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吉同

荣禄死于1903年4月，死前是慈禧倚重的心腹大臣、“参谋总长”。有人说两人是情人关系，甚至说光绪是他们的私生子，这似乎有些“小说家言”。但慈禧对荣禄确实够意思，“眷顾之隆，一时无比。事无巨细，常待一言决焉”。

荣禄死后，慈禧比死了丈夫还悲痛，荣禄享受到的哀荣也就可想而知了，“赠太傅，谥文忠，晋一等男爵”。清朝沿袭明制，太傅与太师、太保并列为三公，均正一品。而“文忠”的谥封，清史上仅有几个功勋卓著的相国才享此殊荣。慈禧死前，又钦点荣禄的外孙溥仪为皇帝，可谓“后”恩浩荡，恩宠至极。

然而，与慈禧和朝廷的哀痛及评价相反，民间对荣禄之死则是一片欢呼，报纸评论无不拍手称快，《中外日报》甚至说：“恨其死之迟耳！”朝野如此两极，道理也好理解：荣禄效忠的是慈禧，比如发动戊戌政变、斩杀谭嗣同等“六君子”，就为慈禧再次垂帘听政铺平了道路。而这些对于维新派和天下苍生而言，不但不是功，而且是罪。评价之所以迥异就在于双方的立场不同。不过，还不仅仅是这些。

荣禄死的年代，官民矛盾严重对立，“仇官”现象极为普遍。1901年的《集成报》上的一篇社论就说：“中国之民皆好民，中国之官皆不好官。”百姓如此“仇官”，其實是有原因的。当时的官场太黑暗，买官卖官蔚然成风，有报纸就疾呼：“中国吏治之坏，至今已达极点矣！”著名的官场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就是这个时候问世的。小说中的官吏龌龊不堪，正是当时官场的真实写照。而荣禄这个“首席大臣”在这个时候死去，百姓喊“大快人心”也就不奇怪了。

而荣禄也确实是只“大老虎”。晚清社会的一大特色是候补官员太多，据说每年存量达两三万之多，这些人若老实排队等待朝廷安排，恐怕就遥遥无期了。于是，候补官员无不暗地拉关系、使银子，最终找到一个大人物出面打招呼，实缺便搞定了。荣禄这个卖官大老板就这样应“运”而生了。仅从1901年到死的三年时间里，荣禄批的请托存札就近四百件。荣禄批这么多条子可不是夙兴夜寐为国操劳，而是“权力寻租”。条子一批马上就有人送来银子，同时还能培植财源和私党。荣禄的女儿大婚时，那些已补上肥缺的“门生”们纷至沓来，送几千两、几百两不等，银子流水般地进入了荣家府第。荣禄如此贪婪，百姓恨他不死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众所周知，在皇权专制社会，人民对官员的乌纱帽是没有一丁点决定权的。对于这一点，做官的似乎很高兴，荣禄用不着去讨好芸芸众生，只要能赢得老佛爷的欢心，便能使头上的乌纱帽戴得牢靠。然而，事物有一利必有一弊，荣禄挨骂正是吃了“利”的亏。假如百姓能决定他的官帽，或许十年前他就被民众撵下了台，从此赋闲在家或干些其他力所能及的正经事。试想，一个离开权力多年的老人在近古稀之年去世，以中国百姓向来的善良和宽容，还会骂他死得太晚吗？不得民心者、贪赃枉法者早早自动离开权力，或许才是自我救赎的最好出路。荣禄既不下台又狠狠地贪，媒体骂他该死只能说是他咎由自取。

编辑/晓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