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奕斐

辣妈:个体化进程中母职与女权

沈奕斐

本文通过对以“辣妈”为标题的967篇报纸文章进行关键词编码和类型编码后的数据分析，追溯了“辣妈”一词的起源、发展和词义内涵流变的历史过程，试图探讨辣妈形象的出现对当代女性母职的影响和体现的女权意识。研究表明，“辣妈”概念在泛化的过程中，成为一个全能妈妈的概念，商业的利用使得辣妈作为女性主体性表达概念的意涵迅速下降，辣妈最终成为了一个既不强调女权，也不强调母权的概念，而仅仅是一个消费的主体。女性在个体化进程中“为自己而活”的转变，在没有制度保障的前提下，承担更多的责任和风险，从而有可能造成对女性更强的压迫。

辣妈;个体化;母职;女权

引起我对媒体中“辣妈”现象研究兴趣的是一张小S抱着女儿似乎在昂首阔步前进的照片，她突破了传统“贤妻良母”的想象，抱孩子的手法、妆容和表情、服装打扮以及走路的样子都充满了被视作女权的强势，母权和女权似乎被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于是，我很想探讨一下，过去学术界争论的母权和女权是否在个体化的进程中被融合到一起，女性的主体性是如何和母职完美结合起来，传统的贤妻良母是否真的过时了。

有关个体化与女性崛起的讨论已经很多了，但是具体到中国当代母职和女性之间关系的并不多，尤其是有关母权和女权的争论似乎在建国后就被“解决”了，而本文力图重新拉回母权和女权的争论，从个体化的视角去衡量女性在当代的社会处境和发展。

本文通过用“读秀”学术搜索工具搜索以“辣妈”为标题的报纸文章，对搜索到的自“辣妈”出现至2011年12月31日的967篇文本(重复报道和转载次数不算在内)进行关键词编码和类型编码，随后做了数据分析，追溯了“辣妈”一词的起源、发展和词义内涵流变的历史过程，试图回答上述问题。

研究结果却和预期的想象相去甚远，辣妈概念的发展展示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女性主体性和文化互动之间的模型，辣妈概念的出现不仅没有体现出女权的进步意义，反而落在在母权和男权的沼泽地中，成为女性新的枷锁。

一、个体化理论视角和女权母权之争

当前个体化理论的主要代表者是鲍曼、吉登斯和贝克①，这三位有关个体化的阐述有共性的地方，也有差异。对鲍曼来说，“个体化”指的是人们身份从“承受者”到“责任者”的转型，使行动者承担完成任务的责任，并对他们行为的后果(也就是说副作用)负责②。吉登斯所讲的个体化在我看来更像是一种可以灵活变动的结构，吉登斯反复提到了解放政治(Emancipatory politics)与生活政治(Life politics)，他认为个体化的进程与生活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选择、自我实现是个体化的核心内容③。贝克认为个体化本身就是一种结构，就是第二波现代性的特点，个体化是“制度性的个人主义”(Institutionalized Individualism)，个体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社会再生产的基本单位，没有确定的集体身份，如阶级等可以“自然地”“不加思考”地嵌入，而是必须通过选择和决定来体现出某一身份，“过自己的生活”。简言之，个体化正在成为第二波现代性社会自身的一个社会架构④。

阎云翔总结了个体化进程的四个特征:(1)去传统化或“传统的丧失”;(2)制度性的抽离与再嵌入;(3)因为被迫追求“自己的生活”而导致缺乏真正的个体性;(4)个人面临的不可靠的自由和不确定性导致的风险内化或心理化⑤。这一过程不仅在西方发生，也同样在中国发生⑥，但是，中国的个体化与欧洲或美国都是不同的。贝克强调:在中国个人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但并不是像欧洲那样发生在制度上得到保障的架构中，并基于公民、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基本权利上，而这些权利正是在欧洲第一现代性期间通过政治斗争所争取到的。相反中国个体化进程与众不同的恰恰在于一个事实:即，这些目标仍然是斗争的目的，而斗争的结果却尚无定论。换言之，关键的区别在于个人与国家之间，是否具有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基本权利的空间⑦。

无论中国的个体化进程究竟如何，中国女性在这一进程中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⑧，尤其是在家庭领域。这和个体化进程本身挑战女性的家庭角色紧密相关。19世纪时，妇女们的“天职就是温柔地、随时准备好为家庭而活，其最高要求就是自制和自我牺牲”⑨而个体化进程改变了妇女从“为他人而活”到“为自己而活”。女性不再是家庭的“核心”，她必须像个体一般生活下去;不仅被允许有“自己的行为”，而且被要求“有自己的行为”⑩。

“为他人而活”到“为自己而活”是个体化进程中的一个特征，也是女性个体化的核心。但是这一过程却并非是自然而然的，而是充满了各种话语体系的冲突、协商，以及女性在性别角色和自我发展之间的挣扎，这一点在“母职”的转变上更为明显。在任何一个社会文化中，都有对于母亲应扮演角色职责的期望和规范，此即母职(Motherhood)。而母职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自我牺牲”，把个人利益置于家庭利益之下。但是，为自己而活的个体化进程使得女性有机会把个体的权利置于和家庭同等甚至更高的地位，这样一来，女性权益和母亲职责之间本身就出现了矛盾的张力。

由于女性具有生育和哺乳的能力，因此，由女性来照顾孩子似乎天经地义，而女性必然会具有母性并乐于承担母职也被视为理所当然，因此，母职一直被看做是女性必须也乐于承担的一个角色。但实际上，这种观点很早就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乔多萝从心理分析和社会性别视角分析，说明“即使是从最基本的生计经济来说，都不能证明女人的生育技能必然导致女人专司母职的性别分工”（11）“母爱天生的说法也不成立”，女性专司母职完全是一种社会结构（12）。

Rich和Oakley指出母职是压迫女性的一种社会结构，母职本身的很多要求，比如具有牺牲精神都是和女性自主性有冲突的（13）。Thurer则从文化分析的角度证明所谓的好母亲是文化建构出来的，每一个不同的时代都有不同的儿童文化和好母亲标准，所谓女人天生就知道如何做好妈妈完全是个神话（14）。Apple接着Thurer的分析，进一步阐述了“完美妈妈”的涵义和发展，并指出“完美妈妈”概念对女性所造成的压力和困惑:完美妈妈必须了解各种科学育儿知识，包括医学、心理学等各种知识并接受当代文化对于育儿的种种苛刻要求，但却不考虑作为母亲的女性所生活的具体环境（15）。

有关母职的文献回顾可以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女权主义对母职的自然说的反对，并已经意识到母权和女权并不是统一的，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有关这一方面的认识，中国在上世纪初也已经提出来。

1903年，随着《女权说》和《女界钟》的出版，女性和男性一样拥有“天赋人权”的观念开始在中国传播开来，但对女权的界定和妇女运动的目的，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

在《女界钟》描绘的理想女性是一个“拥有进步思想、从事家政、生育后代的注重‘母亲’功能的女性形象”（16），也就是“国民之母”是女性能贡献于国家的途径，是呼吁女权的价值所在，是“主张‘母职’范围内的‘女权’”（17）;而同时代的陈撷芬、张竹君和何震等女性则不提母职，而强调女性的独立自主，不依赖男性，通过自己努力得到权利（18），这样有关女性解放一开始就出现了女权和母权之间的冲突。随后，在辛亥革命前后，有关女性参政等女权论和贤妻良母论成为女性权益斗争的两个有冲突的内容，“其结果是女性参政权被否定，女权论渐渐消失，与女性“天职”相应的贤妻良母伦越来越多的占据新闻版面。”（19）

1923年《妇女杂志》介绍了强调“母性是女性的天职”的爱伦·凯的思想，并随着瑟庐等人对此的解释和演绎，妇女运动被理解为两个阶段:追求女性个人幸福的女权运动和更进步的“重视母性”的母权运动（20）。母权似乎成为了女性运动的更高阶段，更符合女性的利益。这样的观点自然遭到后来学者的批评，但是有关母权和女权之间的争论在进入新中国后，却逐渐消失，当人们讨论母职的时候，更多的关系育儿方式的变化，对母职本身对女性所造成的压力关注较少。

进入个体化时代后，当女性跳出传统，强调为自己而活的时候，当媒体宣扬“辣妈”如何颠覆传统母亲角色的时候，似乎给了我们这样一种图像:今天母职和过去不同了，女性有更多的选择权，强调女性的自主权利的“女权”和强调女性的生育功能的“母权”在辣妈身上得到了完美结合，所以，女性能够抱着孩子，画着超酷的妆容，穿着时尚的衣着，昂首阔步向大众走来。可是，现实真的是这样的吗?

二、“辣妈”的出现及词义的演变

关于“辣妈”一词究竟缘起何处，学界尚无探究。网络上流传一种说法，认为这个新名词最早来自辣妹维多利亚的粉丝们对她的一种昵称，原先是“辣妹”，和贝克汉姆结婚生子后自然升级成“辣妈”（21）。但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来支持这个观点，在中国的纸质媒体中，“辣妈”一词最早见于2003年对一部名叫《Freaky Friday》电影的中文译名:《辣妈辣妹》。

从2005年开始，“辣妈”称号超越了影片的虚拟角色，进入了女明星群体:加拿大籍香港女星钟丽缇和好莱坞女星安吉丽娜·茱莉最早被报道为“辣妈”，在文章中，钟丽缇因为凸凹有致的身材和大胆妖艳的造型获此称呼（22），而安吉丽娜·茱莉则因为美国《In Touch》杂志票选出“好莱坞十大辣妈”而榜上有名。进入2006年，港台女星贾静雯、小S、陶晶莹以“辣妈”名义走进人们视野，而产后依旧性感火辣的台湾名主持小S无疑是最无争议地迅速成为“辣妈”的经典代表。可以说，在2007年以前，“辣妈”一词均是用来指称产后依旧性感火辣、魅力不减的演艺圈女性公众人物的。之后，有关辣妈的报道迅速增多，图1展示了“辣妈”一词从2003年在报纸上首次出现之后迅速扩张流行的趋势。

图1 以“辣妈”为标题的报道篇数逐年变动趋势图

“辣妈”一词内涵和外延的变化趋势

从2007年开始，“辣妈”这个词语在继续迅速传播流行的过程中开始了词义内涵的展拓和演变，具体来说，出现了以下两种演变趋势:一个趋势是从明星辣妈逐渐走向平民辣妈;另一个趋势在内涵上从外在的强调逐渐泛化到了各种女性气质和女性角色上。

我们发现所有文章中被称为“辣妈”的主体不外乎四类:本来就是媒体焦点的产后女明星、独特出位并引起媒体兴趣的平民女性、热门影视剧作形象和对女性群体的泛泛代称。

图2 谁被称作“辣妈”?

如图2所示，除了2003年和2004年出现的各一篇报道《辣妈辣妹》的影片介绍外，从2006年开始，关于“辣妈”的报道全部聚焦于小S、陶晶莹等港台娱乐圈的明星们，内容大多是娱乐圈内的八卦新闻，比如小S产后身材更加火辣，刚出月子就穿超高跟鞋等;2007年被称作“辣妈”的女明星更多，张柏芝、刘雪华、王菲等都被冠以“辣妈”。

2007年可算是“辣妈”平民化的转折点，虽然报道总量还不太多，但涉及的领域和叙述的口吻明显发生了多样化的转变:报道不再是单一的娱乐新闻，而是增加了更多评论性的内容和美容塑型行业的广告;除了“星妈”们的八卦新闻，更多了她们的美容和产后瘦身秘籍。在这些转变中渗透着一个潜在的概念:无论你现在看起来怎样，如果你认真学习这些瘦身秘籍，或者尝试去做美容塑型，你也可以变成“辣妈”!在这样的引导之下，“辣妈”这个称呼很快走下精英的神坛，走上了大众化的道路。正如上图所示，2008年以后，虽然总数并没有超过明星的报道，但以平民个人为报道对象的篇数每年都在迅速增加;并且，从2009年开始，“辣妈”越来越多地被用来泛指已经生育的女性，这种用法甚至不代指任何个人，只是女性群体的代称而已。以下文段就是大众化意识的典型例子:

……辣妈这个词进入我们的视线还是拜很多女明星所赐。贾静雯、小S、王菲都是演艺圈中有名的辣妈，虽然生了小baby，可是不管她们的穿着、言论还是行事风格依然非常的性感、前卫。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妈妈可以称之为辣妈呢?很多人第一反应便是，辣妈首先就是要身材好，其次就是有气质、漂亮。之所以把身材好放在辣妈条件的第一位是有一定原因的。可是，辣妈这短短的两个字，里面的学问可大着呢。外表之下，拥有积极的生活态度、永远走在时尚前沿的勇气以及懂得孩子的心都是时尚辣妈的魅力所在。

——摘自《内外兼修，时尚辣妈进行时》《钱江晚报》2007.05.11

上文拓展了“辣妈”原有的“身材好，有气质”等内涵，提出“内外兼修”的概念，外表之下，更多内在的、个性的东西也是重要的。这个逻辑就给平民大众能够成为“辣妈”铺就了一条方便之路:即使身材、气质不及明星，但积极的生活态度和爱美之心等内在的个性和品质是人人都可以有的——所以人人都可以成为“辣妈”。

在“辣妈”的内涵经过内在化的丰富之后，随着时间的延续，继续演变地越来越复杂:爱给宝宝打扮的妈妈是“辣妈”（23）;网上“拼团养小孩”的妈妈是“辣妈”（24）;球场看球时当场哺乳的更是“辣妈”（25）;爱旅游的妈妈也是“辣妈”（26）;创业成功的妈妈也是“辣妈”（27）;为染发提前断奶的是“辣妈”（28）;假扮自己15岁女儿上高中被判刑的妈妈是“辣妈”（29）;在网上因为精彩说唱视频蹿红的“辣妈点点”更是公认的“辣妈”（30）还有人把性格泼辣、独特出位的女性称为“辣妈”（31）……似乎所有有悖传统或者独特出位甚至稀奇古怪的行为都可以加之于“辣妈”的名号。“辣”仿佛成了“独特”和“反传统”的代名词，此之谓“辣妈”内涵复杂化。

然而更需要我们关注的可能是2009-2010年间异军突起的“泛化”特征(见图3)，也就是说，在这些报道中，并不以某一位或某几位女性作为叙述主体，叙述的重点转移到了女性行动的客体之上，如她们抚养着的孩子、需要她们购买的商品等等。也就是说，在越来越多的报道里，“辣妈”这个概念不再是整篇文章的噱头和“看点”，而是泛化成了一种宽泛的称谓，用来代指已经生育过的女性。例如在一篇名为《时尚辣妈育儿四不该》（32）的文章中，其实通篇就是讲科学育儿知识，母亲是不是“辣妈”、怎样才算“辣妈”的问题根本不是重点。然而非常重要的是，在“辣妈”概念泛化之后，其内涵并非完全空洞化，简单地等同于“女性”或者“妇女”的概念，而是有一个“自信可以做到”的期望隐含其中:作为“辣妈”，就可以把(文章介绍的)这件事做好。至此，“辣妈”成为了一个被赋予明显正面期望的空泛概念，名车、家具、美容、服饰……甚至电子数码和房地产行业都可以利用“辣妈”概念大做文章，这些报道多以各种形式的广告为主，其潜台词是:“身为‘辣妈’，或者想成为‘辣妈’，就要照我说的去做。”

图3 人物特征

图3统计了上文所述的性感外表、独特个性以及泛化三种类型的报道，可以看到2007年开始，这三种类型是并存的。

总之，随着辣妈概念的泛化，辣妈已经不是特指某个人群，而是成为了好妈妈的代表，辣妈彻底走上了全能的道路，辣妈成为了不仅外表美丽性感，更是一个多面手，可以搞定有关育儿和家庭的一切。更重要的是媒体强调每一个女性都应该成为辣妈:

标准的辣妈，特臭美、特败家，但也爱生活、爱家庭，她们运用科技新知让家庭生活变得轻松，她们不故步自封，从上网到美容件件不落，她们不再深锁庭院，依然是社交圈里的活跃分子……不可否认，辣妈已成为新一代母亲形象的代言人。

——摘自《“辣妈”新生代》，《海峡导报》，2010.05.27

随着商业力量的介入，辣妈成为了母亲的代词，很多针对母亲的广告都用辣妈来替代，我们对所有搜索获得的文章根据其报道内容按照消费“辣妈”和“辣妈”消费进行分类，消费“辣妈”包括了重点介绍女性人物的报道，一般有着清晰的主体和特征;而“辣妈”消费则指泛化之后的报道，“辣妈”在其中只是女性群体的代称而不是叙述重点，一般是指意图利用“辣妈”创造消费需求的各类商业广告或营销软文。

图4 “辣妈”文章的两种构成

图4描述了不同年份中消费“辣妈”和“辣妈”消费两种文章的比例，显而易见，自从商业广告开始出现以来，消费“辣妈”的文章就呈迅猛增长之势，这个时间和我们观察到的“辣妈”内涵泛化的时间是一致的。

商业的利用使得辣妈作为女性主体性表达概念的意涵迅速下降，辣妈最终成为了一个既不强调女权，也不强调母权的概念，而成为了消费的主体。

三、“辣妈”报道中的现代性矛盾

全能的辣妈看上去美丽、能干，似乎是新时代女性的标兵。但如果我们深入分析各种报道中对辣妈的要求，我们会惊诧地看到，媒体中的辣妈很少或者完全不提及女性的独立、自主、建构新型家庭关系等“为自己而活”的内容，也看不到和女权相关的阐述，而是依然站在国家和家庭的视角，强调女性的母权，并增加了对女性更矛盾更苛刻的要求。

首先，在外表方面，辣妈挑战传统的那个简朴朴素的妈妈形象，要求“美丽与孕产两不误”。

“在19楼的漂亮妈咪论坛里，有很多迷人又可爱的辣妈，每一个都超级爱美。论坛的斑竹“错觉”曾说过一句名言:当妈不能当成大妈。最近，坛子里又有一句新的流行语:当妈不要有当妈的样子。这样的心态，大概就是辣妈们保鲜的秘诀吧。”

——《辣妈保鲜秘诀》，《都市快报》，2008.10.03

辣妈的一个重大特征就是不像妈妈。无论是明星还是平民，很多被赋予辣妈头衔的女性都会被强调身体看不出生产的痕迹。

“宁静身材高挑，皮肤保养得也很好，完全看不出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看她谈起孩子一脸的幸福和自豪……”

——《辣妈是怎样炼成的》，《珠江商报》，2009.03.07

显而易见，无论是明星还是平民，作为母亲想实现的“N不误”的兼顾目标给现代女性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与传统中为丈夫和孩子牺牲自己一切而无人苛责的好母亲相比，现代中国女人的目标则更难一些:既要做好女人，也要当好母亲。传统母亲的“黄脸婆”形象是受到讴歌和尊重的，在文学作品中，妈妈的白发和皱纹往往受到儿女们接纳和赞美，而对于当下的“辣妈”而言，皱纹和白发连自己都无法容忍。因此需要意识到，虽然明星和平民中的表现不同，其实是一个事实投射出的两个侧面:在当下，女人的身份和母亲的角色之间存在张力。明星们精致的脸庞和身材强化了她们女人的身份，所以她们追求母亲的角色;而对于平民来说，母亲的角色是确定无疑的，需要强调的是女人的身份，所以她们拒绝“牺牲自我”的传统母亲形象。

其次，辣妈“兼顾事业和家庭”。这一点通过明星辣妈和平民辣妈的报道作比较可以看得特别清楚。报道明星侧重于表达她皈依母亲职责，牺牲演艺事业照顾孩子和家庭。如小S为照顾女儿压缩工作时间，对媒体称“当妈就要像妈”，钟丽缇声称“我不是辣妈，我只是普通妈妈”表达她跟孩子在一起很开心，抒发母亲角色带来的快乐。而报道平民则侧重于赞赏她背叛母职，不甘当主妇，追求事业与美丽，甚至提出了“当妈不要有当妈的样子”的口号鄙视那些整日围着孩子和老公转的女人，强调一个事业家庭兼顾的全能妈妈形象。

她们——个性张扬、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能教育宝宝、能照顾老公、德才兼备、能征战职场更能相夫教子……”

——《长春辣妈 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新文化报》2010.09.02

看上去明星辣妈和平民辣妈的表述不同，但实际上，都是同一个意涵指向:作为女性，事业和家庭两手都要硬。明星已经事业有成了，自然要表现出贤妻良母的一面;而平民则既要证明自己事业有成，又要证明美丽顾家。在辣妈的表述中，“双重负担”的问题从来没有人提及，似乎对辣妈来说，这已经不是问题了。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个体化的一个特征:风险由个体来承担。“辣妈”的宣扬把双重负担的风险完全归结到女性自身身上，女权在这样的话语体系中彻底失语了。

再次，辣妈既要颠覆传统，又要遵从传统。在外表方面，辣妈要尽可能颠覆传统的定位，在育儿方面也擅长运用高新技术。

正如有文本指出:

“辣妈”时代的来临彻底颠覆传统母亲形象，让妈妈们依然可以坚持不懈地寻找女人风韵。谁说为人母不易?谁说为人母就要中规中矩?我们必须风情万种、时尚百变。时而仪态万方，时而性感妖娆，带着我们俏丽宝贝同登生活秀场。

——摘自《辣妈IN时代》，《城市快报》，2009.05.08

但同时，辣妈的角色定位又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传统的相夫教子，即使连看起来非常女权的小S也不例外。

“做什么角色，就要像什么样!”小S透露，有了宝宝之后，除了和孩子相处的时间之外，自己也会找时间和老公单独相处约会。“我觉得做妈妈要有耐心倾听小孩说话，做妻子就要嘴甜，同时不可以太黏人和张牙舞爪，该道歉就道歉，该撒娇就撒娇，也不要刻意去展现性感，有时自然就是种性感……对我来说，孩子比事业重要……”

——《辣妈小S:当妈就要像妈》，《钱江晚报》，2010.03.26

至此，我们不禁会问:致力于挣脱传统母亲窠臼的看似越来越“贪心”的现代女性是不是因为有了更强的性别平等意识，摆脱了父权的牢笼，才会在婚后继续追求事业和外在的魅力呢?答案也许并不乐观，或者正相反:正是因为女性在现代社会更加失去了来自婚姻的安全感，才更需要发展事业，留驻青春。因为“小三”的威胁时刻存在着，现代女性不仅要尽到母亲和妻子的职责，更要防止容颜早衰而惨遭失宠，保持魅力才能保卫婚姻，避免被男人抛弃的命运。大量有关辣妈的阐述都强调了小三的威胁

“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杀得了木马，翻得了围墙，开得起好车，买得起新房，斗得过小三，打得过流氓。”80后辣妈们要做的，无论职场，还是情场，都要智慧骁勇。”

——《2010年小事件大影响 羡慕嫉妒恨——遍地都是辣妈》，《齐鲁晚报》2010. 12.31

在某论坛，新手妈妈Sandy的帖子引起了不少共鸣，有许多80后新妈妈留言说，自己可能提早遭遇“中年危机”，有些甚至搬出身边的例子，发帖细说朋友由于生育后“年老色衰”遭遇“小三”的悲惨遭遇。

——《去妊娠斑、减肥动辄上万80后辣妈三成整容预期过高》，《上海商报》2011. 02.22

全能的、充满矛盾、为了预防小三而奋斗的辣妈离女权越来越远，对女性的要求越来越苛刻，让女性的生活犹如走钢丝，左右为难。

四、结语

2013年伊始，上海电视台一档以“母亲”为主角的综艺选秀节目——《妈妈咪呀》，成为收视黑马，被各种评论称之为“辣妈选秀”。我的一个学生（33）访谈了全程参与《妈妈咪呀》项目引进、节目制作的项目总监施嘉宁。这位总监在回答这档节目定位的时候，有非常矛盾的一段话:

我们在做这个节目的初始就想得很清楚，我们要呈现的是一种现代性。所谓现代性，就是要有新的价值观，我们要颠覆别人对母亲、对女人一种固有的思维模式，我们要做一个新的模式。新的思维模式，就要让女人，结了婚的女人，做回自己，找回她自己本身的东西。可能她因为结了婚，因为生活工作，她整个心灵上蒙了一层灰，我们希望她到我们这个节目里来，把这层灰擦干净，真正释放自己，挣脱传统价值观对母亲这个角色的束缚，追逐自己的梦想，张扬自己的个性。

虽然我们强调女性要“做回自己”，但这绝对不仅仅是我们节目组要塑造的母职形象。一个母亲只做到找回自己，是不称职的，它也不符合我们当下的社会主流价值观。事实上，我们虽然说要打破对母亲这个角色固有的思维模式，但对于部分传统价值观中的母职理念，我们仍是十分推崇的。我们认为奉献、牺牲、坚强、勇敢等传统美德仍然应该继续弘扬。

个体化本身是现代性的一部分，而这段话体现了辣妈形象的现代性悖论:辣妈是一个现代形象，“做回自己”其实就意味着“为自己而活”，这完全吻合个体化进程中女性的转变，但同时，这个做回自己又不能过了，女性依然要遵从母亲的角色，发扬传统母亲的美德。女性在独立自主的女权道路上最终不得不遵从于传统男权社会的框定。

在个体化的过程中，女性“为自己而活”包含有强烈的跳出传统的意愿，而这一点在辣妈的文本中，所谓跳出传统仅仅指身材容貌而已，在母亲角色上，女性几乎没有任何改变，既没有相关的决策权的讨论，也没有建构家庭新型关系的描述，更没有有关独立自主的主体性的尝试，而被Wearing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在任何一个生命阶段为自己创造一个独自和系我享受的时间和空间的权利，因而他认为抵抗母职文化对女性自主性的侵入的武器:休闲（34），在任何一篇有关辣妈的文章里都没有被提及。

贝克很敏锐的指出:因为只要“为自己而活”依然停留在个体层面，就会依赖伴侣、同事和周围人的善意，这种生活就会受到来来回回政治运动的威胁，受到政府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威胁。正因为这样，妇女不再满足于个体层面上的“选择的自由”这种政治家钟爱的说法，现在妇女要求的是“超越选择的自由”，是法律、工作领域、公共制度和基本社会准则层面上的变化。女性运动要“超越简单的平等权利，是为争取女性自主;要超越对歧视的批评，是要从整体上质疑现代权力结构。”（35）从辣妈的文本研究中，我们清晰地看到，母亲形象的改变并不是女性自主权益意识的发展，整个过程受媒传统男权文化和消费文化的影响，对女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把责任和风险都落在女性自身身上，而没有涉及到超越选择自由层面的制度环境上。由于没有制度上的保障和改革，辣妈的形象出现不仅不能体现女性的自主意识，提高女权，反而使得对女性的压迫有可能加大，因为每一个女性面对一个全能辣妈都会产生这样一个困惑:别人可以做到，为什么我不能做到?在这样一个个体化过程中，女权和母权的争斗似乎重回了辛亥革命时期的宿命:女权再度被母权所取代。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学生郑雅君对本文亦有贡献，在此致谢)

注:

①Howard，Cosmo(ed.).Contested Individualization:Debates about Contemporary Personhood，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7.

②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9页。

③Giddens，Anthony.1991.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Cambridge:Polity Press.

④Beck，Ulrich and Elisabeth Beck-Gernsheim.2001.Individualization:Institutionalized Individualism and its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London and Thousand Oaks，CA:Sage Publications.

⑤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陆洋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372页。

⑥见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陆洋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和【挪威】贺美德·鲁纳编《“自我”中国》，许烨华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

⑦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吉恩斯海姆:《前言:个体化的种类》载【挪威】贺美德·鲁纳编《“自我”中国》，许烨华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

⑧沈奕斐:《个体化视角下的城市家庭认同变迁和女性的崛起》，《学海》2013年第2期。

⑨⑩（35）【德】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吉恩斯海姆:《个体化》，李荣山、范鐶、张慧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3、63、87页。

（11）（12） Chodorow，Nancy J.1999(1978)，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p.25，p.37.

（13）Oakley，A.1979，Become A Mother，Oxford:Martin Robertson.Rich，A.1977，Of Women Born:Motherhood as Experience and Institution，London:Virsago.

（14）Thurer，Shari L.1994，The Myths of Motherhood:How Culture Reinvents the Good Mother，Penguin Books Ltd.

（15） Apple，Rima D.2006，Perfect Motherhood:Science and Childrearing in America，Rutgers University Press.Amazon 2009 -01.

（16）（17）（18）（19）（20）【日】须藤瑞代:《中国“女权”概念的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67、84、83—103、132、150页。

（21）来源于百度百科baike.baidu.com/view/3307999.htm 2012-2-27。

（22）《“味道辣妈”的养颜之道》，《现代司机报》2005年7月25日。

（23）徐嫣嫣、李鼎:《现代妈妈集体高呼“我要做辣妈”》，《青年时报》2008年7月18日。

（24）《北京辣妈开创养娃新观念》，《春城晚报》2010年5月31日。

（25）《最牛辣妈球迷 场边哺乳婴儿》，《西海都市报》2010年6月27日。

（26）陈青:《“辣妈”出游》，《湛江日报》2012年1月8日。

（27）陈成沛:《台湾辣妈换个舞台教你ABC》，《厦门商报》2010年9月6日。

（28）李珑:《时尚辣妈为染发宁断奶》，《烟台晚报》2010年12月22日。

（29）（31）晓朗:《“辣妈”冒充女儿上高中》，《.扬子晚报》2008年9月15日。

（30）王铮:《辣妈点点“一套”唱《忐忑》》，《京华时报》2011年1月21日。

（32）《时尚辣妈育儿四不该》，《凉山日报》2011年11月2日。

（33）新闻学院2012级硕士生:周瑜《〈妈妈咪呀〉与当代中国女性母职角色》。

（34）Wearing，B，Beyond The Ideology of– Leisure As Resistance，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SOCIOLOGY第26卷，1990年第1期。

〔责任编辑:秦 川〕

Super-Hot Moms:Motherhood and Women’s Rights in the Individualization Era

Shen Yifei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967 newspaper articles which titles include“hot-mom”，this paper descript the emergence，development and generalization of the word“hot-mom”in the media and explore the impact and reflect image of the contemporary women＇s motherhood and feminist consciousness.Research shows“hot-mom”become“super-hot mom”during the process of the generalization of the concept“hot-mom”and mothers are required to know everything about child care and keep fit after born babies.Female subjectivity is rapid decline with the commercial markets using“hot-mom”as a promotional tool.Without the institute and system change，women are assumed more responsibility and risk when they want to“live for themselves”which may result in greater oppression of women in the process of individuation.

Super-Hot Mothers;individualization;motherhood;women’s rights

C913.68

A

1001-8263(2014)02-0069-09

沈奕斐，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上海200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