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范

中农

读高中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毛主席前几次接见红卫兵，我都没有资格去心中向往的北京，只因我的家庭出身是中农。那时候，中农是争取对象，不是依靠的阶层。当不上红卫兵，去不了北京，我苦恼郁闷，甚至不好意思见人。教语文的白老师悄悄对我说，家庭出身是你主观努力改变不了的事实，也不容选择，何必没精打采的，做点自己喜欢的事也许会有个好心情。我听了他的话，开始广泛而且贪婪地读书，做个悠悠然的“逍遥派”。心想，红卫兵也好，不戴红袖标也罢，反正最后都得去种地“接受再教育”，一个样。人在痛苦迷惘的时候，找个理由宽慰和鼓励自己，再做点事情填充空虚的心灵，则是另一种景况了。我记住了白老师的一句话，我以为那是至理名言：“年轻人不管遭遇什么困难，都不可耽误自己。”

后来我回到家乡红旗社当新农民，叫回乡知青。播种、铲地、收割，跟土疙瘩打了一年的交道后，赶上了“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的时期。我家中农成分，自然属于说清楚的范畴，给我压力很大。但我没自暴自弃，而是充分准备，把我家开办挂马掌的王家炉前前后后说个通透，表明没压迫、剥削任何人。没想到会上的这番话不但没把我家的成分往高划，而且还让大家觉得我口才可以，不约而同地推荐我去当民办教师。然而，那时是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中农再好也比不上贫下中农呀。于是，我在煤油灯下写了一篇题为《别看我是中农》的短文，分别抄给了大队革委会和学校，竟得到他们的同情与支持，让我堂堂正正地走上了学校的讲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