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特约撰稿 / 韩福东

扬子公司，这个“官办商行”有多贪腐

本刊特约撰稿 / 韩福东

1948年的反腐，充满复杂的政治角力，正如《北平无战事》中所表现的，既有国共的文宣战，也有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

扬子公司运送的一千吨粮食，于晚间抵达北平。这是分配给学生的民食，但国军第四兵团一个连，突然抵达了火车站，声言这一千吨粮食中，有八百吨是调配给他们的军粮。冲突由此发生，扬子公司的平津办事处两位押粮者被扣。

这是扬子公司在《北平无战事》中被展示的形象：该公司不仅掌握民食调配这一块资源分配，还染指了国军军需，拿了央行的借款之后，一货卖两主—既卖给民食调配委员会，同时也卖给国军，以军需为借口，来掩盖在民食调配中的贪腐。

两位押车的普通工作人员，即便在被戴上手铐之后，仍然态度嚣张，连国防部少将都不放在眼里，动辄呵斥。“给孔总打电话。”他们的底牌就在这。孔总指的是扬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孔令侃，他是孔祥熙和宋霭龄的儿子。

这其实是一段历史的虚构。真实的扬子公司固然有违法之事，但其背景再深厚，也断不敢将同一份粮食同时卖给军队后勤部门和负责民食调配的政府，至于其押粮员工的气焰到了不把国防部放在眼里的地步，更是违反基本常识的情节编排。形式上制作精良的背后，有《北平无战事》戏说扬子公司的编导初衷，类似的情节当然不会绝无仅有。

国共内战期间，以扬子公司为首的所谓“官办商行”，在舆论场中早已声名狼藉。《北平无战事》的相关桥段，只是这种情绪的再释放而已。做过多年财政部长，又是蒋介石连襟的孔祥熙家族，当时有控制中国政经命脉“四大家族”之一的称谓，在电视剧中安插进扬子公司的角色，的确有益于传播；但时间只过去了一个甲子而已，相关当事人的子孙尚还健在，国共两党之间的宿怨在化解，编导对历史的尊敬可能还需再提高。

扬子（建业）公司是典型战后快速崛起的“红顶商业公司”。抗战胜利不及半年，1946年1月，它即在上海登记注册，最初资本为法币1亿元，次年又增加至10亿元。孔令侃一人的股份占据约四分之一—24.9%。天津有其分公司，《北平无战事》中所提及的扬子公司平津办事处，应指此。

查扬子公司的经营项目，主要为进出口贸易，包括棉花、电器、药品及其他奢侈品的进口，和猪鬃、茶叶等农产品的出口。其公司下设工业、营业、事务、财务、代理进出口、颜料和影片等九个部门。在一般人的认知中，扬子公司及其背后的孔氏家族，是“垄断进出口”的巨无霸。

但从经营业务可以看出，扬子公司似不经营“粮食买卖”。《北平无战事》讲述的历史故事，发生在1948年7月至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查此一阶段主流大报《申报》和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均无扬子公司“一粮两卖”的报道。

动力系统作为水下航行器的“心脏”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对象. 近年来, 随着减阻技术和结构优化的快速发展, 高性能舰船及水下航行器的速度得到大幅提升, 同时也对水下推进装置提出了更高要求. 按照推进方式的不同可将水下兵器推进系统分为叶片式与喷射式两种, 由于叶片在高转速下会产生“空化”现象, 导致螺旋桨丧失部分推力, 推进效率严重降低, 同时也会造成叶片的空蚀损伤, 70 Knot也就成为采用螺旋桨推进方式的水下兵器不可逾越的速度极限[1].

1948年秋冬时节，扬子公司的确惹上麻烦，那是因为蒋经国去上海“打老虎”，扬子公司成为“奸商”的代表。著名的“扬子公司囤积案”即发生在此时。

1948年11月8日，《申报》刊发题为《扬子公司存货情形，政院函复立院》的报道，内称：10月中旬，立法院院会报告财政经济时，有委员当场询问办理上海扬子建业公司存货之事，行政院日前做出答复。据此复函所附上海区经管督导员办公处10月29日代电及附件，扬子公司9月25日（即上海举办全市日用必需品第一期总登记检查开始之第一日），即到经管督导员办公处申报存货登记，扬子公司之存货，已经通知主管机关，根据该处规定，按照限价分别配售给各厂商及一般商号。

该报还刊发“记者按”称，此项代电于“经管补充办法”公布放弃限价前发出，代电所附十月一日封存的扬子公司货物清单，包括货物种类六十余项，内有西药二五六三箱，日用百货三十八箱，化妆品九三箱，女皮鞋十三箱，手提包一六八只等。据警局报告检查结果，各项存货，除箱装难以点验外，余均与货单相同。报告中并称：“一部药品（一千余箱）堆存于冷气室，内中有一部分鱼肝油等已坏，惟其堆存时间，已在一年以上”。至于报载十三层楼查获孔令侃大批西药及汽车消息，据称“乃系扬子公司在利威汽车公司二楼仓库之误”。

报道中指出扬子公司堆存的鱼肝油已有部分变质，是为了突出其囤积货物时间之久。

和今日的市场认知不同，在物价飙升的1948年，囤积货物谋求暴利是违法行为。从《申报》所列举被封存的扬子公司货物清单看，并无“粮食”项目。这是否意味着扬子公司的业务类别中根本不包括“粮食买卖”？

《中央日报》1948年12月22日，也曾在第四版用近半版篇幅刊登《扬子公司囤积案纠举书》，其中对扬子公司被封存的货物有更详细的说明，计分为五种：化妆品等禁止进口货品、日用必需品（包括食糖和煤油）、工业原料、西药和其他货品四十四种（包括自行车、西服、注射器等）。其中的确不包括粮食。

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的“打虎”办公室。

蒋经国到上海之初，即心怀“打老虎”之壮志。蒋介石对他有重托，苏联的经历也让他在反腐方式上带有左派色彩。

“蒋介石在日记里记下：‘虽然我晓得这个职位可能使经国遭到忌恨，甚至断送前程，但是我必须派他去。经国是可以承担此一任务的惟一人选。’”美国学者陶涵在《蒋经国传》中这样写道：“孔令侃在商界的诨号是‘南京老虎’……这一时期，蒋经国还在读马克思主义书籍，某个星期天上午，有位部属到他住所觐见，看到他在读俄文本的《列宁全集》。蒋经国也替遍贴全市的海报亲撰口号，其中有一句是‘打倒豪门资本！’一般解读，这是影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于是他把它改成‘打倒官僚资本’，这又是一个左派词语。”

但这一次，问题要复杂得多。涉案者并非孔祥熙亲信那么简单，孔令侃是孔家长子，蒋介石是他的亲姨夫。据说蒋经国曾表达出“我无法忠孝两全”的纠结。孔令侃一度被蒋经国软禁，而在宋美龄干预了该案，且孔令侃暗示他将暴露让蒋家和政府难堪之事后，事件得以和解，孔令侃交给政府600万美元，去了纽约。按照监察委员金越光《扬子公司案调查报告》的结论，扬子公司的确有“囤积、走私物品，并且逃税”，而且上海市长吴国桢也曾设法保护它。

扬子公司的另一大股东杜月笙，也受到影响。他去了香港，儿子杜维屏则被逮捕，在上缴了大笔罚款后，才得以解脱。“上海终于扫除了孔、杜家族。但是，这时候蒋经国的经济管制措施已在瓦解，一般印象是，他在扬子公司一案被迫屈服。”陶涵对这个说法，基本认同。在1948年蒋经国上海“打老虎”之前，扬子公司已惹上过一桩麻烦。1947年3月，有美资背景的上海《大美晚报》刊发报道，称中国国营商行不受结汇限额及进口条例等限制，“获利以饱私囊”。报道将扬子公司作为“利用特权经营商业”而受到中美商人较多指摘的三家公司之一（另两家为孚中、中国建设银公司），称这些公司的头面人物持有中国外交官护照，在美国从事商业活动。

震怒的蒋介石，要求下属彻查。

4个月后，《中央日报》刊发了相关的调查结论，指出三家公司利用特权套取了大量外汇。其中，扬子公司共结汇1.8069亿余美元，除售出者外，净购107万余美元，所购货物以棉花药品为最多。

两天后，该报又刊发更正，称三家公司的结汇数目，

漏点了小数点，扬子公司结汇实为180.69万余美元。比此前的报道少了100倍。但此前报道所达成的宣传效果已很难挽回。当事者陆铿（时为《中央日报》副总编辑兼采访部主任），曾在1997年出版回忆录提及此事。他称刊发更正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央日报》总主笔陶希圣所玩弄的“小数点”游戏，不费力气就将数额缩小了一百倍。陆铿讥讽陶希圣“真是高手”。

但据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教授郑会欣通过查阅档案，发现中央日报的确是漏点了小数点，陆铿的回忆录充斥了不实之词。郑会欣在《关于孚中、扬子公司套汇数目的争论及其真相》中，对此论之甚详。

郑会欣也认为，扬子公司等“官办商行”利用其特殊的政治背景及与政府的微妙关系，战后迅速在上海抢滩登陆，一方面独家代理美国各大厂商的在华经销代理权，垄断汽车、电器、药品、奢侈品等非生产性物资进口，同时又仗恃特权，套购外汇及申请大量的进口配额，赚取超额利润，加快了国库中外汇和黄金大量流出的速度，同时也成为国人攻击的共同目标。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两点，其一，扬子公司等“官办商行”其实是民营公司，只不过董事长具有高官家属的身份。其二，1946年11月之后，外汇管制从严，大多数进出口公司无法申请到进口额度，包括很多美籍进口商都无法拿到配额，而有特权的扬子公司却可以。当时的上海市长吴国桢晚年回忆此事时，既强调扬子公司等“官办商行”的剥削者和暴发户身份，也强调他们所谓的套汇问题均合法：“孔的人是控制财政部外汇管理委员会的，所以就能得到外汇。每个人都得先申请才能进口必要的货物，但他们却有优先进口权。因此，尽管他们的确从中国人民的血汗中发了大财，但一切仍然是合法行为。”

扬子公司是国共内战时期“官办商行”的一个样板和典范。从套汇和囤积事件可以看出，其的确利用特权谋取了暴利，但其贪腐程度远不如当时和后世舆论所宣扬的那样严重。1948年的反腐，充满复杂的政治角力，正如《北平无战事》中所表现的，既有国共的文宣战，也有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