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侠，周正

摘要：院士制度改革是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示范区。中国院士群体呈现出的最大特征就是老龄化，为此，文章建议院士制度改革应从如下两个环节入手：首先，基于年龄的能力分区理论，对院士群体进行缩小规模；其次，院士规模逐渐形成定额制，以此提升院士群体的价值与引领功能。

关键词：院士；改革；能力分区；设想

中图分类号：G30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3-8256.2014.04.005

2013年2月份，笔者在一篇博客文章中指出，中国院士老龄化太严重，由此引发社会的广泛热议。一年后，2014年6月9日，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在两院院士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1]由此揭开了院士制度改革的序幕。两院相继出台修改《章程》。这次改革的核心内容主要有两点：改进院士遴选制度及退出制度。客观地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遴选制度解决了院士的提名权的归属问题，尽量切割来自权力要素对于院士评选的干扰；退出制度提供了潜在的违规惩戒模式。前者涉及到院士制度的局部结构的改革，意义较大，而后者则是一种功能处置方案，其实质效果还有待观察。坦率地说，两院的院士制度改革方案仍显得过于保守，根本没有触及到院士群体的状态与绩效问题。本文就此试图探讨两个问题：其一，院士制度的现状与问题；其二，提出院士制度改革的一种结构性建议。

1 院士制度发展的现状与问题

为了简化起见，我们可以把科技系统简化为三大支撑子系统：制度系统、人力系统、经济系统。那么，院士作为科技界的精英，它的状态与绩效直接决定了整个科技人力系统的状态与绩效，这就是美国科学计量学家普赖斯所谓的“二八原则”的实质，即百分之二十的人，做了百分之八十的工作。另外，在科技系统中，人力系统又与制度系统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因此，科技体制改革从人力系统入手应该是不错的切入点。院士制度作为我国科技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应该是改革的前线。

不可否认，院士们对于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随着近年来院士人数的快速增加，以及相应的配套管理制度的改革存在的严重滞后现象，导致院士在科技界的引领功能在实质性地弱化，再加上，院士申报中以及部分院士中出现的诸多学术与社会不当勾连的乱象，导致院士制度的声誉受到极大的损害，这与院士制度设立之初的宗旨与目标相背离，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全面深入的清理，既是对宝贵的人力资源的浪费，又必将对中国科技事业的未来发展带来诸多潜在的不利影响。院士制度的改革，已成为当下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也是难点所在。按照美国经济学家阿兰·斯密德的“状态—结构—绩效模型”（即SSP）的观点：“可供选择的制度是自变量，因变量是实际绩效。与制度变量相互影响有关的一系列自变量中包含的制约人们相互依赖性的环境的那些方面定义为‘状态。”[2]要想获得改革的绩效，从制度结构入手是根本出路。当下那种片面追求状态与绩效的做法都是倒因为果的做法，不可持续。因此，为了从总体上保证院士制度处于“状态—结构—绩效”的高效运行区间，需要从院士制度的结构改革入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院士制度对于中国科技事业的引领作用。为了后续讨论的需要，简单梳理一下院士群体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就是必要的起点。

截止2013年12月底，我国两院院士共有1552名，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747名，分别是：

领域 数理学部 化学部 生命科学

与医学学部 地学部 信息技术科学部 技术科学部

院士 143 127 132 123 88 134

比例 19.1% 17% 17.7% 16.4% 11.8% 17.9%

图1 中科院院士按学科领域分布图

（资料来源：中国科学院网站）

中国工程院院士总数为805人，具体分布领域如下：

领域 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 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部 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 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 环境与轻纺工程学部 农业学部 医药卫生学部 工程管理学部

院士 117 114 102 107 106 47 74 115 50（27人为跨学部）

比例 14.5% 14.2% 12.7% 13.3% 13.1% 5.8% 9.2% 14.3% 6.2%

图2 中国工程院按学科分布图

资料来源：根据工程院网站数据制图

上述两个图表，已经很直观地展现了中国院士的总量与分布情况，现在简要把存在的问题直接列出来：

1、中国院士总量规模过大，与中国科技的总体发展状况不匹配，应该缩编。另外，中国院士的增长速度也太快，不容易形成知识的有效积累。作为对比，美国科学院院成立于1863年，现有院士2025人，年均增长约13.5人/年；反观中国大陆从1949年算起，院士年均增长约24人/年。基于这个简单事实，我们认为院士规模的快速扩容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即荣誉贬值现象会愈演愈烈，从而导致引领作用和榜样力量快速降低，这相当于稀释作用。为了捍卫荣誉，缩编势在必行。毕竟通过制度人为制造稀缺是增加价值与吸引力的重要举措。

2、中国院士的学科布局结构不合理，没有反映出学科发展趋势与产业转型的需要。比如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比例过高（19.1%），而信息技术科学部仅为11.8%。中国工程院也是如此，比如环境与轻纺工程学部的院士仅占总量的5.8%，工程管理学部仅占6.2%，这还是包括众多双肩挑的类型，如果纯管理学部院士仅占2.85%，根据《奥斯陆手册》对创新的最新界定，创新不仅仅是技术性创新，更包括非技术性创新，比如市场创新、金融创新等，这些新领域都要求管理创新的支撑，中国当下最缺的也是非技术性创新。再比如，在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不言而喻的今天，环境类院士数量严重短缺，由此也凸显出中国环境科学家的尴尬处境。因此，有理由推断：一些传统的优势学部凭借其多年形成的优势累积效应，造成该领域院士众多，可以想到，在未来的投票中他们仍会占有更大的优势，而传统优势领域并不一定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它仅是传统力量的简单再生产而已。

3、院士制度的改革，简而言之，目的只有两个：其一，塑造科技界的行为表率，带动创新，引领科技共同体发展；其二，提升科研领域的整体效率。抛开第一点不谈，仅谈效率。众所周知，效率的提升是一个由诸多复杂要素协同作用的结果，抛开外部宏观因素不谈（如制度安排、文化环境等），仅从微观层面来讲，效率与个体的生产力与创造力直接相关，而这两者又是年龄的函数。因此，关注院士的年龄，并非歧视，而是探求提升科研效率的路径问题。在人类生命的周期内，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才能，与效率无关的其他才能也是宝贵的，但如果我们把追求效率作为第一原则，那么年龄问题就是最好的切入点。根据现有的资料，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两院院士的年龄结构分布已经进入严重老龄化阶段，处于创造力衰减或枯竭区间，导致无法正常发挥其对科技界的激励与引领作用，详细数据见下表：

图3 中科院院士年龄分布图（其中70-74岁占10%，75岁以上占58.9%，总计70岁以上占68.9%）

图4 工程院院士年龄分布图（其中70-74岁占13.4%，75岁以上占65.7%，合计，70岁以上占79.13%）

这两张表格反应的的数据很令人震惊，真正处于适合科研一线工作年龄区间的院士比例太低，院士原本应该具有的引领作用大打折扣，另外，由于整体年龄已经远离创造力峰值年龄，超期服役的必然结果就是效率的降低。据笔者的研究，“科学家的峰值年龄应该在38.6岁左右”[3]这个结论与美国科学社会学家朱克曼的结论几乎相同。笔者的数据仅是不分学科得出的平均数，由于各门学科自身的差异，即各门学科的体系化程度的不同，峰值年龄会有差异。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认为：“体系化是指把经验知识加以整理，转变为简洁的和相互关联的系统理论阐述。不同的学科及其专业所得到的体系化的程度是不同的。……一门科学的体系化程度将影响人们获得能力的方式。在体系化程度较低的领域中，人们更多地依赖于经验。在这些领域中，科学家必须掌握大量的描述性事实和较低层次的理论，而这些理论的意义尚未得到成分理解。在体系化程度较高的领域中，综合性和更明确的理论结构，不但允许从中推出经验特例，而且还为评价新问题、新资料和新提出的结论提供了更明确的标准。”[4]基于这种界定，可以合理推出：体系化程度高的学科，取得成就的年龄趋向于年轻化，而体系化程度低的学科，取得成就的年龄趋向于偏大。默顿曾研究过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情况也很好地说明了这种理论的正确性。如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取得其获奖成果的年龄中位数是36岁，化学获奖者是38岁，医学与生理学奖获得者是41岁。即便是中位数，也仅意味着作出重要科学贡献的年龄应该在中位数附近徘徊，不会偏离太远。因此，年龄与创造力命题仍是成立的。反观当下院士群体的现状，这个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中科院院士中70岁以上占68.9%，其中，75岁以上院士占58.9%；工程院院士中70岁以上占79.13%，其中，75岁以上的院士数量更是达到了65.7%的比例，即整个群体的三分之二是75岁以上的老人。总体上说，有接近70%的两院院士是75岁以上的本应处于颐养天年阶段的老人。按照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显示：一个人的创造力周期应该是这样的：30岁以前是学习与取得行业准入资格阶段（以博士毕业作为科研行业的准入门槛，那么，按中国的教育体制，完成这个阶段应是22年时间，即便6岁上学，此时也是28岁，如果再做两年博士后，恰好是30岁），经过10年的努力，在38岁左右达到峰值年龄，此时做出最好的科研工作；再经过十余年的完善与验证，到50岁左右是思想最成熟的阶段；越过60岁这个时段，思维与创造力开始出现衰落，进入能力转换阶段，这是自然规律，没有人具有豁免权。到70岁时能力转换接近彻底完成，这个年龄本应颐养天年，对于大多数老人而言，如果此时还强行参与一线科研活动以及产业一线的工作，那显然是对事业与老人的双重伤害。

4、院士群体的整体老龄化，导致各学部及子学部的组织功能处于失灵状态，甚至连一次常规的会议都无法顺利举行，严重影响了科学院自身的组织再生产与良性运行。

2 院士制度的功能与定位

抛开院士个人的特征不谈，院士制度作为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它的宏观引领功能恰恰是公共领域的事情而非私人领域的事情。院士制度的宏观引领功能是通过每个院士被赋予的微观职能的有机整合而体现出来的，根据我们前期的研究，院士在微观层面的功能主要有三个：

2.1 承认功能

院士制度是对科研人员以往工作的制度性承认，这是科技发展的内在驱动力，获得了承认也就获得了合法性，由此，承认功能完成了从被承认到承认别人的转化；

2.2 权威功能

这是制度授权后的一种衍生奖励功能，它的哲学基础就是哲学家福柯所谓的“知识/权力”共生体的具体表达，日常生活中的专家系统与象征标志都与此有关。这种功能的异化现象就是会出现“符号暴力”。

2.3 荣誉功能

这是对院士工作的一种终身肯定，也是一种精神性奖励。美国社会学家乔恩·埃尔斯特曾指出：“荣誉的两种概念——由成就带来的荣誉和由归属带来的荣誉——可能同时存在于特定的社会中。”[5]中国院士的荣誉感恰恰就是由这两部分构成的，鲜有例外。

所有的院士称号背后都同时具有这三种功能，换言之，院士称号带来的三种职能都是稀缺资源，每一种功能都会对科技共同体发生不同的影响作用。以往的管理工作，只是简单地把三种功能变成“三合一”模式，实践表明，这种捆绑模式的实际运行效果欠佳，我们认为这种管理模式是极其粗糙的，造成功能的效率损失。其实，在不同年龄段，每个人的能力、需求与偏好是完全不同的，存在一个主功能区，简单的三合一模式，浪费了院士制度本身所具有的资源功能，至少让某些功能资源处于无效率区间。这种无视不同年龄阶段存在的能力与心理偏好差异的功能资源配置结构，既是对于荣誉资源的浪费，同时也造成了院士个体的认知误判，这也是院士对科技界产生过多、过滥的不当影响的深层原因所在。根据我们前期的研究，每个人在生命周期内都是依次在不同能力区间进行角色转换的，没有一种角色能能够贯穿一生的。大体来说，每个人的能力转换都要经历如下四个阶段：

1、青少年时期，处于学习主导型区间（Ⅰ）；

2、青年晚期到中年这个时段处于创新主导型区间（Ⅱ）；

3、中年晚期，思维与创新能力开始处于平台期与下降期之间，此时处于学术巩固区间（Ⅲ）；

4、晚年创新能力、思维活力与体力开始显著下降，此时以向青年传授经验与养生为主，不易于再从事探索性工作，此时处于经验保守区间（Ⅳ）。

处于不同能力区间的个体需求与心理偏好是不一样的，因此，对处于不同能力转换区间的院士应该给予不同的激励机制，激励要与能力主导区间相匹配，其他区间为辅：，见图5：

处于创新主导型区间（Ⅱ）的院士：以承认功能为主导，其他两项为辅；

处于学术巩固型区间（Ⅲ）的院士：以权威功能为主导，其他两项为辅；

处于经验保守型区间（Ⅳ）的院士：以荣誉功能为主导，其他两项取消。

图5 个体生命周期内的能力区间转换

结合图5，再来看一下两院院士总体的年龄区间分布（图6）再与能力区间分布对比，可以得出一个有趣的结论，见下图：

图6 两院院士总体各年龄分布图

这个图表说明，70岁以上的两院院士所占比例超过70%，即便按照75岁来计算，两院院士所占比例也超过60%。此图说明：两院院士的70%已经进入到经验保守型区间，此时的激励机制应该是荣誉，其他两项功能应该取消。当下中国科技界中的院士乱象与此有关。诸如目前流行的各类高校招聘广告中对于70岁以上院士许以重金的做法，根本达不到提升该校科研能力的目的，因为，按照能力区间划分，此时以经验为主。这种招聘无非是各取所需而与学术无关的其他交易而已。为了更细致说明这种情况，下面两图是中科院与工程院的对比，从中不难发现一些深层问题。

图7 两院院士年龄分布对比图

图7表明，两院院士都存在年龄严重偏高的情况，中科院比工程院稍微好一些，如果考虑到自然科学领域与工程技术领域学科性质的差异（前者创新能力为主，后者经验为主），两院院士的这种年龄微小差异可以消除。

图8 两院院士年龄分布按比例计算对比图

图8用比例数据，同样说明两院院士的年龄结构严重不合理。院士群体的大比例老龄化，已经让院士制度丧失了活力以及对科技共同体的引领功能。经常有人反驳说：美国院士的年龄也偏高，为何人家可以而我们不可以呢？原因有三：其一，美国科学院成立于1863年是一家民间机构，不具有其他制度性特权，而我们院士制度是一种正式的官方结构，它承载了各种无形的权力与权利。其二，美国社会治理的主导机制是民主模式，而我们的社会治理体系仍不完善；其三，文化的巨大差异，这点就不赘述了。

3 院士制度改革的一种拟议策略

院士群体虽然规模很小，但影响力巨大，这是科学体制的特点决定，传统来说，科学界是“精英统治的世界”，而院士恰恰是精英的代表，因此，这一改革必然涉及很多深层问题，因此改革难度并不小，为此需要避免一些极端的激进做法，而应该找准问题循序渐进，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两点建议。

3.1 瘦身与定额制改革

根据对上述数据与图表的分析，我们对于院士制度的结构性改革建议如下：

3.1.1两院院士总数采取定额制，即总名额封顶（仿效法兰西院士制度）。以此捍卫院士制度的功能（不贬值与引领能力）。

3.1.2定额制下的院士名额在各领域的公平分配，基于两个原则：其一，学术业绩；其二，与国计民生的密切程度。对某些学术水平与实践作用不大的领域，坚决实行瘦身，以此形成不同领域之间的竞争。

3.1.3根据年龄实行一刀切退出机制。以往院士制度中的退出机制（资深院士制度）之所以处于失灵状态，是因为院士制度中的三项功能没有划分清楚，导致退而不休。刚刚出台的劝退制度也无法看出其具体该如何操作？现在改为院士到75岁必须退出。然后新增选院士实行空出一个名额，补充一个名额。通过限量保证院士制度不贬值，提升院士制度的荣誉感和权威感。

3.2 院士制度改革的补偿机制

任何制度的改革都要涉及到一些人的既得利益的重新分配，因而运行起来会出现很大的阻力，如何消解院士制度改革中出现的阻力，这就需要提出配套的补偿机制。单纯的去利益化是行不通的，必须满足不同阶段群体心理偏好的主要需求，消减不必要的需求，否则改革之路会遇到很大阻力的。

处于创新主导型区间（Ⅱ）的院士，以给予承认为主导，消减权威功能与荣誉功能，因为他们还有可能做出更好的工作。适合于在科研一线，带头攻关，此时在经费上予以支持。

处于学术巩固区间（Ⅲ）的院士：以权威功能为主导，其他两项为辅；此时经验丰富，适合于以权威身份参与评审、重大决策的制定等。

处于经验保守区间（Ⅳ）的院士：以荣誉功能为主导，其他两项功能取消。这个阶段的院士年事已高，大多已告别科研与产业前沿，此时，应该坚决避免这个阶段的院士参与各类项目申请、评审、以及重大决策等活动，在维持原有待遇的前提下，只给与荣誉以表彰他们曾经做出的贡献。鉴于，我国院士大多处于这个区间，还需补充一点的是：这个区间的院士大多具有丰富经验，任何经验都是财富、也是极其宝贵的，国家需要加以很好地利用，而不是浪费。这方面有成功的案例，比如“863计划”的提出，就是由四位老院士根据自己的宝贵经验与判断提出并得到国家积极响应而设立的一项科技政策。处于此区间的院士大多具有很高的社会声望，他们的声音更容易得到政治家的支持。正如经济学家G·M·格罗斯曼（G.M.Grossman）等人所指出的那样：“一个或多个具有知识的团体向更不具备政策环境信息的政治家传递信息的活动，这个分析的前提是，集团和政治家的利益没有完全联系在一起。我们模型化了作为‘廉价谈话（cheap talk）的游说活动。也就是说，游说者能够不费成本地向政治家传递信息，而政治家没有独立的方式验证游说者的主张。”[6]其实，向政治家传递信息很重要，这也是决策科学化的重要举措。老院士们凭借自身所拥有的声誉和知名度，恰恰可以弥补我国政策制定中的长期存在的这个短板，在这个领域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

综上，院士制度改革应该成为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首要切入点，相比于庞大的科技体制而言，这里的改革涉及面最小，阻力会小很多，但改革意义却非常重大。美国科学社会学家乔纳森·科尔与斯蒂芬·科尔兄弟在论述科学界的社会分层时曾指出：“在科学界，领导人主要有两种功能：资源的分配和共识的确定。”[7]这两项功能的实施，需要作为领导人的院士们处于合理的能力区间内，而这个合理的能力区间并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年龄问题，而是其背后所拥有的学术资本存量问题，因此，院士制度改革的核心就是以年龄为线索，树立根据对个体学术资本折旧后的存量进行评估，然后以此重新配置资源，并提供匹配的激励机制，从而达到提升资源使用效率与拯救共识的目的。这个过程是通过对院士的功能、能力分区与激励机制的重新认识得以实现的。

备注：

本文在构想过程中得到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院士的很多中肯意见，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N].http：//hi.people.com.cn/n/2014/0610/c231187-21385581.html

[2] 阿兰·斯密德.制度与行为经济学[M].刘璨，吴水荣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2.

[3] 李侠，马兆俐，杜宝贵.科学家发表重要学术著作的年龄的研究[J].《东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

[4] R·K·默顿.科学社会学（下册）[M].鲁旭东，林聚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694.

[5] 乔恩·埃尔斯特.心灵的炼金术：理性与情感[M].郭忠华，潘华凌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30.

[6] G·.M·格罗斯曼、E·赫尔普曼.利益集团与贸易政策[M].李增刚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4.

[7] 乔纳森·科尔，斯蒂芬·科尔.科学界的社会分层[M].赵佳苓，顾昕，黄绍林.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274.

（责任编辑：王保宁）

Some suggestions on reform of Chinese academe member system

LI xia ，ZHOU zhe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Abstract：The reform of academe member system is a demonstration area of Chines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ystem reform. The most distinctive feature of Chinese academe member group is aging. The paper suggests to solve this problem on the basis of parting the capacity of different age group and downsize the Chinese academe member group. Besides， the scale of academe should be fixed to promote value of group and carry out the leadership function.

Keywords：Academe member system；Reform；Capacity of different age；Suggestion

综上，院士制度改革应该成为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首要切入点，相比于庞大的科技体制而言，这里的改革涉及面最小，阻力会小很多，但改革意义却非常重大。美国科学社会学家乔纳森·科尔与斯蒂芬·科尔兄弟在论述科学界的社会分层时曾指出：“在科学界，领导人主要有两种功能：资源的分配和共识的确定。”[7]这两项功能的实施，需要作为领导人的院士们处于合理的能力区间内，而这个合理的能力区间并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年龄问题，而是其背后所拥有的学术资本存量问题，因此，院士制度改革的核心就是以年龄为线索，树立根据对个体学术资本折旧后的存量进行评估，然后以此重新配置资源，并提供匹配的激励机制，从而达到提升资源使用效率与拯救共识的目的。这个过程是通过对院士的功能、能力分区与激励机制的重新认识得以实现的。

备注：

本文在构想过程中得到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院士的很多中肯意见，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N].http：//hi.people.com.cn/n/2014/0610/c231187-21385581.html

[2] 阿兰·斯密德.制度与行为经济学[M].刘璨，吴水荣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2.

[3] 李侠，马兆俐，杜宝贵.科学家发表重要学术著作的年龄的研究[J].《东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

[4] R·K·默顿.科学社会学（下册）[M].鲁旭东，林聚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694.

[5] 乔恩·埃尔斯特.心灵的炼金术：理性与情感[M].郭忠华，潘华凌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30.

[6] G·.M·格罗斯曼、E·赫尔普曼.利益集团与贸易政策[M].李增刚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4.

[7] 乔纳森·科尔，斯蒂芬·科尔.科学界的社会分层[M].赵佳苓，顾昕，黄绍林.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274.

（责任编辑：王保宁）

Some suggestions on reform of Chinese academe member system

LI xia ，ZHOU zhe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Abstract：The reform of academe member system is a demonstration area of Chines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ystem reform. The most distinctive feature of Chinese academe member group is aging. The paper suggests to solve this problem on the basis of parting the capacity of different age group and downsize the Chinese academe member group. Besides， the scale of academe should be fixed to promote value of group and carry out the leadership function.

Keywords：Academe member system；Reform；Capacity of different age；Suggestion

综上，院士制度改革应该成为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首要切入点，相比于庞大的科技体制而言，这里的改革涉及面最小，阻力会小很多，但改革意义却非常重大。美国科学社会学家乔纳森·科尔与斯蒂芬·科尔兄弟在论述科学界的社会分层时曾指出：“在科学界，领导人主要有两种功能：资源的分配和共识的确定。”[7]这两项功能的实施，需要作为领导人的院士们处于合理的能力区间内，而这个合理的能力区间并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年龄问题，而是其背后所拥有的学术资本存量问题，因此，院士制度改革的核心就是以年龄为线索，树立根据对个体学术资本折旧后的存量进行评估，然后以此重新配置资源，并提供匹配的激励机制，从而达到提升资源使用效率与拯救共识的目的。这个过程是通过对院士的功能、能力分区与激励机制的重新认识得以实现的。

备注：

本文在构想过程中得到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院士的很多中肯意见，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N].http：//hi.people.com.cn/n/2014/0610/c231187-21385581.html

[2] 阿兰·斯密德.制度与行为经济学[M].刘璨，吴水荣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2.

[3] 李侠，马兆俐，杜宝贵.科学家发表重要学术著作的年龄的研究[J].《东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

[4] R·K·默顿.科学社会学（下册）[M].鲁旭东，林聚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694.

[5] 乔恩·埃尔斯特.心灵的炼金术：理性与情感[M].郭忠华，潘华凌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30.

[6] G·.M·格罗斯曼、E·赫尔普曼.利益集团与贸易政策[M].李增刚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4.

[7] 乔纳森·科尔，斯蒂芬·科尔.科学界的社会分层[M].赵佳苓，顾昕，黄绍林.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274.

（责任编辑：王保宁）

Some suggestions on reform of Chinese academe member system

LI xia ，ZHOU zhe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Abstract：The reform of academe member system is a demonstration area of Chines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ystem reform. The most distinctive feature of Chinese academe member group is aging. The paper suggests to solve this problem on the basis of parting the capacity of different age group and downsize the Chinese academe member group. Besides， the scale of academe should be fixed to promote value of group and carry out the leadership function.

Keywords：Academe member system；Reform；Capacity of different age；Sugges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