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治认同的内涵、结构与功能

2014-09-22彭正德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4年5期

摘要：政治认同包含“情感倾向”和“心理归属”两方面的涵义，但其“情感倾向”方面的涵义更为重要，在本质上是指社会成员对政治权力的认可和同意。以认同对象为标准，政治认同可以划分为政策认同、执政党和政府认同、国家认同、制度认同和价值认同五个层次，它们构成了一个由具体到抽象、由低层到高层的有序结构。政治认同体现的是一种人心向背，与政治服从、政治合法性和政治稳定密切相关，是政治权威与服从关系的政治心理基础。

关键词：政治认同；基本内涵；层次结构；主要功能

作者简介：彭正德，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湖南长沙 410081）

政治认同是政治心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近年来，政治认同问题受到国内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并逐渐成为一个新的学术热点。为了将这一研究推向深入，有必要对政治认同的内涵、结构、功能等基本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

一、政治认同的基本内涵

政治认同是政治生活中和政治领域内的认同现象，这一概念的核心在于“认同”。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认同”有两个义项，一是“认为跟自己有共同之处而感到亲切”，二是“承认、认可”，这里的“承认”，也即“表示肯定，同意，认可”。这两个义项，前者强调的是心理归属——因相似性或共同性而产生的心理上的归属感，认同的结果通常是群体内部凝聚力的增强，并使群体之间的“我者”和“他者”得以明确区分；后者强调的是情感倾向——因内心认可和赞同而产生的肯定性心理反应，认同的结果往往是权威与合法性的产生，这里所谓的“情感”，指的是“对外界刺激肯定或否定的心理反应”。当我们使用“家族认同”、“民族认同”、“身份认同”、“文化认同”等术语时，我们强调的是个体因共同特征、共同地位或共同处境而对某个群体产生了心理归属感；而当我们说“某个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普遍的认同”、“某位学者使用的研究方法得到了学界的认同”时，我们表达的则是肯定性的情感倾向以及认同对象存在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基于“认同”的上述两个义项，政治认同这一概念具有心理归属和情感倾向两个方面的涵义。

从“心理归属”角度来理解“政治认同”的内涵，是当前国内外学界占主流的观点。美国政治学者罗森邦（Rosenbaum Walter A.）对政治认同的理解在西方学界最具代表性，他在1976年出版的《政治文化》一书中指出：“政治认同——指一个人感觉他属于什么政治单位（国家、民族、城镇、区域）、地理区域和团体，在某些重要的主观意识上，此是他自己的社会认同的一部分；特别地，这些认同也包括那些他感觉到要强烈效忠、尽义务或责任的单位和团体。”{1}《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没有收录“政治认同”词条，不过它把政治认同中的政党认同定义为“一种心理认同，即对于某一政党或其他政党的依恋之情”，并认为政党认同将会促使投票人支持自己的政党，因此可以作为衡量某一政党支持率的长远倾向的标准，{2}强调的也是心理归属。与此相类似，国内学界也主要是把政治认同理解为一种政治上的心理归属感，《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对“政治认同”就是这样界定的：“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一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它与人们的心理活动有密切的关系。人们在一定社会中生活，总要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中确定自己的身份——如把自己看作某一政党的党员，某一阶级的成员、某一政治过程的参与者或某一政治信念的追求者等等，并自觉地以组织及过程的规范来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这种现象就是政治认同。”{3}国内学者也大多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政治认同”概念的。

将政治认同理解为政治生活中的“心理归属”，着眼的是政治隶属关系——我属于哪个政治单位？我属于哪个政治组织？我属于哪个政治群体？我和其他政治单位、政治组织、政治群体中的成员有何区别？正如后现代学者韦克斯（Jeffrey Weeks）所说：“认同乃有关于隶属，即关于你和一些人有何共同之处，以及关于你和他者有何区别之处。从它的最基本处来说，认同给你一种个人的所在感，给你的个体性以稳固的核心。认同也是有关于你的社会关系，你与他者复杂的牵连。”{4}但是在政治领域，“心理归属”这一理解并不能揭示“认同”涵义的实质，相比之下，政治认同在“情感倾向”方面的涵义更为根本，因为政治领域的核心要素是政治权力，一个社会成员或社会群体政治上是否持认同态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认同，最终取决于该社会成员或社会群体对政治权力及其行为的情感倾向，而且对政治权力的肯定性评价和心理接纳的情感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社会成员或社会群体政治上的心理归属感。与政治认同的“心理归属”涵义相区别，从“情感倾向”角度来理解政治认同，着眼的是政治统治中的权威与服从关系——我承认统治者权力的正当性吗？这种政治统治值得我服从吗？统治者的统治取得了被统治者的同意吗？强调的是社会公众对政治权力及其产生的政治统治和政治秩序的认可、赞同和同意。

政治统治中的权威与服从关系是政治权力追求的重要目标。政治社会是以政治权力的存在为前提的，政治现象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权力及其运行，权力及其背后的利益问题，可以概括包括阶级斗争问题在内的各种政治现象的本质。{5}而政治权力的基本政治行为之一就是政治统治，一个社会只要有政治权力存在，就会形成政治权力制约关系，就会产生政治统治，而权力与统治天然要求获得服从，“就政治的本来含义和实际意义来讲，只有当社会成员选择政治服从行为时，政治权力制约关系的同一性才得以存在，政治权力才是有意义的。而当社会成员选择其他行为时，不仅意味着政治权力失去存在意义，而且同时意味着政治权力制约关系赖以建立的利益关系的不复存在”{6}。但是在实践中，政治权力及其统治并不必然得到服从，“即使最强者也决不会强得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7}，为了获得服从，统治者必须把政治权力转化为政治权威，这样才能把权力制约关系转化为政治权威与服从关系。政治权威与服从关系的构建过程，也就是政治秩序的形成和巩固过程，政治秩序就是政治权威-服从关系的制度化，政治秩序的出现，意味着政治权力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和同意，获得了足够的服从，意味着政治统治达到了巩固的状态。

在政治权威与服从关系的形成过程中，“承认、认可、同意”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权威与权力、暴力有着根本的区别。作为政治生活中核心要素的政治权力，本质上是一种强制力量，其构成要素的最核心部分是暴力，任何一种政治统治都试图垄断和使用暴力，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列宁把国家看作一种暴力机器，他指出：“系统地使用暴力和强迫人们服从的特殊机构……就叫做国家。”{8}政治权力以暴力为基础，但又不等同于暴力，“什么是权力？简单地说，就是暴力加上同意……世界上所有的政府都使用暴力，而且即使是最独裁专制的政府也得到小范围内的同意。人们对政府总是有特定的期望，并希望政府官员们能将这些期望变成现实。因此，他们只同意能够制定出他们想要的规章制度的立法机构，并且同意对那些违反它的人实施强制性制裁”{9}。或者说，人们对国家垄断和使用暴力的承认和同意将暴力转化成了政治权力。当承认和同意的基础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到一定程度，政治权力就被赋予了正当性并获得了社会成员的忠诚，这时，政治权力就进一步被转化为政治权威——被认为是正当的、能够获得忠诚和自觉服从的权力。政治学者里普森（Leslie Lipson）认为，国家的政治目的可以分为安全、秩序、正义三个层次，保障安全是国家最基本的目标和功能，秩序是一种安全体制，是一种建立在互相信任基础上的稳定性，正义依赖于秩序并提升了秩序，没有它人们不能彼此信任，而且只有被认为正义的秩序才能够最持久，相应地，实现国家政治目的的政府手段包括暴力、权力、权威三种，暴力可以保障安全，但不足以维持秩序，由此产生了暴力和同意的混合物——权力，而秩序要达到正义，权力就必须被转化为权威，权威的发展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它以同意为基础。{10}正是因为有了承认、认可和同意，赤裸裸的暴力才变成了政治权力，并进而上升为政治权威，政治权威和服从关系才得以确立。特别是近代以来“统治者的统治基于被统治者的同意”的理念被普遍接受以后，承认、认可和同意在政治领域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因此，政治认同表达的不仅仅是一种心理归属，更是一种承认、认可和同意的情感倾向，而且只有在国家政治权力获得足够的承认和同意的前提下，社会成员对自己属于哪个政治单位和哪个党派、阶级、群体的心理归属感才不至于威胁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尽管政治认同的“情感倾向”和“心理归属”两个方面的含义存在明显区别，但二者又相互关联，社会成员对政治权力认可和同意的情感倾向，通常会促使该社会成员履行自己的政治角色所承担的义务，并产生相应的政治归属感，甚至把执政党比作“母亲”，而社会成员对政治单位、政治组织、政治群体亲近和接纳的心理归属，也将促使该社会成员遵守相应的政治规范，并最终增强他对政治权力认可和同意的情感倾向。

综上所述，政治认同指的是人们在政治生活中产生的认可、同意的情感倾向和亲近、接纳的心理归属，它是一种心理活动，也是一种政治态度，在本质上是社会成员对政治权力的认同。

二、政治认同的层次结构

由于政治认同的本质是对政治权力的承认、认可和同意，社会成员对政治权力的这种情感倾向是其产生相应的心理归属感的前提，或者与这些心理归属感密切相关，因此，政治认同的主要对象就是确保政治权力有效运作以构建政治权威与服从关系的“政治权力系统”，这一系统包含了国家、政府、执政党、政策、政治制度、政治价值观等要素，这些要素便是政治认同的具体对象。其中，国家是政治权力最主要的主体，政治权力作为社会公共权力，又被称为国家权力；政府是直接运作政治权力的国家机构，是国家的具体体现；在现代社会，政府通常由政党来组织和控制，政党也就成为运作政治权力的重要政治组织；政治权力的运作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政治权力在实施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的过程中也要求社会成员遵守一定的规则，这些规则体系构成了政治制度；政治价值观是政治权力运作的指导思想和价值追求；政策则是政治权力在决策层面运作的结果，体现着政治权力的要求。从构建政治权威与服从关系的角度看，政治认同具体表现为人们对政策、执政党、政府、国家、政治制度、政治价值观方面的认同，它们构成了一个由具体到抽象、由低层到高层的有序结构。具体来讲，政治认同的结构主要包括以下五个层次。

1. 政策认同

政策认同处于政治认同结构的最低层。作为政治认同对象的政策，是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为实现某一路线、任务而制定的策略、措施和行动准则，它体现着执政党和政府的主张和要求，是执政党和政府维护社会和政治秩序、推动社会有序运转和发展的重要工具。迈克尔·罗斯金（Michael G. Roskin）等学者指出，所有现代国家都被卷入制定公共政策的复杂事务中，公共政策是一种政府官员和机构的权威性行动而非建议或讨论，它是用来满足被感知的国家需求的，所有政策可以划分为两个主要类型：实质性的和象征性的，前者决定公共资金的开支，后者是指那些创造情感忠诚的政府行为或把社会地位赋予社会上的关键人物。{11}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和鲍威尔（G. Bingham Powell）则将政策的主要内容分为资源的提取、产品和服务的分配、行为的管制、象征和信息的交流四个方面。{12}无论学界如何对政策进行分类和理论分析，现实生活中的政策总是具体的，它们以政治权力为载体和后盾，对社会成员形成直接的影响和约束。由于政策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着具体而直接的影响，人们对政策影响的感知很容易形成对政策认同与否的情感倾向，即使是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无政治阶层”者，也会对政策进行评价，并表达自己对政策的态度。

一般而言，如果某项政策得不到多数人的认同，该项政策将面临执行困境，甚至被废除或被新的政策取代，而不会导致政府垮台或政党执政危机，更不会伤及人们对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观的认同。但是，政策毕竟是政治权力运行的结果，是政治权力的表现和象征，政策认同能够使政治权力有效运作，并促进人们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情感。当政策认同频繁地出现问题，特别是某些重要政策持续陷入认同危机，其累积效应将从总体上削弱人们的政治认同，并使政治权力运作陷入困境。

2. 执政党和政府认同

在政治认同结构中，执政党和政府认同比政策认同更重要，更接近政治认同的核心。在分析执政党和政府认同时，首先必须承认，执政党认同与政府认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为政党和政府的区别十分明显——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根本利益的政治组织，它由本阶级、阶层或集团的积极分子组成，以执掌或参与国家政治权力为目标，执政党只不过是执掌国家政治权力的政党；而政府是行使国家政治权力、实施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行为的国家机构，它由承担国家职能的政治机构和被称为代理人、公仆或官员的一小部分人构成，“就其作为秩序化统治的一种条件而言，政府是国家的权威性表现形式……在最广泛的形式上，政府构成了统治制度。这些制度帮助确定统治者彼此之间以及统治者同政治反对派之间、同政府的最重要的运行部门——行政机构中的职业官员之间相互关系的方式。它们也帮助确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相互关系的方式”{13}。但是，执政党是政府的组织者和掌控者，政府的施政过程贯彻的是执政党的纲领、政策和政治主张，体现的是执政党的执政意图和执政目标，因此，执政党认同和政府认同实际上难以区分，当人们赋予执政党以认同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他们认同执政党组建的政府，反之亦然，而且人们也经常将“党和政府”放在一起进行评价并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态度。

执政党和政府运作政治权力，制定并推行政策，是政党政治运作的基本格局。在政党政治条件下，政治权威与服从关系的构建，不仅要求政策获得广泛的认同，更要求执政党和政府获得高度的认同。当人们赋予执政党和政府以高度认同时，他们对政策的缺陷可能给予更多的包容，甚至可能对政策表现出某种狂热，而当执政党和政府认同降低到一定程度，政策的执行通常将面临诸多障碍。当某项或某几项政策遭到多数人的反对，政治秩序通常仍然可以保持稳定，而当执政党和政府得不到多数人的认同，社会则很容易陷入政治动荡。当然，人们对执政党和政府的认同可能存在层次差异，就像有的学者所发现的，我国农民通常对上级党政机构特别是党中央和中央政府表现出更高的认同，他们经常运用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的权威对抗基层党政组织的“土政策”和违法乱纪的干部，{14}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党和政府认同主要取决于人们对中央党政组织的态度。

3. 国家认同

国家认同在政治认同结构中居于核心地位。“国家包括具有权利和义务的公民、制度和权限、原则和权力，它是结构化的关系网络”{15}也是政策、执政党和政府、政治制度、政治价值观存在的前提。人们也许不认同某项政策，反对某个执政党和政府，拒绝接受某种政治制度安排和政治价值观，却可能仍然对国家表示忠诚。相反，当国家认同陷入危机时，其他四个层面的政治认同必然难以维系。

国家认同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国家统治权的认同。国家统治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内容，而主权是国家的基本构成要素。作为政治认同对象的国家，首先是一种实行阶级统治的社会公共权力组织，其本质在于阶级统治。恩格斯在论述国家起源时指出：“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16}因此，对国家的认同首先就意味着对国家政治权力及政治统治的承认和同意。在这个方面，国家认同与执政党和政府认同没有太大差别。

另一方面，国家认同也意味着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政治共同体是指“以承认共同利益、拥有制止分裂的方法和制定实施联合决定的机构为特征的社会团体。一个政治共同体可以处在民族国家或它的下属政治机构的共同边界内”{17}。有学者认为：“每一个统治权大致完整，对内足以号令成员、对外足以抵御侵犯的政治实体，即为国家。”国家认同就是“一个人确认自己属于哪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的心灵性活动”，并指出，由于“自我”如何界定常常是主体产生行动的先决条件或预设条件，因此许多人认为国家认同问题是政治共同体最“根本”的问题。{18}对国家的认同也意味着认为自己属于某一国家层次的政治共同体的心理和感情，特别是在多民族国家中，这种心理归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成员对国家政治权力的承认和认可。

4. 制度认同

制度认同是指人们对政治制度的认同。政治制度是指政治实体在政治活动中必须遵循的各类规则，不仅包括国体、政体、国家结构制度，而且包括一系列具体的政治制度和基层民主政治制度。{19}政治制度和政策同属政治规范，但是政治制度相对抽象，人们通常能够清晰地表述与自己利害相关的某项政策的具体内容，却很难阐述清楚与其政治生活密切相关的某项政治制度的内涵。而且政治制度具有稳定性和根本性，政策是可以很快被废除的，执政党和政府也是可以更替的，但是政治制度却可以持久和延续。任何国家都设立了政治制度，没有对政治制度的认同，国家认同与执政党和政府认同将会是没有实质含义的空壳。

制度认同反映了控制社会冲突和实现共同利益的愿望，表达的是对政治权威和国家政治权力的认同。政治制度存在的前提是社会冲突，如果完全没有社会冲突，人们就不需要构建政治制度，正因为存在激烈的社会冲突又要“将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政治制度才成为人们必需的对象；另一方面，共同利益是政治制度存在的重要基础，如果没有共同利益，政治制度便无从构建，正因为冲突各方存在着共同利益，他们才愿意在构建制度上达成共识，维护共同利益也就成了政治制度的重要目标和功能，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深刻地指出：“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制度，社会便缺乏支确定和实现自己共同利益的手段，创建政治制度的能力就是创建公共利益的能力。”{20}对政治制度的认同表达的是遵守政治规则的意愿，意味着对政治权力的承认和对政治统治的同意。

5. 价值认同

政治价值观也是政治认同的重要对象。它是人们在政治生活中形成的一整套观念，是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指的是社会成员对政治世界的看法，包括社会成员看待、评价某种政治系统及其政治活动的标准，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主体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选择标准。在某种政治文化影响下，社会成员在总体上都存在一种基本一致的政治价值观念，它直接影响着政治行为主体的政治信念、信仰和态度”{21}。尽管政治价值观非常抽象，但它在政治社会结构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在分析政治系统的结构和过程时指出，价值是社会系统中的行动规范取向的模型，它规定行动的主要方向，而无需参照具体目标或更具体的情境或结构。{22}对政治价值观的认同有助于产生对国家、执政党和政府、政策、政治制度的认同和对政治权力所创建的政治秩序的服从。当占统治地位的政治价值观遭到普遍质疑和挑战，社会的价值性冲突将会经常出现，价值性冲突不仅会使政策、执政党和政府陷入困境，而且会侵蚀政治制度和国家的正当性基础。

政治认同结构的上述五个层次，围绕政治权力而展开，是人们对政治权力的认同在政治组织、政治规范和政治观念方面的表现，并因认同对象的特征而呈现出不同的抽象程度，一般而言，越是抽象层次的政治认同，越具有相对稳定性。

三、政治认同的主要功能

政治认同是一种心理活动和政治态度，但它体现的是一种人心向背，并与政治服从、政治合法性和政治稳定密切相关，是政治权威与服从关系的政治心理基础，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功能。

第一，有助于促进政治服从。

政治服从是政治权力的本质要求，是政治权力构建权威-服从关系的必需要素，而政治认同是政治服从的心理动因，其首要功能就是促进政治服从。政治服从是一种政治行为，但是人的行为总是受心理影响和支配，政治认同作为一种政治态度，属于政治心理，其行为指向是政治服从，因为“政治态度是政治行为的准备阶段，是政治心理转化为政治行为的必经环节，政治态度的倾向性决定了政治行为的选择指向”{23}，正如不满、拒斥和疏离心理通常导致对抗性行为一样，承认、同意和归属心理往往导向行为上的服从，由于对政治组织、政治制度、政治价值观持认同态度，人们通常会倾向于按照政治权力的要求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服从政治权力确定的政治规范。

现实生活中，由于社会阶层的分化、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利益矛盾的存在等原因，社会抗争行为的出现常常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政治认同能够赋予抗争行为以服从倾向，从而使社会成员或社会群体的抗争保持在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的范围之内。政治认同之所以能够赋予抗争行为以服从倾向，主要原因有三个：其一，政治认同能够弱化抗争的“政治性”。当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程度较高时，其抗争行为通常围绕物质利益而展开，而不会过多涉及政治层面的问题，抗争的目的在于维护和争取合法的资源性权益，而不是为了实现某项抽象的政治性权利或达到某个抽象的政治目标，这种“非政治性”或“弱政治性”的抗争是以政治服从为前提的，通常在抗争者的利益诉求得到有效回应后迅速终结，不会导致政治对抗。其二，政治认同能够降低抗争的“层次性”。一般而言，政治认同程度越高，抗争对象的层次就会越低，当社会成员在政治生活中总体上持认同态度时，其抗争对象通常是具体的制度、政策及其执行者，而不是政府、执政党、政治价值体系和国家政权，即使抗争对象涉及执政党和政府，通常也是执政党和政府的基层或低层组织，抗争者对中央党政组织、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秩序仍然是服从的，甚至是高度的服从。其三，政治认同能够降低抗争的烈度。抗争者如果对政治统治和政治秩序缺乏起码的认同，其抗争行为通常会采取极端化的方式，包括强硬的抗争姿态、暴力性的抗争手段等等，相反，当抗争者的政治认同程度较高时，其抗争行为通常是非暴力的，或者只卷入了低度的暴力，他们表达抗争诉求时通常会遵守相应的法律和政治规范，与执政者容易达成共识，而且这种低烈度的抗争会促进抗争者与执政者之间的政治沟通，使政策、具体制度和政治过程中的弊端、缺陷以及不合理因素得到过滤和纠正，从而带来更高水平的政治服从。因此，在政治认同的作用下，抗争不会演变为极端化的政治对抗和反叛，而只是一种“服从的抵抗”，即以认同和服从既有政治秩序和政治体系为前提的、低烈度的抗争。

政治认同内含着政治服从的行为倾向，而且只有在政治认同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构建起政治权威与服从关系，因为权威是一种让人自觉服从的能力，在政治认同的基础上产生的政治服从，不是出于恐惧和强制，而是出于自觉和自愿，不是对权力的屈服，而是对权威的诚服，这种政治服从既是政治权威形成的原因，也是政治权威坚实的基础。

第二，有助于增强政治合法性。

政治认同不仅能够促进政治服从，而且有助于增强政治合法性。政治合法性即政治统治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是政治统治可靠的基础，“一切经验表明，没有任何一种统治自愿地满足于仅仅以物质的动机或者仅仅以情绪的动机，或者仅仅以价值合乎理性的动机，作为其继续存在的机会。毋宁说，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24}任何政治统治，若要长久维持下去并最大限度地降低统治成本，就必须尽可能地提高其政治合法性。

在学术研究中，人们对政治合法性的理解大致可以分为“经验理论”和“规范理论”两种观点，前者将政治合法性视为一种经验事实，关注的是政治统治“是否获得了人们的忠诚、支持和拥护”，这种观点认为，任何政治统治，只要获得了人们的忠诚、支持和拥护就具有合法性；后者把政治合法性看作一种客观价值，认为政治合法性并不取决于人们对政治统治的忠诚、支持和拥护的程度，一种政治统治如果不符合某种价值标准或理性原则，即使受到人们的认可和支持也不具有合法性，这种观点关注的是政治统治“是否应该获得人们的忠诚、支持和拥护”。由于“价值标准”或“理性原则”本身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在认知和评判上也面临着固有的困难，因此政治合法性主要是个经验问题，正如大多数学者所理解的，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是民众的认同，具体表现为民众对政治统治支持和拥护的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合法性是政治认同的结果，如果政治统治能够获得民众较高程度的认同，它必将得到广泛的支持和拥护，那么，这种政治统治就是合理的和正当的，或者说，它具有较高的合法性，而政治认同程度的下降则会削弱政治合法性，当民众的政治认同降低到一定水平，政治统治可能会陷入合法性危机，这时，执政者只能更多地倚靠政治强制来维持统治，甚至大规模地使用暴力，因此有学者指出：“合法性的基础是对统治的同意，缺乏同意，政府就只能依靠高压手段，因而判断政治合法性的一个方法是看国家雇佣了多少警察，警察越多，表明其合法性程度越低。”{25}当然，警察等暴力工具是维持政治秩序所必需的，与政治认同并非绝对对立。

政治认同有助于促进政治合法性，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政治认同能够提升政治合法性水平。政治认同是政治合法性的直接原因，“社会成员对于政治权威的服从心理，关键在于社会成员在思想上和心理上对于政治统治及其方式、方法的认可和同意。正是这种认可和同意，构成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26}人们只有对其认同的政治权力才会衷心拥护，认同的程度越高，支持和拥护的程度也越高，当人们赋予政治权力高度认同的时候，他们会把自己对执政者的支持和拥护当成一种应尽的义务，从而使执政者及其政治统治获得高度的合法性，相反，一种政治统治如果不能获得民众的认同，即使得到了服从，也不具有合法性或难以维持其合法性。其次，政治认同能够拓宽政治合法性来源。政治合法性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领袖魅力、执政绩效、民主制度、传统习俗、意识形态等等，民众的政治认同有助于将这些因素转化为政治合法性的现实来源，政治认同的范围越广、程度越高，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就越充足，当人们对政策、执政党和政府、国家、政治制度、政治价值观等要素赋予高水平的认同时，他们将产生稳固的“合法性信仰”，并为认同对象提供“散布性支持”{27}，从而使各种影响政治合法性的因素变成增强政治合法性的资源，同时，政治认同也使执政者获得积极力量，从而创造更多的政绩，这反过来也使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得到拓宽。再次，政治认同能够削减政治合法性危机。政治认同带来政治合法性，当政治认同不足，政治合法性危机就有可能出现。因此，提高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水平，将有助于削弱、减少和延缓政治合法性危机。

第三，有助于实现政治稳定。

政治认同既然能够带来政治服从和政治合法性，也就必然会促进政治稳定。“政治稳定，即基本政治制度稳定和具体体制形式的有序变化；政权组织体系的合法性和制度化；政权体系治理社会的大政方针和基本政策的权威性和连续性；政治运行过程和社会政治生活的规范化和有序性。在稳定系统中，经济稳定是基础，社会稳定和人心稳定是直接表现，政治稳定则居于核心和关键地位，因为政治意味着为国家提供基本的制度架构，由国家政权对社会导向和控制，使社会按一定的走向发展。”{28}政治稳定不仅是现代化顺利推进的必要条件，也是政治权威与服从关系构建的重要基础，一个矛盾尖锐而无法产生和谐的社会只能在危机中毁灭，一个冲突频繁而不能维系政治稳定的国家终将在动荡中坍塌。

维护政治稳定有两条基本途径，一是发挥政治权力的强制约束性和威慑力，二是扩大政治统治的认同基础。对于维护政治统治来说，暴力总是必须的，“暴力之所以是必须的，是因为有那么一些法则，如果不是人人遵守的话，就将失去意义；暴力之所以是必须的，是因为它可以使法律由多数人经常的遵守变成所有人的一直遵守。”{29}但是，暴力的强制约束性和威慑力，维持的只是“刚性”政治稳定。刚性稳定以社会绝对管治为表象，以国家暴力为基础，以控制社会意识和社会组织为手段，忽视社会基本规则的建设和制度适应性的提高，因而容易出现社会无序和冲突失控，难以使政治稳定持久。{30}相比之下，政治认同是通过树立政治权威、增强政治凝聚力的方式来实现政治稳定的，无论是基于利益获得，还是因为精神感召，认同意味着满意，较高程度的政治认同能够让政治权威获得巨大的凝聚力，有助于构建和谐的政治关系和良好的政治秩序，因此，依靠政治认同实现的政治稳定才能够持久。

政治稳定的主要威胁来自社会冲突。现代社会冲突理论认为，矛盾和冲突在现实社会中是无所不在的，但并不是所有的矛盾和冲突都会破坏政治秩序并导致体系的结构性变迁。从性质上来区分，社会成员与执政者之间的社会冲突可以分为工具性冲突和价值性冲突两种基本类型，价值性冲突具有明确的政治权力诉求，暴力程度较高，通常挑战既有的社会结构与资源分配的模式，{31}因而对于政治稳定具有较大的破坏性。而如果冲突是工具性的，并被视为实现冲突群体清晰明确目标的手段，冲突的暴力水平将会下降，并且可能因为释放了紧张和敌意而发挥出社会整合的积极效果。{32}在实践中，一个社会的冲突通常以工具性冲突还是以价值性冲突出现，与该社会的政治认同水平密切相关，社会的政治认同水平越低，出现价值性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对政治统治和政治秩序基本上是认同的，社会冲突通常会停留在工具性冲突层面，不会发展为价值性冲突，或者说，政治认同阻止了社会冲突向威胁政治权威和破坏政治秩序的方向积累，对政治稳定的实现发挥了积极功能。

政治服从、政治合法性和政治稳定是政治权威与服从关系的重要基础，政治认同对于促进政治服从、增强政治合法性、实现政治稳定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因而最终有助于构建稳固的政治权威与服从关系。

注释：

{1}（美）罗森邦：《政治文化》，台北：桂冠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第6页。

{2}{13}（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25页，第295-296页。

{3}《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第501页。

{4}梁丽萍：《中国人的宗教心理：宗教认同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5页。

{5}李景鹏：《权力政治学》，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2-13页。

{6}{23}{26}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7-118页，第255页，第125页。

{7}卢梭：《社会契约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8页。

{8}《列宁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2-63页。

{9}{10}{15}{29}（美）莱斯利·里普森：《政治学的重大问题》，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60页，第56页，第42页，第56-60页。

{11}{25}（美）迈克尔·罗斯金等：《政治科学》，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44-45页，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