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琦

[摘 要]新中国初期开展的“三反”运动同当前形势下的反腐斗争，在对待腐败的态度和具体操作方法上具有共同之处。而且，从毛泽东和习近平个人看，不同时代的两个人，在对待腐败的态度上，有着同样的态度。“三反”运动虽然没有达到根治腐败的程度，但打击了贪污腐化分子的嚣张气焰，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腐败势头的蔓延。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在广大人民群众坚决支持和广泛拥护下，在全党、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反腐风暴，反腐败斗争以锐不可当之势，逐渐荡涤党内存在的污泥浊水，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效果。

[关键词]“三反”运动；反腐败；依靠群众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4）09-0044-03

1951年开展的“三反”运动，是在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之后发动的一场政治运动。同土改、镇反不同，“三反”运动的开展不在党中央工作计划之内，其发动具有突然性。由于进城之后工作重心放在了恢复经济和巩固政权两个方面，并没有对“腐败”问题做过多的关注，因此，当面对大量干部贪腐问题报告时，毛泽东决心对此痛下杀手，严惩不贷。在党中央的号召和督促下，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持续了半年左右的“三反”运动，从整体上看，对大多数干部起了教育的作用，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清除了党和国家干部队伍中的腐化分子，有力的抵制了资产阶级的腐蚀，促进了社会风气健康发展。

新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党员干部中出现的贪污腐败现象也同样进行了强有力的打击。“打铁还需自身硬”，为了使党能够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切实解决自身问题，努力保持全党的纯洁性，就显得尤为重要。

结合当前反腐工作的开展，我们不难看出，两代领导人在对待“腐败”这一问题上，其态度和手段都有不少相似之处，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三反”运动，也对当今的反腐斗争有很多的借鉴意义。

一、提高认识，惩治腐败的态度坚决有力

毛泽东对党的干部进城以后可能受到的腐蚀和分化现象，应该说是有足够的思想和心理准备的。早在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专门就进城后可能发生贪腐问题为党的高级干部敲过警钟，要大家小心“糖衣炮弹”。但是，毛泽东还是没有估计到，进城仅仅两年多的时间，贪腐问题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1951年11月28日，华北局向中共中央提交了相关报告。报告称：华北全区1950年一共处理干部党员贪污受贿腐化堕落者303人，1951年上半年就处理了此类案件531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刘青山、张子善二人贪腐案。刘、张二人在职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先后动用“宝坻县救济粮款4亿元”；动用“防汛水利专款30亿元（已还10亿元）”；“冒充修建名义向银行骗取贷款40亿元”（后确认数是“60亿元”）等。

面对大量干部贪腐问题，毛泽东惩治腐败的态度是异常坚决的。1951年12月31日在京领导人会议上，毛泽东称：“三反不反，党就会变质”。“过去整党整风只是整坏人，不整好人，这次是坏人好人一齐整，好人整得更好……有多少反多少，开除了400万党员还有180万……在所不惜。”对于许多基层权力部门反贪污可能造成干部全体垮掉，毛泽东主张：“不要怕，有人接替。垮了是好的，资产阶级堡垒不垮，我们共产党就要垮。牺牲贪污分子和牺牲党与人民，二者必居其一。”[1]可见，当时党中央对惩治腐败的力度和决心是空前强大的，因此腐败问题才有所解决。

改革开放以来，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党中央在对腐败问题的处理上，以及处理的效果上，全国人民都是有目共睹的。在过去，党中央和中纪委的报告在腐败这一问题上一直使用的是“反腐败工作”。而在2014年的十八届中纪委三次全会上所作的工作报告中，王岐山除在2014年工作安排的标题中使用了“反腐败工作”的提法外，正文中一律使用了“反腐败斗争”这一立场鲜明的字眼，如“习近平总书记将要发表的重要讲话，对全党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出部署”等。可见，新一届党中央在对待反腐的问题上采取了比过去更明确、更坚决的态度，由此可以预见，未来的反腐力度势必更大。

自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全党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对腐败分子采取“不姑息、不纵容”的坚决态度，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对腐败分子形成了高压态势，惩治腐败的力度空前。以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为组长的中央巡视组自2013年5月起，开始了一系列的巡视工作，首轮巡视10个巡视点9个发现腐败，第二轮巡视6个巡视点中5个查出腐败。由于中央巡视密度之大，效果之显著，使得部分党员领导干部相继落马，这其中不乏省部级领导干部。

当前的核心思路是反腐要坚持标本兼治，而目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强调“要以猛药去疴、重点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腐败斗争进行到底”。[2]截至2014年3月，中纪委检查网站上公布了164名被调查的官员，从2012年12月到2014年3月，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就查处了如此多的官员腐败案件。正是因为党中央意识到腐败问题的严重性，所以才下决心对腐败分子予以严惩。

二、依靠群众，惩治腐败的方法切实有效

新中国成立之初开展的“三反”运动就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通过让普通群众参与进来而取得很好效果的一个典型的运动。“放手发动群众与严密控制相结合，是此次‘三反运动在领导上的一个特征……在‘三反运动中一切检查、追赃、定案都是由广大群众自己动手来干的，这是充分走了群众路线，但在狂风暴雨般的群众运动中，又做到了‘反而不乱的地步，关键就在于及时地恰当地规定了‘三反‘五反的各项政策和纪律。这种领导艺术是应该好好学习的。”[3]“三反”运动中，各地纷纷设立人民检举接待室，设置检举箱，鼓励大家举报。大会动员，小会学习，“背靠背揭发检举，面对面斗争批判”是让普通群众参与进来最有效的办法。

“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4]继承这一传家宝，并经常以此标准来对照检查自己的言行，我们就能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中共中央出台八项规定以来，全党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广大干部群众连连叫好。自2013年4月5日开始，人民日报发表了以“持之以恒转作风”为专题的一系列评论员文章，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进行了深一步阐述，其中第四篇就是号召发挥群众监督作用，“在各大重点网站开设‘举报监督专区，把效能考评、作风评判交给群众，对曝光线索迅速跟进查处……各地实践表明，转作风要转出时效、转出常态，离不开强有力的监督体系。把群众监督纳入制度监督范围，在‘动真格中依靠群众力量，既是前一段改进作风成效显著的重要经验，也是进一步啃好‘硬骨头的关键所在。”[5]

在新的社会环境下，群众通过舆论、媒体发挥其监督作用，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依靠群众进行反腐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的拒腐防变机制，网络舆论监督无疑为这一机制的建设提供了新的动力源泉。当前形势下的反腐之所以能够取得显著的效果，跟群众发挥其监督作用是分不开的，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被查处的官员，都是通过群众揭发、检举才被绳之以法的。例如，陕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杨达才，重庆市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等。一方面说明了，党和政府对群众通过网络发挥其监督作用、行使其监督权这一行为的充分肯定。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群众对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积极性有了显著的提高，对行使其监督权的愿望也更为迫切。虽然群众监督的覆盖面最广泛，群众对更好的行使其监督权的要求最迫切，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更好的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也是最难实施且亟待解决的，因此解决好群众监督问题是检验监督工作是否到位的试金石。

三、树立典型，惩治腐败要集中力量捉“大老虎”

毛泽东指导政治运动的方法，一贯是“树典型”。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三反”运动同样也是采用这种“树典型”的方法，即集中力量捉“大老虎”。因此，在这场“打虎”运动中，许多生活上、思想上腐化的“大老虎”都没能幸免，纷纷落马。1952年1月19日在中央直属机关关于“三反”情况的报告中，薄一波就指出：“如果在这次运动中不彻底肃清这些大贪污犯，在运动高潮中他们暂时藏起来，一阵风过后，他们又会继续起来作恶。”[6]

为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在全党全军范围内，开展一场由毛泽东亲自组织的“打虎”，尤其是打“大老虎”的战役，成为接下来工作的重心。这一时期，典型的案件，即天津前后两任地委书记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经河北省在保定市举行公审大会后，将二人执行了枪决。从高级干部抓起，向人民证明，无论位有多高，权有多重，一经发现，严惩不贷，绝不姑息纵容。

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倡廉工作面临一些新情况。部分党员干部宗旨意识淡薄，官僚主义问题突出，贪污腐败现象严重，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解决上述问题充满了期待。经过了一年多坚持不懈的努力，反腐倡廉建设取得新进展，大批省部级高官相继落马。

在党的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强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是我们党有力量的表现，也是全党同志和广大群众的共同愿望”，“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老虎”指的是上层、掌握大的权力的人，而“苍蝇”指的是社会方方面面，特别是社会基层那些没有一定官衔的人。要净化社会风气，中国共产党从上到下进行反腐，“老虎”和“苍蝇”一起打，上下相互作用，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取得更好的效果。

“反腐”，是每一个国家和政府任何时期都高度重视的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也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改革开放事业的成败。反腐倡廉工作一直以来都是是一项关乎党和国家乃至民族大业的长期的系统性工程。虽然“三反”运动己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这场斗争提供的历史经验，是我们保持艰苦奋斗、廉政为民的宝贵的历史财富，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借鉴的。

新时期，我们面对的机遇和挑战都和新中国建立初期不同。因此，如何在继承中更好的发展“三反”运动所带给我们的宝贵经验，从而更好指导当前的反腐工作，也是我们应当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希望，通过当前强有力的反腐斗争，能够使隐藏在党员中的腐败分子无处遁形，净化党的组织，从而更好的肩负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任。

参考文献：

[1]罗瑞卿同志在华南分局第七十二次常委会上的传达报告，1952年2月25日[F].广东省档案馆藏，58-59.

[2]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1-16.

[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M].北京：1991，145-146.

[4]邓小平文选（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327.

[5]人民日报评论员.发挥群众监督的作用[N].人民日报，2013-4-15.

[6]薄一波同志关于中央一级各机关三反运动情况和全面展开向大贪污犯总进攻向毛主席的报告[J]建设，1952，（1）.

责任编辑 董瑞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