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克尼

“大刀向鬼子们

的头上砍去！”

走进二楼的展室，首先夺人眼目的是抗日战争中中国军人使用的大刀。悬于展室壁上的大刀，为抗战中广东抗日军民所用。而抗战之中，以大刀夺敌魂魄而战功卓著的当属西北军大刀队。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麦新这首著名的《大刀进行曲》历经半个多世纪，绝大多数中国人仍耳熟能详。抗日战争时期的喜峰口大捷、卢沟桥事变、台儿庄大捷，中国军队的大刀杀出了威风！

1933年3月4日，侵占我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以第6、第8师团和混成第14、第33旅团等部8万余官兵，分别向长城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等地进攻，企图突破长城防线进一步向华北扩大侵略。

3月11日，中国军队宋哲元军（第29军），冯治安师（第37师）抽调赵登禹旅、佟泽光旅，避开日军优势炮火，分两路乘雪夜迂回至喜峰口日军侧后，发起突袭。赵旅出潘家口，距敌较近，旅长赵登禹将军手提大刀，裹伤亲自带队急行60余里，前出至三家子、小喜峰口。狼洞子日军服部、铃木两旅团阵地，以及白台子南侧日军炮兵阵地，猝不及防的日军炮兵、骑兵在睡梦中大多被中国军队的大刀砍杀，缴获日军火炮18门，因无法带回，悉数炸毁，只将炮队镜、炮栓以及军用地图、摄影机1部、轻机枪20余挺携回。

喜峰口一战，歼敌3000余名，日军炮兵大佐服部亦成了刀下之鬼。当时的日本报纸说：“自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以外，而遭受60年来未有之侮辱。”此战之后，日军吃了中国大刀的亏，遂废止自明治以来华而不实的西洋式指挥刀，军官、士官一律改佩日本式军刀。在长城隘口罗文峪作战中，29军士兵王元龙创造一人手刃敌军16名的战绩。中国的大刀片极大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日爱国热情。赵登禹旅长因战功晋升中将军衔，并任第132师师长，1937年赵将军与侵华日军激战南苑，不幸牺牲，北京西城白塔寺东侧的马路“北沟沿”遂改名为“赵登禹路”。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第29军第37师大刀队在卢沟桥再立功勋。当时的《世界日报》3则报道可见战况：“11日，日军200余名，进攻大王庙，被宋部大刀队迎头痛击，血肉相搏。此队日军被斩头颅者占1/3，大快人心。”“大刀队屡建奇功。日军新开到之援军，昨日围攻南苑。29军大刀队急向日军冲锋，相与肉搏，白刃下处，日军头颅落地，遂获大胜，日军向丰台退却。”“29军大刀队杀敌。日军前锋昨拟占领铁路桥攻过永定河。华军在对河隐伏，不发一枪，迨日军行近，大刀队突起，挥刀大杀，日军头颅随刀而下。后路日军大乱，纷纷溃退。华军即用机关枪向之扫射，日军伤亡无数。两军相搏，历两小时之久。”

另据当时直接指挥卢沟桥战斗的37师吉星文团金振中营长回忆说，该营守卫在宛平城上的连长目睹敌人由永定河东岸向河西进逼，抢夺卢沟桥。桥西守军一排，顽强战斗，用大刀与敌拼杀，全排壮烈牺牲。他气愤已极，不待上级命令，即令一排出西门阻击日军，为弟兄们报仇。该排官兵放下步枪，只携大刀、手榴弹冲入敌阵，举刀砍杀，声震四野，一举消灭所有敌人。19岁的士兵陈永德一人就手刃日军13人。

1938年3月，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板垣、矶谷两师团激战于台儿庄。据时任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参谋处长的何章海回忆，日军侵入台儿庄东北角后，第二集团军仍扼守西南城角的最后堡垒顽强作战，连续数日，坚持着极为惨烈的拉锯战。日军仗其火力优势，利于白天作战，国军队则摸黑夜袭，每获胜利。特别是中国军队的大刀发挥了威力。有一人手刃敌寇9人，还有一人杀敌5人。参战的大刀队，平均每把大刀杀敌1人半。台儿庄之战，驻守滕县的中国军队亦拆铁轨打造大刀迎战日军。

喜峰口大捷、卢沟桥之战、台儿庄大捷的中国参战部队，如宋哲元的第29军和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析其源流，均属原冯玉祥将军的西北军序列。由于西北军扩充快，步、炮兵重火器不足，加之受日俄战争时日军以“肉弹精神”，用劣势装备打败强大的沙俄军队的影响，所以西北军在1921～1926年间十分重视官兵的肉搏近战训练，尤重劈刀。西北军装备的大刀，颇具中国特色。环柄、刀身宽，特别是刀头部分较宽，刀尖呈上斜形，如同《武经总要》称的“前锐后斜”的宋代手刀，另有皮鞘负于肩背。

昔日西北军在劈刀训练中，采用我国传统武术中的刀法，择实战动作，编成套路，官兵每日坚持练习，寒暑不辍，成为西北军练兵一大特点。当时的武术国手王子平、马凤图先生等都曾应聘于冯玉祥将军，就教于西北军中。驻防平津、冀察的29军，请河北冀县的著名镖师李尧臣教授刀法。李先生根据中国传统武术的六合刀法创编了一套劈刺结合的“无极刀法”，动作简单实用，全军普及。副军长佟麟阁将军偕李尧臣到各部队视察示范，大大提高了29军白刃肉搏的作战技能。

笔者少年习武时，曾师承在冯玉祥将军手枪旅任职、后为第15路军少校国术教官的孙先生。他说冯部向以善于步枪刺刀肉搏的日军为假想敌，特别重视大刀对付步枪刺刀的招法。我还清楚记得孙先生曾教授大刀对步枪的一个应急动作：敌突刺，我不及格挡，身稍偏避过刺刀，我大刀横刃于敌枪上，借敌之力，敌手、臂立断。

西北军在近战时，军官拿手枪，士兵拿大刀，与敌近战肉搏。当时的北洋诸军阀，大多吃过西北军大刀队的亏。西北军士兵手持闪光锋利的大刀赤膊冲杀，声先夺人，均收到了很大的战果。特别是1933年喜峰口之战后，侵华日军对西北军的大刀颇存戒心。斗转星移，喜峰口、卢沟桥、台儿庄的战迹已成为遥远的往昔，而抗日战争中痛斫侵华日军的中国军队的大刀片，与《大刀进行曲》一同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endprint

抗战中所获日军“关防”

展室中，令人瞩目的战利品是侵华日军第十八师团司令部的关防（印章），这是抗战中重要缴获。早年笔者在舒宗侨、曹聚仁《抗战画史》见其记载：“此为作战以来获敌关防之第一次”。另据周明先生新著《天下第一军》说，入缅作战的新38师在缅北瓦鲁班痛击日军第十八师团，毙敌联队长，作战课长，此印为新22师士兵所获。今日得见实物！

另有两个抗战初期中国海军的水雷模型。抗战之初，蒋介石曾计划沉船封锁江阴的长江航道，以全歼长江内的日本舰队。而行政院秘书黄某将此消息秘告日军，一夜之间，长江上的日本海军全部撤退，同时海军陆战队增兵上海。今日想起，仍为当年计划为汉奸泄漏未能全歼日本舰队而扼腕！

缴获日军的

九八式炮队镜

在展厅中见到中国军队缴获的一具“日本光学”厂生产的九八式10倍炮队镜。炮队镜旧称剪形镜，是潜望式双目光学仪器，主要用于炮兵战场观察、地形侦察、搜索目标、测定炸点偏差量以及测定炮兵阵地、观察所的坐标等。九八式炮队镜配用于日军四一式山炮和改进型的三八式野炮重观测车，因而又称“重观炮队镜”，主要用于炮兵要塞战、包围战的观测侦察，其视界4度5分，出瞳直径5mm，全质量14.5kg。炮队镜出现于19世纪末，日本陆军使用炮队镜始于日俄战争时期。日本引进德国葛尔茨（Goertz）公司制造的15倍炮队镜，在东京进行仿制，定名为三七式重观炮队镜，视界3度，出瞳直径为3.1mm，全质量8.53kg，是大正和昭和时期日本陆军重炮、野炮的主要观测器材。

日本三七式炮队镜最初只是日军炮兵的观测具，后来也装备步、骑兵编成内的随伴火炮，用于敌情搜索和射弹观察。我们在历史照片中可以发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中，日军所谓的“多门师团”即第2师团炮兵阵地上的三七式炮队镜。日军步兵惯于利用拂晓和黄昏发起攻击，因而，日军认为光度不够是三七式炮队镜致命的缺点。为此，日军引进德国卡尔·蔡司公司制全质量为50kg的大型炮队镜，定名为九一式七厘米炮队镜，作为陆军重炮兵的制式装备。1933年3月11日，中国军队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赵登禹部大刀队夜袭喜峰口日军炮兵阵地，缴获日军炮队镜，并摧毁火炮18门，此战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战士气。

从历史照片中得知，“七·七事变”在宛平城外的日军第1联队一木大队的军官，以及为支援日军第14师团强渡黄河，日军野炮第20联队化装侦察的日军，都是使用这种九八式重观炮队镜进行战场观察。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著的《长沙作战》中也曾提到：侵华日军第35师团的第一线部队，在进行渡河作战准备上煞费苦心。特别对黄河的特点，如河宽、流速、水深、河床、河岸状况等实际状态，由主要军官亲身便衣化装进行了约一个月的仔细侦察，以避免在选定渡河点、渡河方式等方面发生错误。

日军还专为步、骑兵随伴火炮设计了九三式8倍炮队镜，出瞳直径为5mm，其突出特点是两镜筒被结合轴固定。九三式炮队镜为步兵炮观察班的基本装具。1939年2月10日，我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在河北南宫附近的香城固伏击战中，曾缴获日军九二式步兵炮和九三式炮队镜。直至1950年抗美援朝作战中，我志愿军炮兵仍在使用缴获日军的九三式炮队镜观察并指挥火炮打击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日军军刀与军衔

在兵器室刀剑区陈列的缴获侵华日军的军刀，其中一把为“昆仑大捷虏获之日军指挥刀”，此刀确切说为日军明治至昭和时期尉官礼仪军刀。另一把说明牌上书“抗战台儿庄大捷虏获日军骑兵指挥刀”，准确说应该是日军“三十二年式甲型军刀”（简称“三二式甲”），为骑兵士兵所用，并非军官指挥刀。据日本泰平组合《日本陆军兵器资料集》记载：甲型三二式骑兵军刀，刀身较传统日本刀直，护手为西洋风格，便于马上单手劈刺。从日本《一亿人的昭和史》和萌黄会《日本骑兵八十年史》、《日本骑兵写真集》等历史照片看，日军认为三二式军刀在仪仗之时，由于西式的护手大，便于马上长时间的“肩刀”（清末至今，我国骑兵称“抱刀”），而日本刀的棒状刀柄不便“肩刀”和单手劈刺。日军三二式骑兵军刀随身佩带时挂在腰带左侧；乘马行军时，军刀悬挂在马鞍右侧后方。

日军骑兵基于日俄战争的经验，重视白刃战。从日军《剑术教范》看，日军骑兵的军刀劈刺，动作简单实用。主要为“刺突”（即刺杀立姿目标）和下刺（刺杀卧姿目标），以及“斩击”，即军刀由后向前劈和向后劈。值得一提的是，日军骑兵军刀由后向前的“斩击”可借马的冲击力，杀伤面大，且省力。

日本明治时期，在三二式骑兵军刀列装之前，士兵的军刀为二十五年式军刀，其刀柄为铜与木的结合，无防滑纹。而骑兵军官的军刀刀柄类似陆军的礼仪军刀，铜镀金和水牛角结合的刀柄上有花纹，花饰的多少以区别尉官和佐（校）官用刀。这类骑兵军官刀，抗日战争中曾被我军缴获，北京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厅中即有陈列。

此次笔者参观台北“国军历史文物馆”最遗憾的是未见其“镇馆之宝”，即1937年侵华日军南京屠城时，杀我同胞107人的一柄九八式军刀。以往仅在台湾的《国防译粹》杂志封面见到照片。

让笔者更为吃惊的是，刀剑区中竟将一把中国北洋时期军官佩的“五狮”军刀，当作“抗战胜利日军冈村宁次大将降刀”展示，这显然是错误。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我国的礼仪军刀曾向日本订制，如清末新军武官的指挥刀刀柄为龙头（一说“飞蟒”），而民国初年北洋陆军将官的军刀则以狮子为饰，在刀柄和刀鞘上分别有形态各异的狮子，依级别有五狮、七狮，最高为九狮。据笔者所见，如讨袁护国英雄蔡锷的佩刀为九狮，另如甘肃督军张广建的军刀也是九狮。

冈村宁次的军刀，在1945年日本投降时由何应钦特制一木盒专送蒋介石。1949年，此刀连盒被解放军在南京“总统府”所获，1958年由总后军械研究所捐献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此刀一直在军事博物馆抗日战争展厅与日本黑龙会头子头山满赠大汉奸汪精卫的一柄由日本昭和名刀工吉原国家制的白木柄鞘的日本刀在同一展柜陈列。冈村宁次的这把军刀为九八式军刀，刀绪（穗）由茶色、红色加金色线编织而成。冈村宁次在其《日记》中矢口否认他的军刀为我军博所藏。

抗战胜利后参加广州受降仪式的肖源上尉收集了一套侵华日军军衔，这是一套侵华日军使用于1938年至1941年的所谓九八式陆军领章，捐献给“国军历史文物馆”。这位参加过抗战的老兵收集到侵华日军中将及以下之将、佐、尉、军曹等全套日军军衔殊属不易。

二战中，日本陆军的军服和军衔形制有几次变化。侵华战争初期，日军官兵着“昭五式”军服及军衔，其突出特点是军服上衣领为直领，领章以色别区分兵种，如红色为步兵，绿色为骑兵，黄色为炮兵等。领章上缀的数字为连队（团）番号，如阿拉伯数字4即为步兵第4连队（团）。肩章标示军衔，形制仿当时法国陆军纵向佩戴。

1938年，日军改换所谓九八式军服和军衔，军服主要特点将昭五式军服的立领改为折领。不再佩戴肩章，改由领章标示军衔。

1941年，日军再次更改军服军衔，称之为三式军服军衔，明显特点为军官上衣近袖口处有绿色饰线和级别标识。另外，领章较九八式尺寸略大，如九八式将、佐、尉领章统一为长40mm，宽18mm。而1943年的日军将、佐、尉衣领分别为45×30mm、45×25mm、45×20mm。这一时期日军的领章少将、中将、少佐、中佐、少尉、中尉的星是向一边排列的，而不是九八式领章星星全部居中排列。

望远镜与指北针

望远镜与指北针是昔日军官的珍物。展厅中陈列了抗战中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的顾祝同使用过的7×50德国蔡司望远镜，以及重庆53工厂制造的军绿色涂装的6×30中正式望远镜。

在抗日战争前，国民党军队不仅战术思想师法德国，连武器装备也是由德国进口或仿德国制造。望远镜也不例外，从德国引进较多的是著名的蔡司望远镜，有6倍、7倍、8倍、10倍、12倍望远镜，还有少量柏林葛尔茨望远镜公司产望远镜。据台湾王正华先生《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一书，仅1930年到1935年间，国民党政府向蔡司公司进口军用光学器材就耗用“国币”455万元。民国初年蔡锷将军指挥作战时所用的即是8倍蔡司望远镜，以指挥绥西抗战而扬名的傅作义将军在抗日战争时期使用的是一具大倍率蔡司望远镜。在国内革命战争中，我军缴获的各类蔡司望远镜颇多，例如彭德怀、徐向前、粟裕等名将都使用缴获的6×30蔡司望远镜。

展厅陈列的中正式望远镜，在中国军用光学器材发展中占有特殊地位。1937年5月，国民党军政部兵工署军用光学器材厂筹务处按照荷兰的图纸资料，在3个月的时间内仿造出荷兰式3倍直筒望远镜样品。同年，柏林大学公费留学生龚祖同奉命到德国亨索尔茨厂实习，在威德特教授的指导下，与同在亨索尔茨厂的金广路一起设计了6×30双筒军用望远镜。1939年1月，昆明22兵工厂（后与51兵工厂合并改为53兵工厂）开始试制双筒望远镜。3个月后，试装出中国第一具军用双筒望远镜，从1939年至1949年，共生产了2万余具。这种望远镜曾以当时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的号“敬之”命名，后改称“中正式”。这种望远镜左右目镜均可调焦，右目镜中有密位分划，用于测量。镜体上饰硫化皮制的防热层，花纹大面凸现，外观粗犷。“中正式”及“军政部造”的椭圆形标记用极细的金属丝嵌入镜体端面。

到了抗日战争中后期，国民党军主力部队曾批量装备由美国提供的威斯汀豪森公司生产的M3型6×30和M16型7×50军用望远镜。这两种望远镜在二战时曾大量装备盟国部队。值得一提的是，战后台湾军队联勤部四〇二工厂仿制美国M13A1 6×30望远镜，命名为六七式6×30望远镜装备台军。

在抗战馆指北针展台中，陈列着美、英、中等军用指北针和一种测绘罗盘。其中，中国制造的中正式行军指北针是抗日战争期间我国昆明的22兵工厂根据德国的“卡塞”军用指北针仿制生产，后在“中正式”基础上改进称为“中正壹式”，其总量达31310具，它奠定了我国军用指北针近半个世纪的基本形态。之所以被冠以“行军”指北针，是其上有1∶2.5万、1∶5万、1∶7.5万、1∶10万等几种比例的里程滚轮，可对应各种比例的地形图测量读出行军距离。这种指北针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被装备或缴获的国、共两军的军官们均视为珍物。

抗战中，中国军队牺牲了数百万官兵、数百员将军，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博物馆的抗战陈列，都诉说不尽那血染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