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炜

梁启超说：“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话虽偏激，但也有一定道理。

西历1904年，是一个闰年，在中国，正是甲辰龙年。在这一年里，邓小平、任弼时、巴金、邓颖超、聂鲁达、达利、林徽因、乔治·伽莫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相续诞生，可谓人类群星闪耀时，而邓小平，则是其中最耀眼的一颗。

同样在这一年里，中国局势堪忧。在中国领土上爆发的日俄战争正在进行着，清廷严守局外中立；英军入侵西藏江孜，当地16岁至60岁的男丁被紧急征召抗英；最后一次科举考试谢幕，翁同龢这位两朝帝师也是在这一年里阖然长逝；革命团体华兴会、光复会相继成立，仁人志士们竞相奔走，孙中山开始游历美国，宣传革命……而1904年出生的这些伟人和名人中，他们又将会怎样去改变历史？

谁会想到那个昨天还在江西拖拉机厂劳动的小个子会唤醒一个最强大的东方大国；谁会想到那个美国籍的苏联人乔治·伽莫夫会成为第一个发现DNA遗传密码的人；谁知道智利大诗人聂鲁达在军方政变12天后死亡时看到了些什么；假如32岁奥斯特洛夫斯基不经历真实的人生，怎么会在濒临死亡的那一刻，说出和自己著作截然相反的一句名言：“我们所建成的，却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

“假如中国人要感谢某一个领导人改善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个人就是邓小平。在为改善如此之多的人民的生活做出的贡献方面，20世纪是否还有其他领袖能够与他相比？”《邓小平时代》作者，美国历史学家傅高义在这本书中如此自问自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