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元

20世纪30年代，作为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两大主要势力，美国和日本在该地区为了各自利益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夺。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这场斗争主要是围绕美国对日经济政策展开，而此时期美国的对日经济政策及其演变对当时国际局势产生了重要影响。了解这种经济政策及其演变，有利于我们准确理解和把握太平洋战争前10年的美日关系，也有利于我们认识当时中国抗日的国际环境，并可为我们从一个主要侧面揭示美日两国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战争的。

一、美对日经济政策的演变

20世纪20年代召开的华盛顿会议是美日矛盾尖锐的产物，也是谋求缓和矛盾的努力。在华盛顿会议上，美英联合迫使日本接受对华“门户开放”的原则，打破了日本独占中国的迷梦。美日之间的矛盾，以日本的妥协暂时得到解决。但是暂时的妥协又预示新一轮对抗的开始。此后，冲破华盛顿体系的束缚，新建东亚国际关系格局成为日本对外政策的出发点。面对日本对华盛顿体系的破坏与冲击，美国除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遏制日本以外，更主要的是把当时对日本具有特殊意义的美日经济关系作为对抗日本的手段。纵观20世纪30年代初直到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美国对日经济政策极不稳定，时而软弱时而强硬，既有妥协，又有抵制。总的来看，是一个在克服国内外政治经济上的阻力中逐步由软弱到强硬、由妥协到抵制的过程。

随着日本蚕食美国在华利益的日益严重，正如美国驻日大使格鲁所说：“美国在中国的权利和权益正在遭受日本当局的政策和行动的侵犯。美国国民有充分的证据，认为日本为了自己的利益，企图控制亚洲广大地区，在这个区域建立排他性的经济制度。此外，日本还以轰炸海岸等多种多样的行动干涉美国的权益。这种干涉，决定着今天美国国民的对日态度。”美国国务院开始围绕对日制裁的具体措施进行研究，决定实施“从禁止特定商品的贸易到全面断绝与日本的通商关系，从停止对日贷款到外汇管理控制并对船舶、商品、关税进行管制”等措施。但1911年双方签订的《日美通商航海条约》仍然存在，成为实施该政策的障碍。有田声明①发表之后，美国国务院认为表明废弃通商条约以示强硬态度的时机已经到来。但此时在美国政府内部仍然存在两方面的意见。主张对日经济制裁的积极派认为，只有美国采取坚决的态度，才有可能阻止事态向武力方向发展，并能有效让日本从实质上修改“东亚秩序声明”；而反对对日经济制裁的一派则认为这无疑会使日本国内经济陷于混乱，加大武装战争的可能性，从而有利于日本军部势力更迅速的膨胀。1939年6月，英国与日本签订了《有田—克莱琪协定》，在在华利益上做出了单方让步，这成为美国在远东政策上转变以往消极态度的契机。7月26日，美国国务院发出废除《日美通商航海条约》的通告。1940年1月26日，《日美通商航海条约》失效。这样一来，美国对日经济制裁开始脱离法律的拘束而转为自由行动。7月2日，美国发表了对日禁运清单：第一、一切武器、弹药和军事器材；第二、当时被列入非常时期的战略物资，包括铝、镁在内的一切原料；第三，飞机零件、装备、附件、光学仪器和金属加工机械。但该项命令却没有将日本最需要的石油和废钢铁包括在内。美国政府本身对这种禁运的效果是明了的，禁运清单公布后，赫尔国务卿就通过约翰逊向中国政府做了说明，“其言虽委婉，其宗旨则甚明显。此项独立政策正待时展开，不久将有进一步的表示。”其时正值美国总统大选前夕，罗斯福不得不在对日态度上仍保持克制。赫尔此番表态即是说，目前行动不宜太强硬，待大选后，方可进一步行动。

虽然美国越来越严格限制对日物资输出，但此时美国依然亟欲避免同日本作战，希望通过与日和谈来避免或延缓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从1941年3月8日起，赫尔和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开始举行会谈，但谈判并未取得任何成果。7月2日，日本御前会议做出决定，按既定方针实施进驻南印度支那，为达到目的而“不惜与英美开战”。美国在获悉这一情报后，立即采取了强硬的经济制裁手段。7月21日，代理国务卿韦尔斯指示远东事务司司长霍恩贝克起草三份命令：第一份、冻结日本和中国的在美资金；第二份、禁止或限制日本丝绸输入美国，如果这么决定了的话，其他货物也将禁止或限制输入；第三份、把对日出口的石油限制到“正常的”数量，并降低可以输出的汽油和润滑剂的品级。26日上午，罗斯福正式颁布“冻结”命令，宣布冻结日本在美国的全部存款，禁止所有石油运往日本。至此，美日经贸关系的大门已基本上关闭。对于绝大多数战略物资依赖进口的日本来说，这一措施对它的打击是致命的。它迫使日本不得不做出抉择：要么停止征服，要么与美国及欧亚各国发生全面战争，日本选择了后者。

二、美对日经济政策演变的背景

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面对日本在亚太地区的一步步扩张，利用对日本有特殊意义的经济关系，对日本一方面采取绥靖政策的同时又利用经济手段进行抵制。美国之所以采取这样一种对日经济政策，有着其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

国际政治是各国利益的表现。美国采取的每一项政策，其根本出发点都是维护美国的自身利益。30年代初，胡佛政府之所以采取“不承认主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愿意因对日采取强硬政策而影响到经济危机期间显得十分重要的美日贸易关系。对此，美国驻华公使詹森在“九一八事变”后坦率承认“美国不同意制裁日本，因为那样会破坏日本的经济，从而危害美国的对日贸易”。在经济危机年代，美国把维持和发展美日贸易看作是恢复经济的重要途径，因为日本是当时美国在远东的最大贸易国。日本为对外扩张，急需发展重工业，这正是美国恢复经济所需要的市场。在“天羽声明”发表后，美国国务院远东司长助理汉米尔顿认为，美国应该像以往那样继续做生意，没有理由成为一个反日运动的带头人。另外，当时美国国内普遍认为，日本在远东的侵略，首先损害的是英国的利益，威胁了英国远东殖民地的安全。美国认为自己的远东利益较英国为小，不愿为了英国利益而站到第一线对付危局。

30年代，对于日本的扩张和对华盛顿体制的公然挑战和破坏，美国之所以未能采取严厉的经济制裁手段，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国内强大的孤立主义势力的掣肘。源于18世纪末的孤立主义主张不介入强国之间的勾心斗角，而专心于国内的建设。自1796年9月17日华盛顿在《告别词》中告诫国人应“孤立”于欧洲纷争之外以来，美国外交政策就深深的打上了孤立主义的烙印。一战前美国的中立及美国拒绝加入国联就是最好的证明。此时，孤立主义者们对罗斯福的强硬外交政策极为不满，认为“罗斯福总统相信自己有责任帮助解决欧亚两洲年深日久的争执，所以每逢美国国会和人民要限制他干预外国事务的权力时，他都要抗拒。要是欧亚两洲发生大战，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很快就要把美国拖进去”。1937年，罗斯福发表“隔离演说”后，孤立主义者极为震怒。美国的一些舆论指责罗斯福是战争贩子，在“指示美国人民走向战争的道路”，甚至民主党的一些议员也站到了反对者的一边，提出要“坚持美国的堡垒”。罗斯福在谈到这些经历时曾说，“你一心想领导人民前进，回头一看，跟着的却一个也没有，真可怕啊！”直到1940年7月，美国《幸福》杂志就日美关系向企业界人士（一万五千名）作一次征询意见的调查，结果主张绥靖的占40.1%，主张听其自然的占35%，主张实行强硬政策的只占11.1%。出于政治需要，罗斯福不得不“顺从民意”。作为一名资产阶级政治家，他不得不只能在民意与他所认为的国家利益的交集里行使他的职权。整个30年代，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不能不受制于孤立主义的影响，在对日制裁的道路上步履维艰。

此外，美国之所以迟迟未对日本实行全面经济制裁，是因为担心将会迫使日本同德意结成同盟，共同对付美国。德意日在柏林签订《三国同盟条约》后，美国又希望通过不对日本采取强硬行动而过分刺激日本，达到离间德意日集团、瓦解三国轴心同盟的目的。当然，美国的这一厢情愿的做法在日本的扩张野心面前，被证明是毫无意义的。但它毕竟在延缓战争、赢得备战时间上起到了一定作用。但随着日美交涉的最终失败，战争已经不可避免。

三、结语

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10年间，美国在对日经济政策上，奉行了一条既妥协又抵制的经济政策，希望在避免与日直接发生武装冲突进而导致战争的前提下，维护美国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利益。但是，事情的发展却并未如美国所想。美国的这一政策，对当时国际局势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当时非常害怕国际力量的干预，担心三国干涉还辽和华盛顿会议迫使它退出山东的局面重演。假使当时美英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日本，是有可能把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扼杀在萌芽中的。而在阻碍美国对日采取强硬政策的各种因素中，孤立主义的影响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事实证明，那些害怕卷入世界事务的孤立主义者所做的一切努力并不能维护美国的利益。恰恰相反，那种源于孤立主义思想的妥协、绥靖态度助长了法西斯的侵略气焰。出于私利，惟恐承担义务和责任的极端孤立主义外交政策不但没能阻止美国参战，甚至无法保证美国不受侵犯、保持中立。虽然罗斯福等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早就认识到美日矛盾的性质和发展趋势，但面对深深影响国内民意的孤立主义的掣肘，美国政府在对日政策上不得不异常谨慎。美国的这种情况也说明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局限性和弱点。在有关民族安危的时刻，出于政治利益的考虑，往往不能迅速做出有力的反应，从而错过了可能把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扼杀在萌芽中的机会。而日本向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扩张及美国在太平洋和中国的利权，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不可退让的国策。日本以“东亚国际新秩序”代替“华盛顿体制”，美国以经济制裁和禁运等手段维护华盛顿体制这一根本矛盾，使得美日最终从对抗走向对决，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终究不可避免。

（作者单位：湖南省绥宁县第五中学）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