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鑫泉

手捧《收藏》编辑部惠赠的散发着油墨香味的2013年第6期《收藏》，感慨系之。

2005年我退休后，对墨文化产生了兴趣，适逢读到《收藏》第11期上的《乾隆御墨》，同期还有《故宫藏大富千万紫砂壶品鉴》，该文对“大富千万”的释读进行了考证，对有关的人与事进行钩沉，文物研究的意味很浓，可读性很强。读了《乾隆御墨》后，感到错别字不少。受到《品鉴》启示，作了认真查对，写了《〈乾隆御墨〉一文的文字差错》一文，被编辑部采用，刊于2010年第5期。2011年第2期又刊登了我写的《“胡然而成函三宝”辨》。

两篇短文能够刊出，给了我很大的鼓舞与启示，从此开始了徽墨历史的问学之路。更广泛地阅读资料，对疑惑、含混、不一致之处加以分类，分析原因，寻求解决办法。经过三四年寻寻觅觅，对明清制墨史有了一定的了解和体会，开始向相关刊物投稿。

2011年初，《明徽州著名画家吴廷羽左干事略》试投《徽州社会科学》成功，刊于5月号；8月号又刊登了我的《〈笔墨〉〈墨卷〉漫评》；《文人自制墨的局限性与对策》也刊于2012年8月号。

《紫禁城》2011年5月号上的一篇文章，又一次重复不甚准确的曹素功的名字号。为纠正之，我写成《曹素功名字号小考》，作为读者意见致《紫禁城》。想不到很快被刊于7月号。《紫禁城》为故宫博物院编辑出版的刊物，能在上面刊登只言片语，也有几分荣幸。

当从网上得知《徽州文博》2011年创刊后，遂草拟一信，对几篇徽墨研究文章提出若干小意见。很快收到编辑部回信，称“指谬实确”，命“赐稿”。随即寄上《明清徽州制墨名家名字号丛论》，刊于第1期。并附编者按，溢美“力作”，“竟让人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感叹”。备受鼓舞之余，又奉上《试论古墨正背面的判断与图示──读明代三大墨谱札记》《两岸故宫藏四墨评析及其他》，刊于第二、四期。

杨廉夫是元明文化史上的一个很有分量的人物。杨廉夫的名讳，长期以来有维桢、维祯两说。是“祯”还是“桢”？见仁见智。于是对明清制墨家的名字作了一番探讨后，我对古人名字的规律有了一定认识，略微敏感，于是有了《杨廉夫名讳维桢考》。此文与徽文化没有直接关系，但《徽州社会科学》2012年第12期破例刊登了此文。

《中国安徽文房四宝》，是改革开放后最早出版的综论文房四宝尤其古墨的著作。关于墨的一章为穆孝天先生执笔。由于种种原因，书中难免有一些可商榷的地方甚至失误。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新世纪之初所出版的许多有关古墨乃至文房四宝的书刊，不论是否注明，可知对某些人和事的叙述引用了此书的说法。为了更好地发扬此书应该发挥的作用，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可商榷的地方乃至失误作一番探讨、补正，遂为此写了《读〈中国安徽文房四宝·徽墨〉札记》，试投《安徽文博》后被采用，刊于《安徽文博》2012年辑。

2012年5月，见到苏州博物馆最新编辑出版的《文房雅玩》一书，后就其中一锭墨的鉴赏问题写成《吴鸿渐漱金双盘龙纹墨赏析》，零星意见拟就《苏州博物馆藏墨鉴赏补说》。两文同致苏州博物馆，旋即收到回信：“《补说》一文如醍醐灌顶”；“《赏析》已被《苏州文博论丛》录用”。《赏析》已经刊于《苏州文博论丛》2012年辑。

截至2012年底，已发表论文9篇。

因为共同的兴趣，结识了沪上著名古墨收藏家王毅先生。我们不时会晤，交流信息，讨论问题，逐渐达成合作意向，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对一些课题展开研究。《徽州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上的《古墨文献论述墨香、用麝、玄德的概况与启示》，是我们的第一个合作成果。

《收藏》准备组织“古代文玩专题”时，水清先生与我联系，理当全力以赴。奉上的《两锭故宫藏墨品赏》刊发在《收藏》2013年第6期。两年前的“编读飞鸿”，使我成了《收藏》的“特约作者”，感到非常荣幸，更感到压力重重。唯有谨慎勤勉，不矜不弃。 责编 水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