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路红

广东东江上游东岸的革命老区紫金县西南部，距县城80公里，有一个山区镇——上义镇（公社）。全镇总面积178.9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1066.7公顷，山地面积1.6万公顷。总户数4744户，总人口2.51万人。现下辖7个行政村和1个社区居委会。

早在1975年初，紫金县上义公社光锋大队黄坑排生产队率先实行“分田单干，分户经营”模式。到1978年10月，上义公社全面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实行“分田单干”。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那特殊的历史阶段，这个看似平凡的山区镇却谱写了不平凡的历史。

黄坑排生产队1975年推行“分田单干”

长期以来，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广大农村推行单一的集中统一的经营管理体制，严重束缚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影响下，推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不讲实际，不讲管理，不讲效益，生产力水平低下，农民收入微薄，农村经济凋敞。上义公社因此也不能幸免，不少生产队一个工分值仅有几分钱，年平均收入只有50元。“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生产队成为响当当的“三靠队”。

穷则思变。上义公社干部、社员心中早就涌动起思变的念头，决心靠自己的双手找出一条活路。他们最早想到的，就是“分田单干，分户经营”。

1975年大年初一，上义公社光锋大队黄坑排生产队率先决定实行“分田单干，分户经营”责任制。这天，生产队长孙木林吃过早饭，来到保管员孙壬的家里，召集生产队会计、出纳、记分员等6人在上厅开会。孙木林首先严肃地对大家说：“这次会议大家要保密，不准说出去。”他提出：“现在大家都搞不到吃的，肚子填不饱，要想办法。我想留下（孙壬家）门前的20亩水田作为集体田，集体耕种，共同管理。上面配下来的尿素等肥料全部放到集体田去，所收获的谷子全部作为公余粮，保证完成国家任务。其他田地按89人来分下去，谁家管理谁家所得。”大家议论后，一致认为“可以实行”。说干就干，黄坑排生产队的“分田到户”开始悄悄进行。

选择孙壬家门前20亩水田作为集体田，是因为这片田连成片，土地肥沃，阳光充足，产量有保障。农民群众都知道，国家公余粮不能少。为了对外掩饰，他们暗地里定了几条“规矩”：（1）把田地分到各家各户，但竹箩、犁耙、打禾机等主要生产工具不分。由于是山区，家家户户养有牛，畜力也就好办了。（2）种植番薯、水稻插秧以及收获时，还是队长一声令下，全队社员集体行动；收工时，大家依然同时回来。（3）在具体耕作的先后上，社员在队长带领下，无论是插秧、田间管理，还是收割，都是先集体后私人，集体的稻谷归集体仓库，由保管员负责保管，会计、出纳掌握账目；私人的稻谷收进各自家里。（4）其他田地具体如何分，他们也简化做法，番薯垄用竹篙丈量，稻田按块计算，分下去由各家各户管理。

这样一“分”一“包”，原来的集体管理体制实际上完全打破，当时黄坑排生产队共有18户89人，每人可分到七八分地，于是大家的干劲都调动起来了，自觉出谋出力，各显奇招，大力积土杂肥，烧草灰、火土，拾狗屎牛屎，保证作物肥料充足。特别是番薯，他们往垄里填肥，长势马上见效。播种、管理、收割工效提高一大半，大家越干越欢。“分田到户”实施第一年，稻谷亩产从500斤增至1000斤，比其他生产队每亩多收四五百斤以上，稻谷多到要为没有地方晒而苦恼。种的番薯个儿特别大、特别高产，亩产从700斤增至3000斤。社员开始粮足有饭吃，不饿肚子。营养不良、脸无血色、水肿病等明显减少，人的精神面貌也完全不同。消息慢慢传出，连地处平原条件较好的生产队、社员都向他们借粮，最多一次借出1000多斤稻谷。除粮食生产外，社员还大力发展副业，如割松香，养蜜蜂，养猪，种木薯、花生等，各项生产都很活跃。很多社员第一次买了单车、大板车，穿上了新鞋、新衣服。

上义公社有个边远村称郊田大队，村里人出入办事、赶集都要经过黄坑排生产队。黄坑排的禾苗长势好，稻谷产量高，收成好，路过的郊田村民都觉得纳闷，心起猜疑。时任郊田大队河背生产队队长赵火茂，经过一两年的私下观察，终于发现了黄坑排水稻丰产的“秘密”。1977年，他也把河背生产队一分为三——河社、河中、河上三个小组，然后分田各自耕种，搞“分田到组”，结果也取得了好收成。时任光锋大队党支部书记刘佛听到风声，有所怀疑，也去调查过，但是探不出究竟，问当地社员，他们都守口如瓶。后来刘佛知道了底细，“瘦田能丰收，全靠分田单干，分户经营”。他不声张，也不上报，睁只眼，闭只眼，静观其变。还有一些生产队也悄悄地学，番薯、小麦等作物种下去以后，就分到各家各户去管理。各家都各尽所能，加强施肥、管理，效果立竿见影，番薯、小麦获得大丰收。

当时也有人告状，说黄坑排生产队“搞单干”。上面派人调查，也查不出什么证据，反正每年七八千斤公粮，他们一两不欠，上面也就不了了之。

上义公社“分田单干”在1978年秋全面推开

黄坑排生产队实行“分田单干，分户经营”责任制取得显著效果，上义公社部分生产队陆续仿照实行。

1978年8月底，原在古竹公社工作的张启文调任上义公社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不久，上义公社党委书记温文初要回县城治病，上级决定由张启文主持公社全面工作。刚上任不久的张启文经过调查，了解到黄坑排生产队的情况，有了自己的主张。这年农历九月的一天，上义公社在圩镇饮食店召开全体脱产干部和大队党支部书记会议。张启文在会上动员各大队仿照黄坑排生产队的做法，搞“分田单干，分户经营”。原则是：在作业组的基础上，将水田以好、中、差搭配，按人数划分，责任到户，暂定实施一年。张启文的讲话得到大家一致拥护。随即，上义公社各大队、生产队迅速行动，“分田分地”，秩序井然。张启文还抓试点，建议郊田大队河背生产队队长赵火茂在本队搞试点，他常常吃住就在赵队长家。1978年秋冬，大家就把田分下去了，播下小麦，种下杂粮。张启文无论走到哪里，都问大家“分田到户搞单干怎么样？”他向社员说：“你们想吃咸菜还是想吃鸡肉？想吃鸡肉就要自己干！”endprint

张启文及时召开党委会。会上，大家充分肯定了“分田单干”的好处，并决定全面推行。张启文在会上表态：“如果上面追究下来，责任全在我，要处分、坐监，全由我一人承担。”

时任县委书记何耀恒闻讯，及时赶到上义公社。张启文对全社“集体行动”搞“分田单干”心中无数，硬着头皮向何耀恒汇报公社的情况。何耀恒试探着说：“老张啊，你们这样搞行不行啊？上面没有文件呀！”张启文马上向他汇报了全公社实行“分田单干”后农民得到的实惠，解决了肚子问题，生产积极性高涨，干劲十足的情况。其实，何耀恒早已心中有数。他告诉张启文：“看来这样干还行，试试看吧！”县委书记这句话，对张启文来说无疑是最大支持。

随后，何耀恒来到南岭公社，召开全公社支部书记大会。会上，他宣布：“只要能让广大群众吃饱肚子，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搞好生产都行。”他的讲话得到支部书记们的拥护，但公社书记却忧心忡忡，提醒他说：“这样搞是要犯错误、受处分的。”何耀恒不满地说：“我不处分你，谁会处分你！”

古竹公社留洞大队在大山区，是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没有“翻身”的贫困村，群众生活困苦。何耀恒在全公社支部书记大会上说：“我宣布：留洞大队‘解放一年搞单干。”

就这样，紫金全县迅速推行了“分田单干”的做法。

遭受严厉批评，紫金县委承受重压

其实，何耀恒心里早已明白，中国广大农村经过几十年的折腾，农村经济已不堪一击，非这样干不可。但此时此刻，他也承受着巨大压力，甚至是冒着政治风险，这确实要有政治勇气和思想准备。

1979年春天，何耀恒向中共惠阳地委汇报了上义公社的做法，不仅没有得到支持，反而受到严厉批评。地委领导要求他马上对上义公社的做法进行追查，并撤销公社负责人的职务。地委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地追问紫金县委：上义公社的事处理了没有？公社负责人撤职没有？何耀恒告诉县委办同志：“如有再追问，就说我下乡去了。”后来实在追得紧了，他果断召集县委常委会，宣布：“张启文的职不能撤，上面如果再追究就让他们撤我的职。”惠阳地委还对上义公社的做法发出“通报”，有位地委领导甚至宣布：“谁支持包产到户，就开除谁的党籍。”

面对上级的压力，上义公社也采取“措施”应对，明里“制止”，暗里放任。1979年，公社先后发出5份文件，有“通告”，有“报告”，有“汇报”，有“决议”，有“情况反映”。材料上都写明要“纠正”“分田单干”，也有具体进度、数字，但那都是纸上功夫。12月5日文件说全公社已“纠正”和“基本纠正”“分田单干”的共有164个生产队，占全公社生产队的72.6%。但事实上，“分田单干”的生产队一个也没有纠正，反而不断增加。《上义公社1979年社队年终分配情况分析》显示，至1979年底，上义公社共有228个生产队，其中搞集体分配的只有12个，而“搞单干”的有216个，占94.7%。

省里了解到上义公社的事后，立即召集有20多位县委书记参加的“扭单干”会议。在这次会上，省领导严厉批评了何耀恒，甚至说要撤他的职。何耀恒大胆地说：“我宁愿让农民吃饱肚子而自己下台，也不愿当让农民饿肚子的官。”此话掷地有声，铿锵有力，令在场的干部们震惊。后来，何耀恒被派往省委党校学习，学习期满后，被调到惠阳地区农村工作部任副部长。

紫金成为广东省第一个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县

当时，大气候还比较禁锢。从中央到地方，还是规定“两个不允许”（不允许“包干到户”、不允许“分田单干”）。省委及各级党委领导干部对“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逐步提高的过程。1979年6月上旬召开的省委四届三次常委扩大会议和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12月中旬召开的省人大五届二次会议上，都将“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作为“歪风邪气”和“破坏集体经济，破坏生产力，是历史倒退”的方向性问题加以批判。1980年4月25日、28日省委召开常委会，就农村生产关系变化问题进行讨论，虽提出对于那些贫困地区的“三靠队”要求实行或者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允许他们在生产队统一经营管理的前提下，实行“包产到户”，但指出这是临时措施、权宜之计。

为统一认识，1980年5月14日至27日，省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用14天时间，对“包产到户”问题展开激烈讨论。会议决定：允许“三靠队”搞“包产到户”。6月，省委抽调230多名干部分赴“包产到户”比较严重的16个县，帮助当地处理好“包产到户”问题。有关县也抽调人员参加。

1980年4月，省委常委杜瑞芝、副省长孟宪德先后带队到“包产到户”“重灾区”的紫金县检查工作。他们深入农家，挨家挨户看米缸、粮仓，询问农民“搞单干”到底好不好？这个时候，大家都讲实话，都说“单干比集体好，粮多肚子饱”。他们亲眼看到单干给农民带来的实惠，私下也议论：你们说单干不好，可农民搞起来就有饭吃；说人民公社好，农民却吃不饱。这个问题怎么解释呢？1980年6月、7月，他们写了两份调查报告，提供给省委领导参考。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大……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邓小平一席话，改变了人们多年来对“包产到户”的“左”的偏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很快在广大农村实行，成燎原之势。

1980年7月29日至8月8日，省委召开地、市书记会议。会议指出：“一些生产队一时找不到克服困难的其他办法，搞了包产到户，我们应当允许，不要因此去指责基层干部和党员，不要去硬扭。”从“制止”到“允许”，这一转变，犹如一股春风吹遍南粤大地，广东农村全面行动，迅速推行“包产到户”。至1980年，紫金县全面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县共有5819个生产队实行，占生产队总数的95%，成为广东省第一个大面积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县。

（编辑 潘 鹏）

（作者为广东省河源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