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董邵南游河北序》是韩愈为密友董邵南写的一篇赠序（时董邵南将赴河北藩镇处谋职）。赠文虽有留董生之意，然而表意含蓄，且“留”的理由也不充足。因此，笔者认为，还有一个横在韩愈面前的难题，使他即便用尽智慧，极尽雄辩之能事，也无法说服董生留下来。那么，这个难题是什么呢？从全篇内容来看，可以作如下分析：

首先，古今凡是圣明的天子都会整顿吏治，唯才是用，而董生“怀抱利器”（有杰出才能）却“连不得志于有司”（屡次都未受到主考官员的选拔），说明天子并非做到了圣明，或者说天子蒙蔽其中无法做到圣明。董生的遭遇与韩愈当年初登仕途时的情形差不多，他也曾三次上书宰相求擢用，“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门，而阍人（守门人）辞焉”。《马说》一文就是韩愈在很不得志之时对统治阶级的愚妄浅薄进行的批判。因此，面对友人屡遭挫折、不被重用的现实，感同身受的韩愈没有底气强留董生。

其次，“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如果真如所言，河北如今确有此“士”，则董生前往必“有合”（有所遇合，即受到赏识），而这对于董邵南来说也不失为一个好的去处。问题是，如今“风俗与化移易”，藩镇势力割据一方，飞扬跋扈，与朝廷抗衡，无恶不作也是事实，因此董生前往未必“有合”。

在天子不“明”，董生欲报天子无门与董生前往河北未必“有合”的事实面前，董生要“游河北”，作为好朋友的韩愈该“送”还是该“留”？这就是摆在韩愈面前的难题。

良禽应择木而栖，那么董生应该在天子与藩镇之间择谁更合适呢？韩愈当然希望自己的朋友也能为朝廷效力，怎奈天子不“明”，朝廷确有弊政，不能说服董生留下来；藩镇虽为韩愈深恶痛绝，然董生唯有以此行“卜之”（凭这次前往测定一下）才能知道是否应当前往，也只有如此，董生才能真正了解自己将要侍奉的是什么主子。两者权衡的结果是，韩愈似乎只有千里送君这一条法子了。

赠文中两次出现“董生勉乎哉”之语，韩愈似乎只是在委婉地劝诫对方，然而这不便道明的劝诫里却又包含着多少无奈之情呢？对朋友，“不遇时”就弃朝廷而投藩镇，弃不“明”又去投黑暗，痛惜之情自不必说；对自己，在朋友山穷水尽之时，不能引他上柳暗花明之路深表歉疚；对天子，受万民敬仰怎么就不“明”起来，以致人才白白流失，怎不叫人心生怨气！这无可奈何的“勉乎哉”所承载的感情何其深重！尽管如此，韩愈一心事天子，“忧天下之心”使其态度很快明朗起来，故有了文章末尾的奇峰突起之笔，即托董生办的两件事：“吊望诸君之墓”，并致意“昔时屠狗者”，其目的是让他们（包括董生）最终能“出而仕”，为朝廷效力。从中足见韩愈心系朝廷、心怀天下苍生的感情，他不仅告诫董生不要认贼作父，与国家为敌，还不忘为朝廷多挖一些人才。这种敬重人才的思想，在韩愈的《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里也有所体现，他既欣慰有像乌大夫一样的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又渴望“相为天子得人于朝廷，将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则“求内外无治，不可得也”。

结尾的“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一句，韩愈的忠君之心、报国之志又是如此的鲜明而强烈。他的《论淮西事宜状》一文对各地藩镇拥兵自重，公然与朝廷为敌极为愤慨，力主讨伐。尽管朝廷让像董邵南这样的人才一再受挫，然而大丈夫处世，当以报效国家为荣，不能因为有弊端就弃之而去。天子虽有不“明”却终是天子，需要有识之臣的辅佐；藩镇势力再怎么“赏识”你、重用你，终归是与国家为敌的。这一句“明天子在上”的良苦用心让人不得不敬佩韩愈的为人和立场。如果天子当时也能懂得韩愈的这般苦心并革除弊政该有多好！不要说董邵南不会“游河北”而去，那些“感慨悲歌之士”也不至于隐姓埋名，不事朝廷。

向来“发言真率，无所畏避”，能直面现实的韩愈送董邵南却送得如此“抑恶蔽掩”（掩盖真意，含蓄不露），究其原因，《送董邵南游河北序》一文的卒章之意并非只有“勉乎哉”所期望的留董生那么简单。一心为国家利益着想的韩愈也希望朝廷能高度重视人才，吸纳人才。天子的贤德仁厚，重臣们的公正无私，才是让那些“感慨悲歌之士”都能“得志于有司”并“出而仕”的保证。只有这样，像董生一样“怀抱利器”之士才能不被朝廷遗弃，他们方能竭尽全力，报效国家。

（高相平 甘肃省庄浪县阳川中学高相平 744600）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