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孝阳

季羡林在《朗润琐言》中回忆新中国建立后知识分子境遇时曾经说过：“干知识分子这个行当是并不轻松的，在过去的七八十年中，我尝够了酸甜苦辣，经历够了喜怒哀乐。走过了阳关大道，也走过了独木小桥。有时候，光风雯月；有时候，阴霾满天。有时候，峰回路转；有时候，柳暗花明。金榜上也曾题过名，春风中也曾得意过，说不高兴是假话。但是，一转瞬间，就交了华盖运，四处碰壁，五内俱焚。”

这段话真实地反映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折射出了他们的坎坷遭遇，这期间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政策对他们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追溯建国后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的立场，以及他与“左”的错误进行抵制的历史，对于实现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初步确认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的一员

1949年春，刘少奇在天津视察时指出：教员、记者、演员等文化教育工作者，“都是雇佣劳动者”，属于工人阶级之行列；工程师、技师等从事“脑力劳动”，“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把知识分子阶层的各个群体一般地划入了工人阶级。刘少奇认为，“脑力劳动者也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个阶层”。他指出：“要懂得，不要光看表面，光看生活，聘请就是雇佣，大学教授挣几百斤米，是无产阶级，而农民、贫民只挣几十斤米，生活很苦，但不算无产阶级，只是半无产阶级而已。”“工程师虽然是受资产阶级的教育，和资产阶级较接近，在思想上受其影响，他们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出身”，但他们“出卖劳动力”，“基本上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出卖劳动力的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不要因为他们较接近于资产阶级，在思想上受其影响，而就将之划成另一个阶级，不把他们当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那是很错误的，必然要产生极大的危害性，就会分裂工人阶级”。刘少奇还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中心是体力劳动者”；“知识分子很少”，所以“是可贵的”。

同年7月，周恩来在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指出，知识分子是统一战线中的重要力量，“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依靠人民解放军，依靠农民、工人、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所形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知识分子仍旧是统一战线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艺工作者是精神劳动者，广义地说来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员。”他还把民主革命时期的广大文艺工作者看作是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周恩来在会议上指出：“工人和职员都是工人阶级，他们有的是处在管理的地位，有的是直接生产的体力劳动者，但只是分工的不同，没有阶级的对立。”因此， 周恩来此时是将精神劳动者一般性的划入工人阶级，从而在事实上也把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看作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

1950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郑重规定：“凡受雇于国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为其中办事人员，取得工资以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称为职员。职员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凡有专门技能或专门知识的知识分子，受雇于国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从事脑力劳动，取得高额工资以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例如工程师、教授、专家等，称为高级职员，其阶级成份与一般职员同。”

1951年，中央开展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工作。同年9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大学教师学习会上讲话，结合自身思想转变经历和革命经历，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由于“我国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是从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不能要求他们一下子就能站到工人阶级立场上来”，这中间需要一个过程才能完成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在不断学习中实现进步。知识分子也要“从民族立场进一步到人民立场，更进一步到工人阶级立场”。1952年9月，周恩来指示教育部：人民教师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教师也需要参加工会。随着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进行，和国家相关配套关怀知识分子政策的实行，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展开和深入进行的时期内，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走上了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道路。

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是“劳动者”和“工人阶级一员”的观点为以后抵制“左”的思想，制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我国仍然处于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改造任务还没有完成的历史条件下，周恩来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是从经济地位和为谁服务界定的，还没有也不可能同他们的思想状况结合起来。

正式确认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上世纪50年代初期，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后期，一些部门和地方出现了工作过粗和简单化的倾向，使知识分子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伤害了知识分子的感情。运动结束后，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是“劳动者”“工人阶级一员”的观点受到了“左”的思想冲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不再认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员了，转而定性为“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了，因而压制了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而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开展，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凸显。出于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关注和国家建设的考虑，周恩来决定继续在知识分子属性问题上进行有益的探索。

1955年11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和有关方面负责人进行商讨，决定在1956年1月召开一次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大型会议。会议同时决定成立由周恩来负总责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领导小组，进行会议的筹备工作。次日，周恩来召开会议，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他指出，要把组织高级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提到日程上来。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知识分子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是爱国的，也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的。我们党必须坚持信任知识分子的政策，并且勇于向知识分子学习，“应该在千军万马中敢于与人家来往，说服教育人家，向人家学习，团结最广大的人们一道斗争。”

1956年1月，知识分子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代表中央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系统论述了知识分子和社会主义建设关系问题。周恩来在会上指出，过去一段时间内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成绩是巨大的，我们党“在团结、教育、改造旧知识分子的同时”，“又用了很大的力量来培养大量的新的知识分子，其中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劳动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由于这一切，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已经成长为社会主义建设中伟大的重要力量，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且在工人阶级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一支伟大的力量”。周恩来接着阐述了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根本政策是如何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和潜力。他指出我们工作中没有充分意识到知识分子的作用，“低估了知识界在政治上和业务上的巨大进步，低估了他们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不认识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认为反正生产依靠工人，技术依靠苏联专家，因而不认真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误认识，党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正确的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更充分的动员和发挥他们的力量，为伟大的社会主义服务”。周恩来的这些讲话，受到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

此时的周恩来则是从经济地位、为谁服务和思想状况三方面来界定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了。

为知识分子摘帽子，

重申1956年中央对知识分子的基本估计

但是，由于受到了“左”的思想影响，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的属性定位没有得到有力的执行，1956年2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就没有采用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提法，而是将知识分子转而称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同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一方面宣布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确立，“知识界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组成了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另一方面又重提“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强调要继续贯彻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1957年3月，党中央主要领导人认为中国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在解放以前接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因此，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6月份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击右派进攻的大战中，几十万知识分子被错误地打成右派，且定性为“敌我矛盾”。随后，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又提出了不仅要在经济战线上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也要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9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原来的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原来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他们早已名誉扫地，更加没有反对劳动人民的资本了，在这种情况下，自以为还有反对劳动人民资本的社会力量，主要的是资产阶级的党派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上也通过决议，把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同资产阶级放在一起，认为“资产阶级，特别是它的知识分子，是现在可以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这样，就将本来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知识分子划入了剥削阶级。10月，毛泽东指出，要培养工人阶级的宏大的知识分子队伍、知识分子要继续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等思想。但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拔“白旗”、批“白专”道路、破“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开展“教育革命”，使知识分子受到了长期不公正的对待，损害了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不利影响。

为了坚持真理，纠正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的“左”的错误，周恩来挺身而出，再次重申了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政策，并且下决心为知识分子摘掉“帽子”，为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属性正名。1961年6月19日，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对当时对待知识分子的简单粗暴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说：“几年来有一种做法：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筐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这种“五子登科”的风气不好。周恩来接着重申了1956年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政策原则，“有一个时期好像觉得一九五六年关于知识分子的那些问题可以不讲了，不是的，那些原则仍然存在。”周恩来强调这些原则“仍然存在”，实际上就是指明了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站在了工人阶级的立场上，已经树立起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周恩来的这一表态获得了薄一波、陶铸、聂荣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力支持。

1962年3月，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期间，知识分子情绪低落。周恩来亲赴广州参加会议，作了题为《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在会议上明确指出“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阶级，而是脑力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阶层。一般地说，这个阶层的绝大部分人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是附属于当时的统治阶级并为其服务的。”“不论是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同月28日，周恩来总理向全国二届三次人代会作《政府工作报告》，再次重申了中央这一精神：“我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作出宝贵的贡献，应当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已经同解放初期有了很大的不同。”他指出，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正在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成长，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了。“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经过十二年的锻炼，一般地说，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信任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这就意味着周恩来恢复了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对知识分子的正确估计。体现了周恩来敢于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他的论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理论。

坚持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定

周恩来的讲话激发了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但在党内却遭到了一部分人的抵制、反对，甚至是责难，一些地方领导拒不传达广州会议精神。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在知识分子问题上也对周恩来的看法表示异议，毛泽东说：“从意识形态来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存在。”在种种不利情况下，周恩来继续坚持维护其关于知识分子的看法和政策，坚决同“左”的错误进行斗争。同年10月至11月举行的全国宣传文教工作会议上，与会者又对知识分子“摘帽加冕”问题进行了新一轮争论。陆定一在会议上明确反对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看法，他认为如果按世界观标准来划分知识分子的话，知识分子只有两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提法不确切，模糊了阶级界限。出身于农民、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不附属于无产阶级，就附属于资产阶级。”周总理则明确表示：“对知识分子，说我们提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是没有阶级分析，我是代表党作的报告，是党批准的，不是我一个人起草的……我不认为我在广州会议上讲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有什么错误。”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场明确支持了周恩来的意见。邓小平当即反驳陆定一：“恩来在广州报告没毛病，对知识分子问题应照总理讲的解释，请定一查一查，澄清一下，讲清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下次会议还要讨论，统一解释口径，还是按总理在人代会上讲的为准，把那一段印一下，那是中央批准的我们党的正式语言，今天正式决定。”

尽管如此，随着我国政治思想领域逐步进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的“左”的错误还在进一步发展。尤其恶劣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等人操纵1971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通过了所谓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纪要》毫无根据地提出了“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就意味着林彪、江青等进一步否定了知识分子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和已经树立起工人阶级思想的事实，否定了周恩来在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1961年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1962年广州会议上的讲话和当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正确结论，周恩来代表中央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科学论断被彻底地推翻了。正如邓小平所说：“一九七一年全教会时，周恩来同志处境很困难。”但是，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那样错综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周恩来还是对极左思潮进行批判，在实际工作中时刻关心着知识分子，并且尽个人之能力为国家保护了大批的知识分子，尽量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积极作用，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刻。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恢复“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邓小平等带领中国真正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恢复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科学论断，重新确立了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为周恩来当初制定的知识分子政策正了名。

（责编 雷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