了解。他决定继续北上，到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采访。新四军领导同志告诉他，去山东敌后路途艰险，劝他暂缓此行。他却坚定而又恳切地说：“正因为这样，我更要去。那里从来没有外国记者去过，需要我去！许多问题，我到那里才能找到答案！”于是，希伯和夫人秋迪就此分手，秋迪女士由新四军特派员护送回上海，以便秋迪能尽快地把希伯新写的文章从上海寄往外国发表；希伯则继续北上。然而，谁也没有料到，希伯夫妇这一次分手，竟成了他们的永别！

八路军中的“洋战士”

在新四军的护送下，汉斯·希伯晓宿夜行，越过古运河，跨过陇海路，穿过敌人的重重封锁线，终于顺利地到达山东解放区。1941年9月12日，希伯到达滨海区八路军115师师部，受到师首长和同志们的热烈欢迎。他高兴地说：“能和山东军民会见是很荣幸的！是战友的会见，亲人的会见。”9月25日，山东《大众日报》以《德籍作家希伯到鲁南，各界筹备欢迎》为题刊登消息说：“在抗战后，外国记者来鲁南，还是以希伯先生为第一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各界于10月4日为希伯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希伯在答词中，激动地回顾了他10余年来同中国人民一起艰苦奋斗的历程，表示“一定要把亲身经历的一切事情，真实地报道给全世界的人们。”他还深有体会地说：“谁要想真正地了解今天的中国，真正地了解中国人民是怎样英勇地和他们的敌人——日本侵略者坚持斗争，谁就一定要亲身到中国的敌人后方来！”他的话博得听众经久不息的掌声。

汉斯·希伯一到滨海，立即访问了八路军115师政委罗荣桓和省战工会、八路军山东纵队负责人黎玉等。他还采访了许多地方干部和工农兵群众，参加了一些集会。他白天采访，晚上写作，夜阑人静时，人们还常常听到他的打字机在“嗒嗒”地响。

希伯在滨海区住了不到两个月，就写出一篇通讯《在日本占领区的旅行》和两份长篇报道--《八路军在山东》、《为收复山东而斗争》。此外，他还用新的材料，补充、修改了在苏北时的书稿《中国团结抗战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这些文稿中，他旗帜鲜明地表示：“如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抗战，中国的抗战能坚持到今天是不可想象的。”他对国民党玩固派大搞反共摩擦、制造分裂、破坏抗战的行为十分愤慨，因此，他以私人友谊，致电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拉铁摩尔，痛陈反共摩擦必须制止，而民主团结必须推进。

1941年11月初，日军5万余人，分11路向我鲁中沂蒙山区袭击合围。我115师决定从滨海区挺进到沂蒙山区展开反“扫荡”战役。当时，领导上从希伯的安全出发，让他暂时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区，但被他谢绝了。他说：“这正是需要我的时刻，我要和战士们在一起，并把这一斗争的壮烈事迹报道给全世界反法西斯的人民。”当夜，希伯随115师师部，冒着寒风，踏过沂河、沭河，穿过敌人封锁的沂沭平原，于次日清晨到达沂蒙山下。

希伯一到沂蒙山区，就主动去找有关组织和群众，采访抗日活动和生产情况。他很愿意接近群众，时而为孩子们治病；时而为群众碾米；时而听孩子们唱抗日歌曲；时而和他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孩子们都亲热地称他为“老希大爷”。在生活上，他不怕艰苦，同大家一样，经常吃干煎饼。有时部队一天要打几次仗，一夜急行军100多里，还常常喝不上水，吃不上饭，然而，希伯都毫无畏难情绪。行军中，师首长给他配了一匹枣红马，但他不骑，马背上不是骑着伤病员，就是驮着行李、军械。他穿着八路军的灰棉军装，佩带短枪，和大家一起行军、战斗，因而，他很快学会了作战时如何利用地形地物和掩护射击等知识，熟悉了行军规则和夜间联络信号，同志们都亲切地叫他“外国八路”。

11月4日傍晚，日军以优势兵力包围了我115师师部、山东分局机关和师特务营共3000余人，妄图一举吃掉我指挥机关。下午，罗荣桓在牛家沟召开军事会议，研究突围问题，特邀希伯参加。希伯感到特别荣幸，因为115师首长们对他如此信任和关怀，使他深感自豪。傍晚，突围开始，罗荣桓同希伯握了握手说：“咱们一起走，打前站，突围一定顺利成功！”天色微亮时，部队胜利突围。希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觉也不睡，去找罗荣桓祝贺。回到住处之后，立即写下了一篇通讯--《无声的战斗》，描述了这次突围的壮丽情景。这篇通讯，很快就登在115师《战士报》第一版上。

血与火的斗争使希伯越来越坚强，在战斗中，子弹经常在他身边呼啸飞过，但他镇定自若地在前线观察战斗情景。有时敌人被打得丢盔卸甲，他便放声大笑。战斗一停下来，他就坐在石头上，用腿当桌子，快速地记录材料；同志们在深夜进入梦乡了，他却仍在灯下写作。

为了有力地对付敌人，我党政军领导机关和警卫部队分散活动，各自为战。希伯和以省战工会为主的第二梯队一起战斗。11月30日，第二梯队在东蒙群山中海拔近700米的大青山与敌人遭遇。日军一个混成旅团将我二梯队重重包围。我二梯队仅有一个连的兵力。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指战员们同敌人展开了殊死战，希伯和机关工作人员一起也投入了战斗。梯队领导决定分成三个分队向西南突围，并安排希伯随一分队先走，但他不肯。待一分队冲出敌围后，领导又动员希伯随二分队突围，他仍然不肯，说：“敌人已经包围了我们，我决定战斗到底！”他拿起手枪，加入了最后突围的三分队。在激烈的战斗中，希伯的翻译和警卫人员先后倒了下去，许多同志负伤、牺牲。希伯从牺牲的同志身边拣起枪来，猛烈地射击敌人。这时，虽然他臂部负了重伤，但他仍咬紧牙关，坚持战斗，终于在大青山下王道沟的罐沟子山麓上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时年44岁。

1944年，为纪念汉斯·希伯同志，山东军民在赣榆县的马鞍山上，建立了一座白色的圆锥形纪念碑，碑上镌刻着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副政委黎玉、政治部主任肖华的题词：

为国际主义奔走欧亚；

为抗击日寇血染沂蒙。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