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焱鑫

人在南方，接到老家电话，爷爷的厂子破产结算，彻底不存在了。崭新的商品房住宅身下，几十年前曾是一座偌大的工厂，生产炙手可热的合成纤维制品。爷爷是这家特大型国有企业的业务副厂长，主管数以万计的工人。

那个时代，一座工厂就是一个微缩社会，有小学、商店、宿舍、澡堂子和理发店。整座城市也不过由几个厂子构成。硕大无比的厂房是爷爷的骄傲，也是我们那座城市的地标。

从十几岁出来做工，到离开人世，爷爷为这座工厂卖了一辈子命。有人说，老厂长干起活儿来是不要命的，在车间当工人的时候如此，当了领导还是如此，甚至更加过分。

爷爷很忙，非常忙，管利润，管技术，也管工人的婚丧嫁娶。那个年代，一个人进入了国营工厂，就找到了自己的第二个家。厂子要包揽每个人的一切，厂长，也是家长。

爷爷愿意这样做，他热爱他身处的时代。因为他的一切，都是那个时代给予的。

1940年代，东北发洪水。爷爷领着弟弟挨家挨户讨饭。他对我说起这个，经常泪流满面。他痛恨那穷困的日子，因此无比热爱参加革命后自己的变化。

生产上，他始终冲在前面；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也没落在后边。他抓过生产，也批判过“唯生产力论”；他斗过别人，也被别人斗过。无论怎样，爷爷始终是个听话的人，把绝大多数时光放在家门外的人。

他对工作的投入，对紧跟时代的热情，在我们那座城市有口皆碑。“文革”结束后，他被组织上列入副市长的人选名单，最终不了了之。事后有人透露，当时上面的意见有较大分歧，有人称赞爷爷是业务能手，廉洁奉公，有人说爷爷在“文革”时成了“三种人”，是非不分。

我无意替他掩饰，但爷爷不是“三种人”，在我看来，他只是一种人，热爱、跟随他经历的时代的人，他无力判断对错。他或许被利益之争裹挟，但从没意识到自己的私利。

1980年代，爷爷所在工厂和西德一家企业洽谈设备引进。几个卷毛碧眼的西方专家，和一个穿中山装的共产党干部，开始漫长的沟通协作。这些在各自国内领着高薪、住着别墅的老外，惊奇地看着眼前的这位企业负责人：他没有汽车，抽着劣质香烟，吃着高粱米饭和咸鱼。

回国前，外国专家和爷爷喝了一顿烧酒。其中一位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电子表，送给爷爷，“说实在话，我们很不喜欢你的作风，但我们很钦佩你的为人。”

这是我从爷爷工友处听来的，我愿意相信这个故事。在那个年代，确有那么一群人，没有像现在这般，把手中的权力放到市场上当钱花。比如我的奶奶，厂长夫人，就在爷爷的厂子里面，扫了一辈子厕所。

可他的坚持，留不住那个时代。爷爷退休前不久，合成纤维厂的利润急转直下，曾经的畅销货变成库存的垃圾品。西方价廉物美的替代品冲击着这个靠计划经济起家的工厂，加之退休工人越来越多，历史包袱沉重，曾经的利润大户变成扶持对象，曾经的大型厂房变成了大块空地，几年后又变成了住宅小区。

忙碌一辈子的爷爷开始无所事事，黯然退休。他眼看着自己的厂子变得空空荡荡，成群结队的工人带着买断的安置费，各谋出路。

爷爷变得暴躁、神伤，最爱回忆，在回忆里发泄不满。他越来越看不懂接踵而来的时代，有人开始减肥，有人开始讨饭，他难以接受。

新时代来得太快，老布尔什维克难以理解。1990年代中期，儿女开始接触股市。爷爷总是愤愤地说：“社会主义怎么还能有股票呢？这些都是你骗我我骗你的东西。”

1996年的一天，厂子实在没有闲钱，连职工宿舍的暖气都停掉了。愤怒的职工找到老厂长，爷爷骑着自行车找曾经的下属理论，摔倒在水泥地上，再没有站起来。

1997年3月，爷爷从老宅四楼跳下，撒手人寰。

爷爷离世那天，我读初二，正在课堂上听老师沉闷无聊地讲解。我不知如何解释至今仍在我脑中打转的真实的一切：整整一天，耳边一直听到有人在喊我的名字，异常清晰却不知来处，心口一阵阵疼痛、发闷。人和人之间是否真有某种莫可名状的联系？我无力解释，我愿意相信。

爷爷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最反对搭建灵棚。家人在老宅楼下的两面通风处，还是搭了一个不算大的灵棚。奇怪的是，整个过程中，四周狂风大作，几乎把灵棚卷塌。

有人说，爷爷太想离开了，太想让所有人都赶紧忘记他，太想让一切都不着痕迹。

爷爷活到今天，整整80岁了。他紧紧跟着那个时代，他比那个时代走得更早。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