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福财

（上海社会科学院 青少年研究所，上海 200020）

一、引言：生产主义福利体制在中国的适用性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因为两次石油危机的影响，西方国家经济停滞，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崛起，福利国家体制遭遇严峻挑战。另一方面，东亚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且其社会福利的模式与西方福利国家呈现明显不同。东亚各国(地区)福利支出占本国(地区)GDP的比重一直很低。经济发展了，国家(地区)的社会福利支出却没有大幅提高，福利财政负担并不重。这样的奇迹，也引起国际社会政策研究者的高度关注。1990年，艾斯平-安德森（Esping-Anderson）出版《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之后，国际社会政策研究者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福利体制，其中也出现了日益增多的关于东亚福利体制的学术讨论和争议。①Holliday，I..“Productivist welfare capitalism：social policy in East Asia”.Political Studies，Vol.48，2000，PP.706-723.

东亚国家福利体制究竟有什么特征？是否存在一种独特的东亚福利体制？如果存在，它与西方福利国家体制的差异在哪里？围绕这些问题，研究者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和思考。1985年，米奇利最先提出东亚很多国家(地区)都奉行不情愿的福利主义（Reluctant welfarism）的论断，引起广泛关注。在他看来，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虽然快速发展，但国家(地区)主导的社会福利制度并没有相应建立和实施。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的政策制定者并没有像西方国家的领袖那样用迅速积累起来的国家财富协助民众应对失业、疾病与无人照顾等新的社会风险。米奇利因此将东亚四小龙定义为不情愿的福利国家(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