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杰

《沉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本白话小说集，一经发售便引领潮流，读者众多。其功应不在小说的形式多么特别，表现多么深刻，而在于郁达夫创造了一个群“袋中无钱，胸中有恨”的“零余者”，从他们性的苦闷、生的苦闷等方面，青年们看到与自己几近相同的经历。简而言之，郁达夫创造的“零余者”的形象，是一代人在“五四”新文学作品中的集体发声。

郁达夫是“五四”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自我表现、个性解放、启蒙特质、悲悯情感、颓废的书写等，这些“五四”文学的标签都可以拿郁达夫的小说来作为旁证。但“零余者”形象系列，作为郁达夫文学作品的独特创作，无疑涵盖了上述所有“五四”文学特质。本文拟从“零余者”形象的精神内涵分析入手，论述郁达夫的小说创作与“五四”新文化主旨的融合与冲突。

一、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情绪特征

众所周知，“五四”最大的贡献是对个人的发现，刘再复称这种将“个人”从“集体”（或称作“民族”）中解脱出来的行为是灵魂主权的获取。个人主义可以说是“五四”最热门的口号之一。“在中国（这个大的架构中），个人的价值并非是不辨自明的，同时也不是人生哲学（或态度）的终极目标”。什么是个人主义？人是个体存在物，不是国家、民族的附属物，这是个人主义。它关心的是个体的独立和生命的自由。个人主义的盛行使得“五四”时期成为一个个人与集体，个人与传统，甚至是个人与民族相对立的时期，郁达夫在《艺术与国家》中就明确将国家、民族视为“个人”的对立项：“国家主义与艺术理想，取两极端的地位”。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正是完全“五四”式的，他们多愁善感，家境寒酸，身怀报国情怀而无处施展气力，只能在苦闷中沉默着，或走向灭亡。个人主义的精神状态在零余者身上的表现是复杂的：《沉沦》中的那个零余者时而会想着回归山林：“他仰起头来看看澄清的碧空，同那皎洁的日轮，觉得四面的树枝房屋，小草飞禽，都一样的在和平的太阳光里受大自然的化育”，时而又想着拿起铁刃复仇革命：“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都是我的仇敌，我总有一天来复仇，我总要复他们的仇”。郁达夫的主人公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不定，幻想和实际总在自相矛盾，天人交战。也正是这种矛盾的状态，使得这个形象又绝对是郁达夫独创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零余者的经历遭际，如《茫茫夜》中的闹学风波和郁达夫基督教中学的经历相似。主人公的人格性情甚至是姓名，如《茫茫夜》中的于质夫，都与作家相似。因此，写实主义在“五四”之时虽然大行其道，但在口号之下，作家的理解其实就是要严格按照自己的情感、经历来进行创作实践。

时代的共名与作家自己的经历和艺术选择全部注入寒酸男书生的形象塑造。时代和个人，宏观和微观，在作品中交叉、融合，表现丰富。这种交叉和融合是个值得探究的，正是在交叉融合的过程中，个人主义在文本表现中有了更丰富的内涵。郁达夫将个人经历写进小说，认为“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虽然这句话在当时引起广泛的争议，郁达夫本人也曾做出过澄清，但是文本显然更加能够说明问题。郁式痕迹、性情、经历等呈现为作品的底色，被应用到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之中。毫无疑问，“个人主义”从作品的创作过程，到作品的实际内容都已被广泛地接受和应用。“作家本身的情感、情绪、看法及梦想；艺术创造便因此更倾向于作家对其本身人格及生活不同层面，特别是较阴郁、较隐蔽的层面”，作品成为作家个人的自我呈现，同时也成为个体读者的一面镜子。当个人被充分发现和重视之后，民众必然要追求解放，这种解放来源于对自我的关注。从更高层次上说，对自我的关注其实就是对人类自我的关注，而关注人类自我又必须与现实个人的经历相结合，否则就是虚无的口号，在上述背景下，文学创作即使既是自我的表现，又表达着对普遍的人的关注。也就是普实克所说的“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主观主义可以看作是个人主义在作品中的进化。郁达夫是文学创造者，更是个新人。所谓新人，赵园定义为：“无论在生活还是文学中，准确意义上的‘新人，应当指人群中的那一部分，即集中地体现着时代精神和时代前进的方向对于‘使命更为自觉依历史要求而行动的先觉者和实践的改革者”。郁达夫和“零余者”们与赵园所定义的“新人”显然是背离的，但我们还是要称他们为“新人”，因为他们在作品中虽然表现颓废，但当颓废与抒写孤独、叩问存在意义相联系时，颓废也会变成美感形式之一。李泽厚说：“文学由情感、理解、想象、感知诸因素，文学的厉害在于将思想化作情感去打动人。”。郁达夫的写作套路，比如露骨的性欲描写、过于直白的内心隐秘的揭发和情节粗糙而文中情感表现过于激烈等，明显与“五四”时期主流的文学创作相冲突，但“创造”的郁达夫“自我”正是在这个冲突中被建立起来。“五四”倡导的个人独立、个性解放很快烟消云散，也许只有情感和思想才能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找到得以留存的土壤，郁达夫“零余者”的意义也在于此。

二、“零余者”的颓废心理

“五四”是破旧立新的时代，以《新青年》为发端的“五四”新文学，一切要义就在于一个“新”字，历史被当做进步的见证者，传统变成创新的垫脚石，顺理成章地传统的循环的时间观被线性的进步的时间观所替代，“进步”“新潮”“黎明”等成为“五四”热词。然而偶像和传统的破除必然会带来短暂的信仰缺失，“五四”时期青年和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代新知识分子也必然会经历一段迷茫时期。“新的尚未出生，旧的已经死亡”，“五四”时期还没有一种普遍的社会理论被广泛接受和承认，对于新的民主国家没有明确而统一的想象，虽然用西方先进思想来破除传统弊端，张扬启蒙、理性的力量是时代共名，然而在共名之下，每个思想者都会有自己的设想，鲁迅“排众数而任个人”的“人国”理想，巴金的无政府主义等等。而正当“五四”“巨轮”滔滔向前，一股“颓废”的气息也正抽丝发芽。“颓废”，同“启蒙”“理性”一样是舶来品，它本是西方文学概念，二三十年代曾有人根据法语发音译为“颓加荡”，音义兼收。从字面意思可以想见，“颓废”在“五四”时期呈现出令人躲闪，人见人怕的场景。究其根源，“颓废”并没有被当时的知识分子视为文学现代性的一个方面，卡里奈斯库在《现代性面面观》中曾梳理过19世纪欧洲的两次“现代”潮流：一种是启蒙主义经过工业革命之后发展成的偏重科技发展和对理性的持续乐观，自然伴生了中产阶级的庸俗和市侩；另一种是后期浪漫主义演变成的艺术上的现代性，也可以称之为现代主义。五四”时期前者在融合了人道主义、民族主义之后，成为主流价值观，“颓废”则成为一种不道德的文学创作风格。endprint

而“颓废”是“零余者”们的重要标签之一。从这个角度出发，郁达夫对未来民主国家的想象是独立于“五四”新潮之外的，所以我们称之为“新人”。郁达夫在《沉沦》小说集中对于死亡、贫穷等灰色题材的叙述，对于主人公忧郁症、性苦闷的描写都摆脱不了一种颓废的气息。评论家认为《沉沦》的主角有一种“歌德式的自怜”，且不乏卢梭的影子；《银灰色的死》中郁达夫这样刻画主人公：“身长五尺五寸，貌熟，色枯黄，颧骨颇高，发长数寸，乱披额上”。“颓废”的内涵和意义自不仅仅停留在表面上的阅读感受，更深层的在于对“五四”主流价值观（对启蒙和理性）的推崇。这种反思可以说是现代的，也是先锋的。郁达夫通过在小说中营造颓废的气息和零余者，也是在表达一种失望情绪。“这种失望来自于主人翁客居异国，备受欺凌和蔑视，更加来自于郁达夫本人对生的苦闷、性的苦闷的无法解脱和苦闷中对生存的叩问和忏悔”。

“五四”是空前自由的时代，多种思潮并置，但占主导地位的思潮绝对是注重个人，突出个体的个人主义思潮，其他思潮虽然主义不同，但都注重唤醒个人的生命和灵魂主体。当个体自省时，就会根据个人处境找寻解放或者超越之法。郁达夫也不例外。而且他的解脱方式是完全中国化的。考察《沉沦》、《银灰色的死》中的主人公，他们都会对大自然的景色突然动情，心生向往归隐之意，

“那枝小草还是颠摇不已，一阵带着紫罗兰气息的和风，温微微的喷到他那苍白的脸上来。在这清和的早秋的世界里，在这澄清透明的以太（Ether）中，他的身体觉得同陶醉似的酥软起来。他好象是睡在慈母怀里的样子。他好象是梦到了桃花源里的样子。

然而这种寻找自己的园地，求个人一隅的安宁的幻想终不可得，零余者们最后皆死于生或性的苦闷。这是传统中国的解决方法（即归隐）和西方基督教的终结传统的结合。沈从文通过创建一个“怀旧式”的小说世界——湘西来表达对现代文明的失望，这是纯然中国式的。相似于波德莱尔在《恶之花》中抒发的在现代文明中感受到的“荒原”般的颓废气息，郁达夫对死亡的表现和对都市中生存情绪的某些表达也是“颓废”的。且看那个死了妻子，飘泊异国的可怜人走在“一条清净的路上”时的那个背影：“对了西边地平线上溶在太阳光里的远山，……呆呆的看了一会，他就回转了身，背负了夕阳的残照”。

三、启蒙精神和忏悔意识

“启蒙理性”是“五四”时期的精英话语，“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指向：人的发现和解放，就是以启蒙的方式在思想、文化等层面开展的。郁达夫作为一个“五四”时期的浪漫抒情作家，开创了情绪小说的创作风格，在创作中表达了自己强烈的内心情感，且用露骨的描写揭出了人类内心最隐秘的部分。在封建社会，道学家们鼓吹着“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实际却过着荒淫无耻的纵欲生活，“五四作家在历史道德化的潮流中痛斥黑暗，自我反省，宣扬理性精神。在这样一个启蒙主义时代背景下，郁达夫的性欲描写本身也就具有了启蒙意味。叔本华认为，性欲与其他欲望的性质截然不同，它构成人类的基本欲望。“一切意愿都产生自需要，因为是产生自缺乏，因而是产生自痛苦。”所以《沉沦》中的“他”作为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出现的最早的具有强烈个性的人物形象之一，他身上具有鲜明的“五四”品格，在这个形象塑造背后隐藏了郁达夫以启蒙理性的眼力揭开人性、人的生命原始冲动、人的价值界定标准等方面奥秘的诉求，具有深刻的认识价值。

“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大的功绩就是对“个人”的发现，这恰好完成了启蒙主义的核心任务。郁达夫的小说不仅发现了个人，更强调回归自然的启蒙主义精神指归。这里的“自然”并不仅是本文中所提及的“归隐”解脱方式，更指回归到人的天然状态，追求的是没有经过现代文明“阉割”的人性的自然完美和谐状态。卢梭将人分为“自然人”和“人为的人”，将人类生活状态分为“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自然人就是生活在自然状态下的不受拘束的自由人，自然状态下的人更多的具有怜悯和爱心，也自然而然地更容易表现出人的生理属性的方面”。郁达夫受卢梭的影响，把“五四”青年内心的情感和欲望赤裸裸的地表现出来，表达出对自然完美人性的向往，要求返回到人类的本真。“艺术的价值完全在一个真字上，是古今中外一例通称的”，“大凡艺术品都是自然的再现，把握自然，将自然再现出来，是艺术家的本分。”这种求真的直露和坦白渗透着回归自然的启蒙主义精神，“这样露骨的直率，使他们（指假道学家们，笔者注）感受着作假的困难”。

郁达夫非常推崇卢梭，他效仿卢梭对“自然人”的推崇而大胆描写内心性欲情爱的隐秘。在性欲的描写之后所流露出来的忏悔意识也与卢梭相差无几。郁达夫笔下的青年知识分子“灵肉冲突”的描写总是与深深的忏悔意识紧密相连。在对待性欲的态度上，郁达夫写出了两种极端的状态：沉迷和忏悔。沉迷就是“沉沦”，忏悔则是节制。卢梭认为欲念如果不被节制，就会给人造成无法避免的伤害。所以在《春风沉醉的晚上》才会出现零余者这样的自我痛斥：“你莫再作孽了！你可知道你现在处的是什么境遇！你想把这纯洁的处女毒杀了么？恶魔，恶魔，你现在是没有爱人的资格的呀！”《沉沦》中也有类似的描写：“每深自痛悔，切齿地说，下次总不再犯了。”偷看房东家的女儿洗澡时，“心里怕得非常，羞得非常。”偷听野地里男女幽会时，痛骂自己：“你去死吧，你去死吧，你怎么下流到这样的地步！”在自我痛斥中，郁达夫表现了对人性的批判和对构建完美人性的期望。

何为完美人性呢？“完美”也正如“和谐”、“理念”等词语难以具体界定它们的含义。然而我们可以在郁达夫的创作轨迹中找到一点启示。从《春风沉醉的夜晚》开始，郁达夫之后的文本，比如《马樱花开的时候》、《迟桂花》，完整人性的美学思想已经比较明显：自然、艺术和人性的力量都得到彰显，不洁的成分被涤除，灵与肉完美结合，人类健康地享受着大自然给予的欲望体验。

结语

郁达夫的小说创作是极具“五四”特色的。个人的发现、主观的表现、情感的抒发、启蒙的力量，这些本文所论述的内容无不是“五四”时的主流话语。但是在细致考察之后就会发现，在这些主流话语之下，郁达夫的小说赋予了完全不同的实际内涵。颓废气的弥漫、性欲的描写、零余者的塑造，这些都是站在“五四”主潮之外的。然而这并不影响郁达夫成为“五四”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虽然在思想和创作上，郁达夫不及鲁迅，但是他的“零余者”和鲁迅的“狂人”都是最典型的自白者和中国病人，都是中国现代文学最早出现的极具个性的人物形象，而且两者都表现出来深沉的启蒙意识和忏悔意识，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是开创性的。

二十世纪末，中国当代文坛出现了以卫慧、棉棉等一批作家为代表的“欲望狂欢”潮流，这些“宝贝作家”的写作被媒体炒作成“下半身下作”“身体写作”“从上半身滑向下半身的运动”，他们和郁达夫一样，在文本中书写“欲望”，然而两者在文学观念和美学理想上的差距却是天壤之别。郁达夫“零余者”形象系列及其颓废气息引发的文学潮流已经成为历史，然而，以史为鉴，那些浮夸、表面的“欲望”书写，与媒体的结合方式，以及文学的独立性等都应该被重新思考。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