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星建++

毛瑟的意外惊喜

1895年12月，德国毛瑟兵工厂厂主、著名枪械设计师彼德·保罗·毛瑟以自己的名义，将手下的费德勒三兄弟利用工作闲暇设计出的一款手枪，以自己的名义在英、德等12个国家申请了专利。

该款手枪长288毫米，口径7.63毫米，重1.24千克，20发弹匣供弹，射击方式为单发和连发，射击速度每分钟900发，被公认为是世界上第一种真正实用的军用自动手枪，是最早的驳壳枪。

当时，自动手枪研制刚刚起步。作为军火界老手的毛瑟深知，毛瑟手枪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得到一个国家的军队合约。但直到1939年，毛瑟手枪也没能够成为欧美任何一个国家军队的制式武器（制式武器是指有着正式型号编号，正式批量列装部队使用的标准武器）。让毛瑟意想不到的是，来自中国的大量订单支持了毛瑟手枪的生产。

被迫购买毛瑟

当年，欧美国家军队的制式武器没有选中毛瑟手枪的原因，是因为从传统的眼光来看，毛瑟手枪也许并不是一种很好的手枪，除比较重之外，外形也比较大，最主要的是，相对于当时一般手枪的单价不过几美元而言，价格为25美元的毛瑟也显得比较昂贵一些。手枪装备部队动辄就是上万把，这个价格即使富裕的欧美国家也是承受不了的。

按照常理，欧美国家不能承受，贫穷落后的中国就更不用提了。但恰恰相反，大量订购毛瑟手枪的国家正是中国。据统计，仅20世纪20年代初至30年代末的20年间，中国各派军阀就进口了40多万支各型M96式毛瑟手枪，这还不包括国民党中央政府进口的和富商、地主个人购买的。按德国毛瑟武器公司M96式毛瑟手枪总共生产100余万支计算，中国购买该枪的数量就占了将近一半。许多老外们对此不解，中国人这是怎么啦？其实，这完全是被逼出来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虽然也是战胜国，但各列强在中国的特权有增无减，他们千方百计地对中国实施武器禁运，从飞机大炮到步枪子弹，无一不在禁运的名单中。而当时中国的军工企业非常薄弱，勉强可以造一些步枪和步枪的弹药，至于连射武器是根本无法造出来的。

手枪在当时欧洲人看来只是防御武器，因此并未将其列入禁运名单。于是，国外各种手枪大量涌入中国，其中毛瑟手枪作为传统手枪族中的特例，可以半自动和连发射击，自动射击可以达到120发/分钟，做手枪使用射程为50米—100米，使用木质枪托就成为短卡宾枪，射程可达150米，具有威力大、动作可靠、使用方便等优点，足以满足军队对火力的需要，因此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当它传入中国后，很快有了“自来得”、“盒子炮”、“匣子枪”和“20响的驳壳枪”等众多的美名。

毛瑟受青睐

冯玉祥将军在其回忆录中这样写道：“那时的带兵官，见了盒子枪，没有哪一个手指头不痒痒的。”

当年，不管是正规军、游击队，还是地主豪强的私人武装、打家劫舍的绿林豪杰，都以佩戴毛瑟手枪为荣。

毛瑟手枪进入我国的时间大约在清朝末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时，就大量装备毛瑟手枪。在军阀混战时期，直鲁联军副总司令、统兵数十万的褚玉璞，经常手持两支毛瑟手枪上阵搏杀。东北王张作霖也长期佩戴一把毛瑟手枪。西北军在中原大战之前，从军到旅的各级军官，都控制着一支由毛瑟手枪装备起来的队伍，其规模从连到团不等，上千人的部队，全部以毛瑟手枪装备。每到战斗胶着或者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这支队伍便会成为撒手锏。

北伐完成后，国民党中央军的陆军开始以德军为样板进行装备与训练，有蒋介石的“铁卫队”之称的中央陆军教导总队，就是率先按德军制式装备并按德军操典训练的，在德国将军冯·赛科特将军的极力推荐下，毛瑟手枪很快成为中央军的制式装备。

抗日战争开始后，仅1938年1月至3月，国民政府就分两批从德国购进毛瑟手枪共4万支。当时，国民党军队的近战火力密集度较日军为强，主要得益于毛瑟手枪的大量配备。

我国的汉阳、青岛、太原、沈阳、大沽、长沙等地的一些规模较大的兵工厂兵工厂从1921年开始，先后对毛瑟手枪进行仿制。后来，一些军阀自办的小型兵工厂，也都曾经纷纷效仿，到底有多少家兵工厂生产毛瑟手枪，又生产了多少毛瑟手枪，已经难以计数。

成为馈赠礼品

当年，毛瑟手枪不仅在战场上大放异彩，而且还是我国政要、高级将领之间互相馈赠的礼品。

1923年4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革命，吴佩孚命令樊钟秀所部南下支援陈炯明。由于樊钟秀对孙中山久已仰慕，当行军到岳阳、吉安时，毅然投靠广东革命政府。孙中山给予樊钟秀的物质奖励，便是一次性拨付800支毛瑟手枪给樊部。

抗日战争时期，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马占山将军在驻守绥蒙地区时，为了与蒙族军官联络感情，往往用毛瑟手枪作为赠品，很受蒙族官员的欢迎。

川军第一二七师师长陈离曾经以四支20响毛瑟手枪作为礼品，赠与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以答谢新四军对其训练游击干部的支持。

八路军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为了与敌后的国民党军建立统战关系，曾将自己心爱的20响毛瑟手枪赠与河北民军副总指挥乔明礼。后来，乔明礼对八路军产生了好感，在抗战胜利后与高树勋将军一起率部起义，加入了解放军的行列。

“我们盒子炮背的多！”

在我军长期的武装斗争中，一直可以看到毛瑟手枪的影子。

红军时期装备的毛瑟手枪除了战场上缴获的以外，还有通过私下和军火商交易购买来的。在红军的精锐突击部队中当时都装备着毛瑟手枪，如红二十五军的手枪团其装备就是清一色的毛瑟手枪。1931年12月发生的宁都起义，使得红军拥有毛瑟手枪的数量大增，原因是当时参加起义的国民党军第七十四旅原为西北军冯玉祥的手枪旅，绝大多数官兵仍保持着手枪旅的三大件：毛瑟手枪、步枪、大刀。

在长征途中，创造了惊人奇迹的抢渡大渡河的17勇士和飞夺泸定桥的22勇士，在执行突击行动时配备的武器也是毛瑟手枪。因为这些执行特殊任务的部队对火力的需要是很强的，毛瑟手枪的装弹量和射速都可以满足实战的需要。

抗日战争时期，毛瑟手枪成为敌后武工队的必备利器。日本士兵东史郎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他的战友和武工队交手过多次，几乎每次都是日军吃亏，除了二三个的日军散兵被杀以外，还发生过几十名日军同时被毛瑟手枪杀死的事情。毛瑟手枪已成为我敌后武工队员的最明显的标志了。毛泽东也曾戏言：老百姓好认我们，我们“盒子炮”背的多！

解放战争时，我军的装备虽然大为改观，但仍然有毛瑟手枪的使用空间。直到朝鲜战争以后，随着突击步枪的兴起，毛瑟手枪才完全从我军的装备中消失。

我军将帅手中的毛瑟手枪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朱德、刘伯承、贺龙、徐向前、邓小平、杨尚昆等都是将毛瑟手枪作为自己的佩枪。

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将军牺牲时，双手仍各持一把打空了的匣子枪。

新四军军长叶挺在皖南事变的突围战斗中，曾手持20响的毛瑟手枪出现在最危急的时刻，亲手射杀敌兵。

朱德在参加南昌起义时，使用的是一支枪号为592032的7.63毫米短管警用型毛瑟手枪。事后，朱德在该枪弹匣一侧刻下“南昌暴动纪念朱德自用”的字样。195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设立军史陈列室，伴随朱德度过几十年辉煌军事生涯的这支毛瑟手枪作为该室珍品呈现在人们眼前。1959年，筹建军事博物馆时，这支手枪又成为军事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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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瑟的意外惊喜

1895年12月，德国毛瑟兵工厂厂主、著名枪械设计师彼德·保罗·毛瑟以自己的名义，将手下的费德勒三兄弟利用工作闲暇设计出的一款手枪，以自己的名义在英、德等12个国家申请了专利。

该款手枪长288毫米，口径7.63毫米，重1.24千克，20发弹匣供弹，射击方式为单发和连发，射击速度每分钟900发，被公认为是世界上第一种真正实用的军用自动手枪，是最早的驳壳枪。

当时，自动手枪研制刚刚起步。作为军火界老手的毛瑟深知，毛瑟手枪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得到一个国家的军队合约。但直到1939年，毛瑟手枪也没能够成为欧美任何一个国家军队的制式武器（制式武器是指有着正式型号编号，正式批量列装部队使用的标准武器）。让毛瑟意想不到的是，来自中国的大量订单支持了毛瑟手枪的生产。

被迫购买毛瑟

当年，欧美国家军队的制式武器没有选中毛瑟手枪的原因，是因为从传统的眼光来看，毛瑟手枪也许并不是一种很好的手枪，除比较重之外，外形也比较大，最主要的是，相对于当时一般手枪的单价不过几美元而言，价格为25美元的毛瑟也显得比较昂贵一些。手枪装备部队动辄就是上万把，这个价格即使富裕的欧美国家也是承受不了的。

按照常理，欧美国家不能承受，贫穷落后的中国就更不用提了。但恰恰相反，大量订购毛瑟手枪的国家正是中国。据统计，仅20世纪20年代初至30年代末的20年间，中国各派军阀就进口了40多万支各型M96式毛瑟手枪，这还不包括国民党中央政府进口的和富商、地主个人购买的。按德国毛瑟武器公司M96式毛瑟手枪总共生产100余万支计算，中国购买该枪的数量就占了将近一半。许多老外们对此不解，中国人这是怎么啦？其实，这完全是被逼出来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虽然也是战胜国，但各列强在中国的特权有增无减，他们千方百计地对中国实施武器禁运，从飞机大炮到步枪子弹，无一不在禁运的名单中。而当时中国的军工企业非常薄弱，勉强可以造一些步枪和步枪的弹药，至于连射武器是根本无法造出来的。

手枪在当时欧洲人看来只是防御武器，因此并未将其列入禁运名单。于是，国外各种手枪大量涌入中国，其中毛瑟手枪作为传统手枪族中的特例，可以半自动和连发射击，自动射击可以达到120发/分钟，做手枪使用射程为50米—100米，使用木质枪托就成为短卡宾枪，射程可达150米，具有威力大、动作可靠、使用方便等优点，足以满足军队对火力的需要，因此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当它传入中国后，很快有了“自来得”、“盒子炮”、“匣子枪”和“20响的驳壳枪”等众多的美名。

毛瑟受青睐

冯玉祥将军在其回忆录中这样写道：“那时的带兵官，见了盒子枪，没有哪一个手指头不痒痒的。”

当年，不管是正规军、游击队，还是地主豪强的私人武装、打家劫舍的绿林豪杰，都以佩戴毛瑟手枪为荣。

毛瑟手枪进入我国的时间大约在清朝末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时，就大量装备毛瑟手枪。在军阀混战时期，直鲁联军副总司令、统兵数十万的褚玉璞，经常手持两支毛瑟手枪上阵搏杀。东北王张作霖也长期佩戴一把毛瑟手枪。西北军在中原大战之前，从军到旅的各级军官，都控制着一支由毛瑟手枪装备起来的队伍，其规模从连到团不等，上千人的部队，全部以毛瑟手枪装备。每到战斗胶着或者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这支队伍便会成为撒手锏。

北伐完成后，国民党中央军的陆军开始以德军为样板进行装备与训练，有蒋介石的“铁卫队”之称的中央陆军教导总队，就是率先按德军制式装备并按德军操典训练的，在德国将军冯·赛科特将军的极力推荐下，毛瑟手枪很快成为中央军的制式装备。

抗日战争开始后，仅1938年1月至3月，国民政府就分两批从德国购进毛瑟手枪共4万支。当时，国民党军队的近战火力密集度较日军为强，主要得益于毛瑟手枪的大量配备。

我国的汉阳、青岛、太原、沈阳、大沽、长沙等地的一些规模较大的兵工厂兵工厂从1921年开始，先后对毛瑟手枪进行仿制。后来，一些军阀自办的小型兵工厂，也都曾经纷纷效仿，到底有多少家兵工厂生产毛瑟手枪，又生产了多少毛瑟手枪，已经难以计数。

成为馈赠礼品

当年，毛瑟手枪不仅在战场上大放异彩，而且还是我国政要、高级将领之间互相馈赠的礼品。

1923年4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革命，吴佩孚命令樊钟秀所部南下支援陈炯明。由于樊钟秀对孙中山久已仰慕，当行军到岳阳、吉安时，毅然投靠广东革命政府。孙中山给予樊钟秀的物质奖励，便是一次性拨付800支毛瑟手枪给樊部。

抗日战争时期，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马占山将军在驻守绥蒙地区时，为了与蒙族军官联络感情，往往用毛瑟手枪作为赠品，很受蒙族官员的欢迎。

川军第一二七师师长陈离曾经以四支20响毛瑟手枪作为礼品，赠与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以答谢新四军对其训练游击干部的支持。

八路军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为了与敌后的国民党军建立统战关系，曾将自己心爱的20响毛瑟手枪赠与河北民军副总指挥乔明礼。后来，乔明礼对八路军产生了好感，在抗战胜利后与高树勋将军一起率部起义，加入了解放军的行列。

“我们盒子炮背的多！”

在我军长期的武装斗争中，一直可以看到毛瑟手枪的影子。

红军时期装备的毛瑟手枪除了战场上缴获的以外，还有通过私下和军火商交易购买来的。在红军的精锐突击部队中当时都装备着毛瑟手枪，如红二十五军的手枪团其装备就是清一色的毛瑟手枪。1931年12月发生的宁都起义，使得红军拥有毛瑟手枪的数量大增，原因是当时参加起义的国民党军第七十四旅原为西北军冯玉祥的手枪旅，绝大多数官兵仍保持着手枪旅的三大件：毛瑟手枪、步枪、大刀。

在长征途中，创造了惊人奇迹的抢渡大渡河的17勇士和飞夺泸定桥的22勇士，在执行突击行动时配备的武器也是毛瑟手枪。因为这些执行特殊任务的部队对火力的需要是很强的，毛瑟手枪的装弹量和射速都可以满足实战的需要。

抗日战争时期，毛瑟手枪成为敌后武工队的必备利器。日本士兵东史郎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他的战友和武工队交手过多次，几乎每次都是日军吃亏，除了二三个的日军散兵被杀以外，还发生过几十名日军同时被毛瑟手枪杀死的事情。毛瑟手枪已成为我敌后武工队员的最明显的标志了。毛泽东也曾戏言：老百姓好认我们，我们“盒子炮”背的多！

解放战争时，我军的装备虽然大为改观，但仍然有毛瑟手枪的使用空间。直到朝鲜战争以后，随着突击步枪的兴起，毛瑟手枪才完全从我军的装备中消失。

我军将帅手中的毛瑟手枪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朱德、刘伯承、贺龙、徐向前、邓小平、杨尚昆等都是将毛瑟手枪作为自己的佩枪。

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将军牺牲时，双手仍各持一把打空了的匣子枪。

新四军军长叶挺在皖南事变的突围战斗中，曾手持20响的毛瑟手枪出现在最危急的时刻，亲手射杀敌兵。

朱德在参加南昌起义时，使用的是一支枪号为592032的7.63毫米短管警用型毛瑟手枪。事后，朱德在该枪弹匣一侧刻下“南昌暴动纪念朱德自用”的字样。195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设立军史陈列室，伴随朱德度过几十年辉煌军事生涯的这支毛瑟手枪作为该室珍品呈现在人们眼前。1959年，筹建军事博物馆时，这支手枪又成为军事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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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瑟的意外惊喜

1895年12月，德国毛瑟兵工厂厂主、著名枪械设计师彼德·保罗·毛瑟以自己的名义，将手下的费德勒三兄弟利用工作闲暇设计出的一款手枪，以自己的名义在英、德等12个国家申请了专利。

该款手枪长288毫米，口径7.63毫米，重1.24千克，20发弹匣供弹，射击方式为单发和连发，射击速度每分钟900发，被公认为是世界上第一种真正实用的军用自动手枪，是最早的驳壳枪。

当时，自动手枪研制刚刚起步。作为军火界老手的毛瑟深知，毛瑟手枪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得到一个国家的军队合约。但直到1939年，毛瑟手枪也没能够成为欧美任何一个国家军队的制式武器（制式武器是指有着正式型号编号，正式批量列装部队使用的标准武器）。让毛瑟意想不到的是，来自中国的大量订单支持了毛瑟手枪的生产。

被迫购买毛瑟

当年，欧美国家军队的制式武器没有选中毛瑟手枪的原因，是因为从传统的眼光来看，毛瑟手枪也许并不是一种很好的手枪，除比较重之外，外形也比较大，最主要的是，相对于当时一般手枪的单价不过几美元而言，价格为25美元的毛瑟也显得比较昂贵一些。手枪装备部队动辄就是上万把，这个价格即使富裕的欧美国家也是承受不了的。

按照常理，欧美国家不能承受，贫穷落后的中国就更不用提了。但恰恰相反，大量订购毛瑟手枪的国家正是中国。据统计，仅20世纪20年代初至30年代末的20年间，中国各派军阀就进口了40多万支各型M96式毛瑟手枪，这还不包括国民党中央政府进口的和富商、地主个人购买的。按德国毛瑟武器公司M96式毛瑟手枪总共生产100余万支计算，中国购买该枪的数量就占了将近一半。许多老外们对此不解，中国人这是怎么啦？其实，这完全是被逼出来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虽然也是战胜国，但各列强在中国的特权有增无减，他们千方百计地对中国实施武器禁运，从飞机大炮到步枪子弹，无一不在禁运的名单中。而当时中国的军工企业非常薄弱，勉强可以造一些步枪和步枪的弹药，至于连射武器是根本无法造出来的。

手枪在当时欧洲人看来只是防御武器，因此并未将其列入禁运名单。于是，国外各种手枪大量涌入中国，其中毛瑟手枪作为传统手枪族中的特例，可以半自动和连发射击，自动射击可以达到120发/分钟，做手枪使用射程为50米—100米，使用木质枪托就成为短卡宾枪，射程可达150米，具有威力大、动作可靠、使用方便等优点，足以满足军队对火力的需要，因此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当它传入中国后，很快有了“自来得”、“盒子炮”、“匣子枪”和“20响的驳壳枪”等众多的美名。

毛瑟受青睐

冯玉祥将军在其回忆录中这样写道：“那时的带兵官，见了盒子枪，没有哪一个手指头不痒痒的。”

当年，不管是正规军、游击队，还是地主豪强的私人武装、打家劫舍的绿林豪杰，都以佩戴毛瑟手枪为荣。

毛瑟手枪进入我国的时间大约在清朝末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时，就大量装备毛瑟手枪。在军阀混战时期，直鲁联军副总司令、统兵数十万的褚玉璞，经常手持两支毛瑟手枪上阵搏杀。东北王张作霖也长期佩戴一把毛瑟手枪。西北军在中原大战之前，从军到旅的各级军官，都控制着一支由毛瑟手枪装备起来的队伍，其规模从连到团不等，上千人的部队，全部以毛瑟手枪装备。每到战斗胶着或者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这支队伍便会成为撒手锏。

北伐完成后，国民党中央军的陆军开始以德军为样板进行装备与训练，有蒋介石的“铁卫队”之称的中央陆军教导总队，就是率先按德军制式装备并按德军操典训练的，在德国将军冯·赛科特将军的极力推荐下，毛瑟手枪很快成为中央军的制式装备。

抗日战争开始后，仅1938年1月至3月，国民政府就分两批从德国购进毛瑟手枪共4万支。当时，国民党军队的近战火力密集度较日军为强，主要得益于毛瑟手枪的大量配备。

我国的汉阳、青岛、太原、沈阳、大沽、长沙等地的一些规模较大的兵工厂兵工厂从1921年开始，先后对毛瑟手枪进行仿制。后来，一些军阀自办的小型兵工厂，也都曾经纷纷效仿，到底有多少家兵工厂生产毛瑟手枪，又生产了多少毛瑟手枪，已经难以计数。

成为馈赠礼品

当年，毛瑟手枪不仅在战场上大放异彩，而且还是我国政要、高级将领之间互相馈赠的礼品。

1923年4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革命，吴佩孚命令樊钟秀所部南下支援陈炯明。由于樊钟秀对孙中山久已仰慕，当行军到岳阳、吉安时，毅然投靠广东革命政府。孙中山给予樊钟秀的物质奖励，便是一次性拨付800支毛瑟手枪给樊部。

抗日战争时期，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马占山将军在驻守绥蒙地区时，为了与蒙族军官联络感情，往往用毛瑟手枪作为赠品，很受蒙族官员的欢迎。

川军第一二七师师长陈离曾经以四支20响毛瑟手枪作为礼品，赠与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以答谢新四军对其训练游击干部的支持。

八路军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为了与敌后的国民党军建立统战关系，曾将自己心爱的20响毛瑟手枪赠与河北民军副总指挥乔明礼。后来，乔明礼对八路军产生了好感，在抗战胜利后与高树勋将军一起率部起义，加入了解放军的行列。

“我们盒子炮背的多！”

在我军长期的武装斗争中，一直可以看到毛瑟手枪的影子。

红军时期装备的毛瑟手枪除了战场上缴获的以外，还有通过私下和军火商交易购买来的。在红军的精锐突击部队中当时都装备着毛瑟手枪，如红二十五军的手枪团其装备就是清一色的毛瑟手枪。1931年12月发生的宁都起义，使得红军拥有毛瑟手枪的数量大增，原因是当时参加起义的国民党军第七十四旅原为西北军冯玉祥的手枪旅，绝大多数官兵仍保持着手枪旅的三大件：毛瑟手枪、步枪、大刀。

在长征途中，创造了惊人奇迹的抢渡大渡河的17勇士和飞夺泸定桥的22勇士，在执行突击行动时配备的武器也是毛瑟手枪。因为这些执行特殊任务的部队对火力的需要是很强的，毛瑟手枪的装弹量和射速都可以满足实战的需要。

抗日战争时期，毛瑟手枪成为敌后武工队的必备利器。日本士兵东史郎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他的战友和武工队交手过多次，几乎每次都是日军吃亏，除了二三个的日军散兵被杀以外，还发生过几十名日军同时被毛瑟手枪杀死的事情。毛瑟手枪已成为我敌后武工队员的最明显的标志了。毛泽东也曾戏言：老百姓好认我们，我们“盒子炮”背的多！

解放战争时，我军的装备虽然大为改观，但仍然有毛瑟手枪的使用空间。直到朝鲜战争以后，随着突击步枪的兴起，毛瑟手枪才完全从我军的装备中消失。

我军将帅手中的毛瑟手枪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朱德、刘伯承、贺龙、徐向前、邓小平、杨尚昆等都是将毛瑟手枪作为自己的佩枪。

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将军牺牲时，双手仍各持一把打空了的匣子枪。

新四军军长叶挺在皖南事变的突围战斗中，曾手持20响的毛瑟手枪出现在最危急的时刻，亲手射杀敌兵。

朱德在参加南昌起义时，使用的是一支枪号为592032的7.63毫米短管警用型毛瑟手枪。事后，朱德在该枪弹匣一侧刻下“南昌暴动纪念朱德自用”的字样。195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设立军史陈列室，伴随朱德度过几十年辉煌军事生涯的这支毛瑟手枪作为该室珍品呈现在人们眼前。1959年，筹建军事博物馆时，这支手枪又成为军事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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