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对宽甸满族自治县的入户调查发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镇从业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村家庭的收入水平，但是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存在正反两个方向的四种动力：城市不仅存在吸引农民入城务工的“拉力”，也存在将外来务工者推回农村的“推力”；而农村不仅存在将剩余劳动力推往城市的“推力”，也存在将外出务工者拽回来的“拉力”。正是在正反“拉力”与“推力”的综合作用下，部分农民选择了“离土不离乡”或“离—返交替”的半农半工模式。因此，小城镇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通过发展农村经济“拉住”劳动力，以缓解城市就业压力；同时也有利于农民选择适合自己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多元化和逐步有序转移。

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村劳务输出；离土不离乡（镇）；离—返交替；半农半工；小城镇建设；农村经济；打短工；农民工返乡

中图分类号：F061.3；F241.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4）05000112

一、引言

有关农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有学者进行了专门研究。1949年张培刚（Chang ，1949）先生在其博士论文《农业和工业化》的第五章中指出，当工业化进展到一定的阶段，农业或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将受到城市的吸引而转移到城市工业或其他行业。从发达国家来看，随着工业化的进展，最先能被城市现代工业所吸引的劳动力，是城市的手工业者或工场劳动者，其后是乡村手工业者，最后才是农业劳动者。中国由于农村人口特别庞大，产业生产技术又十分落后，这种劳动力转移过程必然会更加的缓慢和艰难。

1954年刘易斯（Lewis，1954）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了二元经济结构模型。他假设，在传统农业部门中，实际工资率不变，超出劳动供给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几乎等于零，因而劳动供给弹性是无限的；由于生产技术的差别，现代部门的人均产出高于传统部门；现代部门的工资与边际生产率有关，但由于传统部门的劳动供给对工资反应的弹性无穷大，所以现代部门的工资并不随着劳动需求的增长而增长。他认为，现代部门的扩张依靠劳动产出大于工资总量的利润，这一扩张过程直到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被吸纳完。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中，农业（传统部门）在工业化中的贡献就是为工业（现代部门）输送剩余劳动力，创造利润，至于农业本身的发展，刘易斯并未研究。因此，该模型被认为是20世纪50年代“工业增长优先论”的反映，也折射出早期人们对于工业化概念的狭义理解，即工业化就是城市的工业化。

林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正反“拉力”与“推力”研究

1961年费景汉和拉尼斯（Fie & Ranis，1961）在《经济发展的一种理论》一文中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补充，将劳动力的转移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零阶段，劳动边际生产率大于零、小于不变制度工资阶段，劳动边际生产率大于不变制度工资阶段；并认为，农业对工业扩张的作用不仅仅是提供所需的劳动力，还提供农业剩余；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剩余的出现，是农村劳动力流入工业部门的先决条件。费景汉和拉尼斯看到了人口增长阻碍了劳动力的转移，强调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的劳动偏向以及提高生产率的必要性，并认为提高生产率的两个途径是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这一理论的缺陷是将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看作是由农业部门收入水平决定的，认为农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不会因农业生产率变化而变化。与刘易斯模型一样，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也没有谈及城市或工业部门的失业问题，后来人们将这两个模型合二为一，称之“刘费拉模型”（LewisFieRanis Model）。

1967年乔根森（Jorgenson，1967）在《农业剩余劳动力和二元经济发展》一文中摒弃了刘易斯“无限劳动供给的经济增长”理论，指出农业部门不存在边际生产率为零基础上的剩余劳动力或隐性失业者，农业剩余不仅是劳动力转移的必要条件，而且也是劳动力转移的充分条件；驱使农业劳动力持续不断地转移到工业部门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的消费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农业部门的产品供给能力的大小直接决定和影响着工业部门的发展水平以及劳动力的转移程度，农业剩余越大，工业部门发展越快，农业中的劳动力的转移就越顺利。乔根森指出，任何从农业中转移出去的劳动力都具有正的边际产出，因此在这种转移过程中，农业部门的总产出一定会受到影响，农业部门的发展是工业部门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为此应该重视农业部门的发展。

上述三个模型分别阐述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强调了工业扩张或农业发展对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意义，但均未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放在城市失业背景下进行分析，即都假设城市失业率为零。

1970年哈里斯和托达罗（Harrist & Todaro，1970）发表了《人口流动、失业和发展：两部门分析》一文，提出了人口城乡迁移模型，对上述理论缺陷进行了填补。哈里斯和托达罗指出，在工业化初期，绝大部分人口生活在农村，城市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使得城市就业创造率大大高于农村；随着工业化进展，资本积累扩大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工业产出的增长必然高于劳动需求的增长，就业创造率相应下降；结果必然出现城市产业部门中劳动供给增长率逐渐超过劳动需求增长率的趋向，并不可避免地出现城市失业与农村人口继续流入并存的矛盾。因此，有必要考虑如何阻止城乡人口流动的规模和速度，以解决日益严重的城市失业问题。应该认识到，任何影响城乡实际收入的经济、社会政策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口流动过程，而人口流动过程本身反过来又会改变各个部门和地区的经济活动、收入分配，甚至人口增长形式。哈里斯和托达罗主张在城市地区发展非正规部门，以创造就业和收入，同时鼓励制定一体化的农村发展规划，通过发展农村经济“拉住”农业人口在当地非农产业就业。他们提出制定综合人口流动和就业战略，比如：创造一种适当的城乡经济平衡，扩大小型的劳动密集型工业，消除要素价格的扭曲，选择适用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技术，改变教育和就业之间的直接关系，消除绝对贫困和不平等（尤其是消除妇女的绝对贫困和不平等），降低人口增长，等等。

显然，刘易斯等人主张加速城市部门的发展，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尽快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而哈里斯和托达罗则是侧重于考虑如何阻止城乡人口流动的规模和速度，以解决日益严重的城市失业问题，认为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业生产能力，改善农村生活条件，促使农业劳动者实际收入增加，是缓解城市就业压力的根本出路。哈里斯和托达罗的见解导致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观点发生重大改变，从那以后农业不再仅作为工业的一个工具，它本身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发展目标（杨建文，1992）。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建立和完善，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步伐加快，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部门、城镇转移，在促进城市工业、服务业发展的同时，也改变着农村的面貌（包括农村的产业结构、农民的收入、生活水平、家庭规模以及思想观念等）。三十年多来，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论著很多，比如孟建军（2004）指出，一方面中国对农业部门投资的不足和农业收入的相对下降，使得劳动力自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成为必然；另一方面，对国有部门大规模资本集约型的投资，以及为保障城市人口就业限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部门的措施，又阻碍了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又如周丽萍（2012）认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现已从盲动式的空间转移进入到了主动式的产业选择阶段，同时，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带来了农民工市民化、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民工社会保障、农民工子女入学、留守儿童、农业基础地位以及粮食安全等问题。

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实践来看，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方面农村年轻人外出务工者在逐年增多，另一方面从城市返回农村者也不少，还有越来越多的人采取“离土不离乡（镇）”的务工模式。张培刚先生曾指出，“当工业化进程到一定阶段，农业或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就将受到城市的吸引而转移到城市工业或其他行业。”而这一转移是以市场机制的作用为基础或前提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有两方面的力量作用：一为城市工业或其他行业‘拉的作用，另一为农业或农村‘推的作用。”显然，在当前的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农村（农业）剩余劳动力仍然大量存在，张培刚先生所说的促使农村（农业）剩余劳动转移的“拉力”和“推力”依然强大；但不可否认的是，还存在反向的“拉力”和“推力”，促使一部分外出务工农民返回农村。而目前我国学术界关于农村剩余劳动转移的“拉力”和“推力”的研究，尤其是对正反两个方向的四种“拉”“推”之力的综合研究还十分欠缺，其中的实证调查研究则更为稀少。本文将利用上海财经大学“千村社会调查”项目宽甸调查组2013年7月至8月在辽宁省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永甸镇的实地调研资料，着重探讨当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转移的正向和反向“拉力”与“推力”，以丰富和拓展相关研究，并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和统筹城乡发展实践提供参考和指导。

二、样本户外出务工的基本状况

宽甸县为全国最大的边境县，我们调查的永甸镇位于宽甸县南部，距离县城28公里。永甸镇共辖管一街、两居委会和12村。根据出发前的随机抽样，我们调查的四个村为永甸、磙子沟、红旗和坦甸村。根据统一要求，每村抽取2组50户，四村共计200户823人。入户问卷内容涉及家庭成员基本情况、就业经历、健康和社会保障、子女教育、公共服务、家庭收支及资产情况6个部分148个问题，不少问题中还有若干小问题问卷中一些栏目因被访问人员不愿透露或因年岁较大不清楚家庭内外出人员、收入、支出等准确信息等而空白，本文各部分的统计分析基于实际有效问卷。 。

从样本村情况看，外出务工的户数在所调查的户数中占到61%（见表1）；2012年外出务工的时间从1个月到12个月不等，74%的外出人员外出打工时间在半年以上，全年平均务工时间为8.3个月（见表2）。

f观察就业时间的长短、地点与从业领域的关系，可以发现务工时间达到全年（即12个月）的，其务工地点往往是在南方的城市，或者从事的行业为非建筑行业。表3显示的是四个村外出务工流向和主要从事的行业，从中可见，85%左右的务工者选择在本省内打工，从事的行业主要为建筑业和服务业，而在制造业等需要一定技能的部门从业的人数很少。分析其原因，主要在于：第一，打工者的文化程度较低（90%左右为初中及以下学历），限制了其从业的行业（见表4）。第二，近些年由于新农村建设以及地方经济发展，各地大兴土木，开发建设住宅，修筑公路、铁路、桥梁，使得建筑业劳动力需求剧增；不过，由于东北地区的建筑业（包括修桥、修路）受到寒冷天气的影响就丹东来说，当年11月至来年3月，有5个月平均气温在摄氏5度至零下10度左右；沈阳则更冷。 ，在该行业的务工时间一般在半年左右。

显然，刘易斯等人主张加速城市部门的发展，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尽快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而哈里斯和托达罗则是侧重于考虑如何阻止城乡人口流动的规模和速度，以解决日益严重的城市失业问题，认为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业生产能力，改善农村生活条件，促使农业劳动者实际收入增加，是缓解城市就业压力的根本出路。哈里斯和托达罗的见解导致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观点发生重大改变，从那以后农业不再仅作为工业的一个工具，它本身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发展目标（杨建文，1992）。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建立和完善，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步伐加快，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部门、城镇转移，在促进城市工业、服务业发展的同时，也改变着农村的面貌（包括农村的产业结构、农民的收入、生活水平、家庭规模以及思想观念等）。三十年多来，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论著很多，比如孟建军（2004）指出，一方面中国对农业部门投资的不足和农业收入的相对下降，使得劳动力自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成为必然；另一方面，对国有部门大规模资本集约型的投资，以及为保障城市人口就业限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部门的措施，又阻碍了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又如周丽萍（2012）认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现已从盲动式的空间转移进入到了主动式的产业选择阶段，同时，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带来了农民工市民化、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民工社会保障、农民工子女入学、留守儿童、农业基础地位以及粮食安全等问题。

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实践来看，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方面农村年轻人外出务工者在逐年增多，另一方面从城市返回农村者也不少，还有越来越多的人采取“离土不离乡（镇）”的务工模式。张培刚先生曾指出，“当工业化进程到一定阶段，农业或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就将受到城市的吸引而转移到城市工业或其他行业。”而这一转移是以市场机制的作用为基础或前提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有两方面的力量作用：一为城市工业或其他行业‘拉的作用，另一为农业或农村‘推的作用。”显然，在当前的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农村（农业）剩余劳动力仍然大量存在，张培刚先生所说的促使农村（农业）剩余劳动转移的“拉力”和“推力”依然强大；但不可否认的是，还存在反向的“拉力”和“推力”，促使一部分外出务工农民返回农村。而目前我国学术界关于农村剩余劳动转移的“拉力”和“推力”的研究，尤其是对正反两个方向的四种“拉”“推”之力的综合研究还十分欠缺，其中的实证调查研究则更为稀少。本文将利用上海财经大学“千村社会调查”项目宽甸调查组2013年7月至8月在辽宁省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永甸镇的实地调研资料，着重探讨当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转移的正向和反向“拉力”与“推力”，以丰富和拓展相关研究，并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和统筹城乡发展实践提供参考和指导。

二、样本户外出务工的基本状况

宽甸县为全国最大的边境县，我们调查的永甸镇位于宽甸县南部，距离县城28公里。永甸镇共辖管一街、两居委会和12村。根据出发前的随机抽样，我们调查的四个村为永甸、磙子沟、红旗和坦甸村。根据统一要求，每村抽取2组50户，四村共计200户823人。入户问卷内容涉及家庭成员基本情况、就业经历、健康和社会保障、子女教育、公共服务、家庭收支及资产情况6个部分148个问题，不少问题中还有若干小问题问卷中一些栏目因被访问人员不愿透露或因年岁较大不清楚家庭内外出人员、收入、支出等准确信息等而空白，本文各部分的统计分析基于实际有效问卷。 。

从样本村情况看，外出务工的户数在所调查的户数中占到61%（见表1）；2012年外出务工的时间从1个月到12个月不等，74%的外出人员外出打工时间在半年以上，全年平均务工时间为8.3个月（见表2）。

f观察就业时间的长短、地点与从业领域的关系，可以发现务工时间达到全年（即12个月）的，其务工地点往往是在南方的城市，或者从事的行业为非建筑行业。表3显示的是四个村外出务工流向和主要从事的行业，从中可见，85%左右的务工者选择在本省内打工，从事的行业主要为建筑业和服务业，而在制造业等需要一定技能的部门从业的人数很少。分析其原因，主要在于：第一，打工者的文化程度较低（90%左右为初中及以下学历），限制了其从业的行业（见表4）。第二，近些年由于新农村建设以及地方经济发展，各地大兴土木，开发建设住宅，修筑公路、铁路、桥梁，使得建筑业劳动力需求剧增；不过，由于东北地区的建筑业（包括修桥、修路）受到寒冷天气的影响就丹东来说，当年11月至来年3月，有5个月平均气温在摄氏5度至零下10度左右；沈阳则更冷。 ，在该行业的务工时间一般在半年左右。

显然，刘易斯等人主张加速城市部门的发展，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尽快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而哈里斯和托达罗则是侧重于考虑如何阻止城乡人口流动的规模和速度，以解决日益严重的城市失业问题，认为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业生产能力，改善农村生活条件，促使农业劳动者实际收入增加，是缓解城市就业压力的根本出路。哈里斯和托达罗的见解导致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观点发生重大改变，从那以后农业不再仅作为工业的一个工具，它本身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发展目标（杨建文，1992）。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建立和完善，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步伐加快，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部门、城镇转移，在促进城市工业、服务业发展的同时，也改变着农村的面貌（包括农村的产业结构、农民的收入、生活水平、家庭规模以及思想观念等）。三十年多来，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论著很多，比如孟建军（2004）指出，一方面中国对农业部门投资的不足和农业收入的相对下降，使得劳动力自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成为必然；另一方面，对国有部门大规模资本集约型的投资，以及为保障城市人口就业限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部门的措施，又阻碍了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又如周丽萍（2012）认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现已从盲动式的空间转移进入到了主动式的产业选择阶段，同时，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带来了农民工市民化、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民工社会保障、农民工子女入学、留守儿童、农业基础地位以及粮食安全等问题。

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实践来看，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方面农村年轻人外出务工者在逐年增多，另一方面从城市返回农村者也不少，还有越来越多的人采取“离土不离乡（镇）”的务工模式。张培刚先生曾指出，“当工业化进程到一定阶段，农业或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就将受到城市的吸引而转移到城市工业或其他行业。”而这一转移是以市场机制的作用为基础或前提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有两方面的力量作用：一为城市工业或其他行业‘拉的作用，另一为农业或农村‘推的作用。”显然，在当前的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农村（农业）剩余劳动力仍然大量存在，张培刚先生所说的促使农村（农业）剩余劳动转移的“拉力”和“推力”依然强大；但不可否认的是，还存在反向的“拉力”和“推力”，促使一部分外出务工农民返回农村。而目前我国学术界关于农村剩余劳动转移的“拉力”和“推力”的研究，尤其是对正反两个方向的四种“拉”“推”之力的综合研究还十分欠缺，其中的实证调查研究则更为稀少。本文将利用上海财经大学“千村社会调查”项目宽甸调查组2013年7月至8月在辽宁省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永甸镇的实地调研资料，着重探讨当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转移的正向和反向“拉力”与“推力”，以丰富和拓展相关研究，并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和统筹城乡发展实践提供参考和指导。

二、样本户外出务工的基本状况

宽甸县为全国最大的边境县，我们调查的永甸镇位于宽甸县南部，距离县城28公里。永甸镇共辖管一街、两居委会和12村。根据出发前的随机抽样，我们调查的四个村为永甸、磙子沟、红旗和坦甸村。根据统一要求，每村抽取2组50户，四村共计200户823人。入户问卷内容涉及家庭成员基本情况、就业经历、健康和社会保障、子女教育、公共服务、家庭收支及资产情况6个部分148个问题，不少问题中还有若干小问题问卷中一些栏目因被访问人员不愿透露或因年岁较大不清楚家庭内外出人员、收入、支出等准确信息等而空白，本文各部分的统计分析基于实际有效问卷。 。

从样本村情况看，外出务工的户数在所调查的户数中占到61%（见表1）；2012年外出务工的时间从1个月到12个月不等，74%的外出人员外出打工时间在半年以上，全年平均务工时间为8.3个月（见表2）。

f观察就业时间的长短、地点与从业领域的关系，可以发现务工时间达到全年（即12个月）的，其务工地点往往是在南方的城市，或者从事的行业为非建筑行业。表3显示的是四个村外出务工流向和主要从事的行业，从中可见，85%左右的务工者选择在本省内打工，从事的行业主要为建筑业和服务业，而在制造业等需要一定技能的部门从业的人数很少。分析其原因，主要在于：第一，打工者的文化程度较低（90%左右为初中及以下学历），限制了其从业的行业（见表4）。第二，近些年由于新农村建设以及地方经济发展，各地大兴土木，开发建设住宅，修筑公路、铁路、桥梁，使得建筑业劳动力需求剧增；不过，由于东北地区的建筑业（包括修桥、修路）受到寒冷天气的影响就丹东来说，当年11月至来年3月，有5个月平均气温在摄氏5度至零下10度左右；沈阳则更冷。 ，在该行业的务工时间一般在半年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