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甜甜

摘 要：儒家奉行“君为臣纲”，臣子万事以君为尊，即使劝谏也会采取温柔敦厚的原则。其实不然，孔子提出“勿欺也，而犯之”的事君之道，臣子在君主犯错时应该正面谏言，由此可知儒家是提倡直谏的。这种直谏传统在历代忠臣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历史中记载的里革、汲黯等人无不受到儒家忠谏思想的影响。

关键词：直谏；儒家；忠臣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8-0127-02

对于“君为臣纲”的思想，很多人认为这是儒家首先提倡的，而事实上这是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在《忠孝》篇中首次提出的[1]。在儒家那里，君臣关系并不是所谓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而是像孔子所言：“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2]如孟子所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3]这是一种人格上的平等关系，君以什么样的方式对待臣子，臣子便可回报以相应的态度。所以在儒家思想中，臣子不是一味的服从君主，而是要时刻提醒君王以民为本，以道为准。

由于受中庸之道的影响，大多数人认为儒家是反对直谏的，因为中庸强调凡事讲究“温柔敦厚”，在劝谏统治者时也应该以一种温和的方式提出异议，而不是直接对统治者提出批评，其实这也是大众对儒家理解的一个误区。儒家之祖孔子就直接提出事君要做到“勿欺也，而犯之”[4]。认为侍奉君主不应该唯命是从或阳奉阴违，而是在君主犯错误的时候正面谏言。从孔子的这句话我们就可以看出，儒家实际上是主张直谏的。历代文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秉承了这一传统，立志做敢于直谏的贤士，他们的事迹也已录入史册，垂范后世。

一、直谏在儒家思想中的体现

《论语·宪问》中，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孔子认为对待君主不能只阿谀奉承一味迎合，也不能阳奉阴违故意欺骗，而要在其犯错误的时候指出君主所犯的错误，并引导他改正[5]。《孟子·万章》下篇中，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王曰：“卿何不同乎？”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王勃然变色：“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王色定，然后请问异姓之卿：“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6]从孟子对齐宣王的回答中我们可以看出孟子也是主张直谏的，君主犯了重大错误就要劝阻，在反复劝阻不听的情况下可以废弃他，另立他人。这种观点比孔子“勿欺也，而犯之”更为激进。在《孟子·万章》上中记载了伊尹和太甲之事，由于太甲破坏其祖父商汤的法典，伊尹便把他流放到桐这个地方。3年后太甲悔过自新，听从了伊尹的训示，伊尹便让他又回到亳地继续继承君主之位。在名分上，伊尹是臣而太甲是君，但伊尹却可以因为太甲之过而将其流放，这个事例正是孟子所说的贵戚之卿的做法：“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

《孟子·离娄》：“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7]臣子要责求君主奉行仁政，这样才是真正的“恭”，向君主陈说仁道，杜绝邪念，才是真正的“敬”。如果认为自己的君主不能行仁政，而因此不去批评，不去纠正君王的过错，这便是坑害君王。为人臣者要以己作则，规劝君王行仁义之道，当君主的行为出现偏差时则要敢于直谏。对待这种忠心之臣，君王也应该像敬重老师那样，如果君对臣不敬，臣对君则可敬而远之。

《荀子·成相》篇也记录了一些主张臣子直谏的话：“主忌苟胜，群臣莫辨，必逢灾。”“拒谏饰非，愚而上同，国必祸。”[8]这些文字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忠君直谏。君主要贤明必须要接受臣子的劝谏，真正的贤士敢于纠正君王的错误。荀子还把臣子分为“劝谏、苦诤、辅助、匡正”四类，“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诤；有能比智同力，率群臣百吏而相与强君挢君，君虽不安，不能不听，遂以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害，成于尊君安国，谓之辅；有能抗君之命，窃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国危，除君之辱，攻伐足以成国之大利，谓之拂。”[9]由此可见，荀子对臣子是否能直谏是很看重的。

上述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反映了儒家对“直谏”的重视，儒家所培养的治世贤士必定是敢于向君主进谏的。一个国家要得到好的治理，这种“直谏”传统是必不可少的。

二、直谏是“忠”的一个重要表现

古代思想家极其重视臣子进谏与君主之纳谏，但却没有严格规定君王必须纳谏，这一制度的先天缺陷导致其运行仅仅取决于君臣双方的政治良心和道德修养程度。这一制度单方面强调臣下直言劝谏的义务，为了国家利益，臣子无论君王态度与否，必将舍生忘死地谏君。也正是在这一理论的鼓动下，出现了一类忠君爱国的直谏之臣。

直谏在某种意义上是“忠”的重要表现，正如贾山所言：“臣闻为人臣者，尽忠竭愚，以直谏主，不避死亡之诛者，臣山是也。臣窃闻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则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则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珠所欲闻，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10]

《论语·八佾》篇，定公问孔子：“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臣以忠事君，这个“忠”绝不等于“从”。真正的忠臣是以整个国家的利益为重，引导君王以尧舜之道行之天下，时刻提醒君王注意德行，对于君主所犯的过错要劝谏，使其成为后世所颂扬的明君。像荀子所说的“谏、诤、辅、拂”之人，他们才是真正的社稷之臣，国君之宝。阿谀谄媚之臣是国家的奸贼，事事顺从也只会让君主一意孤行，只有敢于直谏才是真正的为臣之道。

二、中国古代士大夫的直谏传统

我国历代文人从小就熟读儒家经典，并深受其影响，几乎每个读书人年轻时都曾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志向。真正贤能的士大夫把匡扶天下作为己任，那他必定要把这种理想寄托在君王身上，所以随时劝谏君王，批评君王得失，引导其向利国利民的方向发展。历史上出现过许多忠谏之臣，在他们身上真正印证了儒家的直谏传统。endprint

《国语·鲁语》记载了鲁国太史里革对鲁宣公的强谏之事。莒太子弑其父莒纪公，携带莒国宝器逃到了鲁国寻求庇护。鲁宣公与莒太子是故交，又贪图其贿赂的国宝，便准备厚待莒太子。在严格恪守周礼的鲁国，对于弑父弑君行为的惩罚是相当严厉的。弑父弑君之人永无可赦，普天下人人得而诛之并不受任何处罚，甚至要推倒他住过的房屋变成养猪的污秽之处，惩罚之严无以复加。鲁宣公对于莒太子这样的弑父弑君之人不但不加以惩治反而赐其田邑，这种严重的越礼行为激怒了太史里革。他模仿宣公的语气和句式，改了宣公的诏书，将莒太子流放。宣公知道此事之后便把里革抓了起来并准备处以重刑。但里革毫无畏惧，严厉斥责宣公，终于使宣公认识到自己的过错，承认“寡人实贪，非子之罪”[11]。里革在周文化圈中成长，受到了严格的儒家文化教育，他敢于强谏，正是基于其道德信仰与忠君意识。

汉代名臣汲黯也是典型的直谏之臣，他为人耿直，多次上书君王，指责其行为上的过失。他曾当面指责汉武帝：“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汉武帝听后大怒，变色而罢朝，群臣也都指责汲黯竟敢当面指责圣上，而汲黯却说：“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从谀承意，陷主于不义乎？且己在其位，纵爱身，奈辱朝廷何！”武帝虽没有因此而惩罚汲黯，但也深知他“以数直谏，不得久留于内。”[12]汲黯崇尚黄老，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从未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因为汉初的黄老之学已俨然是一种新道学。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13]这句话清楚的说明，西汉初的黄老之学是以道家为主体，兼采儒、墨、名、法、阴阳之长的新道学。所以在汲黯身上，我们依然能看到儒家直谏传统的影响。

除了上面举到的直谏之臣的例子，我们还能从历代谏官的设置上看出儒家直谏传统的影响。谏官是中国古代官职之一，是对君主的过失之言规劝并使其改正的官吏。春秋初年齐桓公设大谏，为谏官设置之始，晋国的中大夫，赵国的左右司过，楚国的左徒，都属于谏官性质。秦汉时有谏官的设立，东汉侍中、中常侍已是专门的谏官名称。隋朝改侍中为纳言，武则天时增置左右拾遗与左右补阙。宋改补阙为司谏，改拾遗为正言，并置谏院，辽以后，谏官名存实亡[14]。历代统治者大多都很重视谏官的设置，尤其是贤明的君主，他们更能认识到直谏大臣的重要性。无论是直谏之臣还是谏官的设立，我们都能从中看出儒家直谏传统的延续。直谏是儒家经典中描述贤士所具有的重要品格。

三、结论

历史的车轮从未停息，儒家思想对社会的影响也从未停止。史书中记录的那些敢于直谏的忠臣贤士被后世传颂，他们身上的直谏品格并不是只能被当做历史瞻仰，虽然现在已不是封建社会，也没有君王需要我们去效忠、直谏，但并不是说直谏传统已离我们而去。媒体对社会的揭露，人民群众的信访等，还有要求领导干部做人要正直、对事公正等都包含直谏的因素。我们并不是要回归传统，而是要对其有所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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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6〕[日]陈舜臣.儒教三千年[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4〕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5〕〔7〕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

〔8〕〔9〕张觉.荀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0〕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3.

〔11〕左丘明.国语[M].济南齐鲁书社，2005.

〔12〕田昌五，安作璋.秦汉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13〕徐继素.二十四史·隋书[M].北京：中国戏曲出版社，2008.

〔14〕[清]黄本骥.历代职官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 孙国军）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