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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商学院江苏南京210046）

随着企业合并活动的增多，商誉的实质和处理越来越为实务界与学术界所关注。但由于其特殊性，如何进行会计处理在会计理论与实务中一直存在争议。我国会计准则对商誉的处理有明确的规定，但外购商誉究竟是不是商誉，商誉应如何计提减值，计提减值又是否成为盈余管理的手段，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讨。本文运用2007-2012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对商誉与超额收益的关系以及商誉减值与盈余管理的相关性展开研究。

一、文献综述

（一）商誉

国外方面，美国当代著名会计理论学家EldonS.Hendriksen在其专著中提出：商誉是对企业好感价值的体现，是企业未来超额收益的贴现值。国内方面，著名会计学者杨汝梅（1926）首先对商誉的经济性质进行归纳，全方位地分析了商誉的范围、特征、形成因素及性质。许家林（1997）将商誉的性质表述为企业净资产的购买价格与公允价值的差额。李玉菊和张秋生（2010）则认为商誉应区分正、负两种类型商誉。朱开悉、崔静分别把商誉看成是一种资源整合能力和一种协同效应。

对于自创商誉，罗飞（1997）认为其具有不确定性。阎德玉（1998）认为难以认定哪些支出能够形成商誉并确认其价值。对于外购商誉，一般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外购商誉产生于企业的并购行为，其价值表现为并购方支付的购买价格超过被并企业净资产公允价值的部分，应确认为—项资产。但第二种观点认为，并购行为不能创造商誉，该活动不过是提供了快速改变商誉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