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佑学

早几年，在我的故乡滇北山区，大学对乡亲们来说，还如一座闪着刺眼金光的云中殿堂，神圣而高缈。要想登上这座殿堂，对于我们这些草根屁民来说，有点像上西天取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个飘摇渺茫的梦想，三年前，竟然让一个名叫余草皮的人，将它变成了现实。

名字

余草皮小我几岁，是小时候一起放羊、放牛、上树逮鸟、下溪摸石蚌的伙伴。由于意气相投，无论遇上什么事，他总是跟我掏心掏肺。所以我知道，他的大学梦，最早源于他的名字。而他名字的来历，却像他的人生一样，扑朔迷离。

余草皮出生的年代，还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农村不通电，一到晚上，村里黑灯瞎火，什么玩场都没有。老倌、老奶守在火塘边咂烟、抱孙子，或是打草鞋、麻包谷，做些手巴拉活计。年轻人惟一能做、并且喜欢做的，就是上床找乐子。娃娃也就挤豆米似地，排成串地往外赶。小人人一多，取名字就没得心肠，像放串串屁，随意得很，老二老三顺着叫，排到老九老十的都有。哪像现在，一两个娃，金贵。还在娘肚里拱着，家人就找空子坐上百十里的班车，跑到昆明圆通寺前的街上，忍痛出上几百块钱，请那文墨半通，真假莫辨的昏昏先生，将娃的名字起好了等着。娃一落地，就给他（她）套上。这些名字大都取得英勇盖世，气吞山河，让人感觉精英遍地走，龙凤漫天飞的时代，为时不远了。其实，乡亲们心里也明白，取名字这件事有趣得很，总的说来，名字叫什么，大约就缺什么。叫张富贵的，一般是穷人，叫王得财的，缺的恰好是钱，而叫李美丽的，长相一般都比较艰苦。

所以，余草皮的名字，就让他悲愤了一辈子。

“狗日的，什么叫草皮？这也叫名字？”当年一提起自己的名字，余草皮就骂，也不知骂的谁。如果是骂爹骂娘，总不能骂“狗日的”吧？总之，余草皮一肚子的怨气，连个骂的对象都找不着。因为他的名字真不是爹妈取的，也不是哪个人取的。在他前面，爹妈已经生了一串，到他出来的时候，爹妈连给他取个名的心思都没有了。我记得余草皮当时就一个代号：“嗨”。爹妈天天都是“嗨，过来！”“嗨，不许跟妹妹争东西！”……直到有一天，生产队长找上门来，说他家娃娃中的一个，公然把在地里吃庄稼的一条大牯牛赶出地头，保护了生产队的财产。队长一是上门表扬，二是要告诉他爹妈，这娃有点不寻常，因为那头牛十分凶猛顽劣，连大人也要惧上三分，而这娃却把它降住了。说了半天，草皮爹分不清说的是谁，还是草皮妈心中有数，就说：“肯定是草皮上生的那个。”我记得那时我们一群娃正跟余草皮在他家大门口玩泥巴，队长指着草皮说：“就是这个。”草皮爹说，“这个真是草皮上生的。”队长上前摸着草皮的头说：“这娃娃凶得狠……以后好好读书，读大学，出来当老师。”

我们地方说的“凶”，不是凶恶的“凶”。说谁“凶”，是说他聪明，利害；是表扬、称赞的意思。那一年余草皮五岁，我和他都是第一次知道他是他妈在地里干活时，生在地头草皮上的。我记得那天余草皮听了队长的话后，眼睛突然很亮，并且把那两根常年四季拖在嘴皮上的绿鼻涕，猛地一吸，那地方就露出了两条糟红了的印印。他后来跟我说，“大学”两个字，就是在那一刻，一根钉子似地扎进了他幼小的心灵。

好像就是从那天起，他的代号“嗨”换成了“草皮上生那个”。可能是因为嫌长，后来就简化成“草皮”。从此我又经常听到这样的话：“草皮，今天放羊去！”“草皮，今天破柴去”……

草皮恨透了“草皮”二字，可这两个字不理睬主人愤怒而又悲伤的心情，像无影的风，他到那里，跟到那里。记得他上学那天，李老师说“草皮”二字不好，“不像人的名字，太没有文化”，就顺着他家的字派，给他取了个“余明扬”的名字。可是，没人叫；“文革”时，他自己取了个“余红兵”，后来老师又给他换名“余发富”，也没人叫；好像后来又改过几次，人们依旧是“草皮草皮”的，余草皮最终明白，“草皮”二字已经像钢钉铆在他身上，无论如何也扒不下来了。

我记得他不止一次诅咒发誓说：“这辈子，老子就要带着‘草皮二字，跨进云南大学的校门！”

读书

事实上，余草皮上学的第一天就出名了。

那时我们的小学是一所破庙。我们五年级的课桌排在泥神推倒搬走后的高坎上，下面大堂里分别是三级和一年级的各两排课桌。由于才有一个姓李的老师，每天上课，他就先给五年级讲几句，安排写着字，然后是三年级、一年级……如此循环往复。

我记得那是秋季开学的第一天，李老师说完开学要说的那些话之后，就开始给我们五年级上语文课。记不清课文里说的内容，只记得老师向我们提出一个看似很简单的问题：鸡和鸭的区别是什么？

老半天过去，我们的神情像那些泥神又重新回来坐着，没一人答出李老师的问题。他有点气愤，走下坎子，将这问题抛向三年级的那两排。谁知老师想羞辱我们的意图并未得逞，三年级那里也是鸦雀无声。老师就有点恼羞成怒，悻悻地又上了我们五年级的高坎。

就在他踏上最后一级台阶的时候，他身后传出一个稚嫩的声音：“老师，我晓得，鸡的嘴是圆的，鸭的嘴是扁的，鸡的脚是分开的，鸭的脚是连在一起的……”

李老师猛一回头，不知道这声音来自哪里。他有点莫名的兴奋，又一次下了坎子，问三年级：“刚才的话是谁说的？”没有人回答。老师又转向一年级：“刚才是哪个说的话？”一群小娃娃认为是闯祸了，就兴灾乐祸，一齐将手指向一颗小脑袋：“是他，是他说的。”

李老师走向那颗小脑袋：“是你说的吗……站起来！”

这颗站起来的小脑袋吓得獐头鹿耳，不知所措。李老师突然把他抱起来，举在空中，说：“你太不简单了……好好读书，以后一定能上大学！”

这颗小脑袋就是余草皮。

余草皮双脚落地后，我又一次看见他的眼睛变得很亮，那两根绿鼻涕又猛地一收。

李老师就是在那个时候给他取了那个没有叫响的名字：余明扬。

从那天起，余草皮就有点出名了。李老师不止一次跟他爹说：“这娃灵得很，好好供他读书，将来肯定能考上大学。”乡亲们更是把他当成了自家娃学习的榜样，动不动就是“看人家余草皮……”

余草皮太能读书了，每次考试，样样功课都是全班第一。但不是读死书，每天放学后不是帮爹妈带娃，就是找猪草、放牛羊。星期天则上山砍明子，每晚在明子火下做功课，上学路上总见他的鼻孔被烟熏成两个黑洞。除了照明外，他还把明子背去乡街子卖。我记得读到三年级时，他已经用卖明子的钱，买了一部《西游记》读上了。他爹不高兴，说那钱应该拿来买盐巴，就打击他：“读通《西游记》，到老不成器。”可李老师不这么看，李老师一直分外喜欢余草皮，时常表扬不说，还让他当班长。常常把他的作业或考卷拿在我们高年级的眼前晃。更让人想不通的是，放学后，李老师经常将他一个人留下，帮老师用红笔改同学的作业。改就改吧，李老师公然还让他跟着自己一起吃白米饭，有时还吃香喷喷的肉。在我们还不知道饼干为何物的时候，李老师就让余草皮吃上了。

就为这些，我记得我们开始慢慢疏远他。我们对他的心情，复杂得很。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羡慕妒忌恨。

可惜好景不长，读到快升五年级的时候，出事了——那年秋天，余草皮家爹在水库工地上开山炸炮，山洞里一个哑炮没响，他就上去检查，可能是他刚好到达的时候，那炮突然响了，人就一整个没了影子。人们只在山坡上找到一只膝盖以下的腿，脚上穿着一只新的草绿色的解放鞋，是余草皮家爹上街天才买回来的。那以后没几天，余草皮就被他妈叫回去放羊去了。

那以后，每天上课李老师都要提到余草皮，每次提到，都要长吁短叹一阵子。

我们几个小伙伴先是有点高兴，后来又很难过。人就是这样，看见谁出风头，就盼他倒霉，真倒霉了，又开始同情。为此我还到家里去过，他对我说：“放心，我还要读书的……不但要读，我还要上大学哩。”

余草皮再度跨进校门，是几年以后的事了。那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李老师被批判以后调走了。新来了一个造反派老师，这老师的主要任务就是到处拉人来批判。有一天他终于上课了，上的是毛泽东的诗词《水调歌头·游泳》，我那天刚好从那里路过，听到老师读一句，学生跟一句：“子在川上日：逝者如斯乎！”我当时的心情是又惊又喜，惊的是，那造反派老师把“曰”读成“日”了，喜的是，他公然侮辱毛主席诗词，那可是反革命罪啊。但我不敢说，只是下来后我们几个小伴就“子在川上日”了好多天，边念边笑。我就此知道，余草皮的书是读不成了，因为我自己的学校也是天天读毛主席语录，背“老三篇”，开批斗会、打派战、“停课闹革命”……没完没了。记得有天余草皮跟我说：“白拉拉读了三年，连解一次方程都不会，以后咋个上大学？我心里急得很啊！”

但事情并不因为余草皮着急就有什么改变。大学照样办，只是不兴考试，逐级推荐上大学，叫“工农兵大学生”。余草皮听说后，就跑公社找人，要求上大学。越跑人家越不让他上，那个半夜起来上厕所遇人也问“吃饭了没有”的书记，还在大会上点名说：“有个名叫余草皮的小青年，资产阶级思想很严重，不想在农村，只想往外跑……”余草皮听说后，又怕又怒，跟我说：“狗日的书记，老母鸡下蛋他也说是资产阶级……唉，我这大学怕是上不成了。”

偏那段时间乡下来了不少城里的学生，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乡亲们统统把他们叫作“大学生”。这些“大学生”很不一般，他们一个个又秀气，又干净，不但每天刷牙，还会唱歌跳舞。他们带着乡亲们读毛主席著作、跳忠字舞，还组织了一个宣传队，村村寨寨去演出。那时候的余草皮，上唇已经长出绒毛，脖子上长出喉结，声音也变粗，大凡对异性也开始产生浓厚兴趣了。记得有一天，他红了脸结结巴巴跟我说：“你帮我打听打听，那个领头跳舞的短头发大学生……她她，叫什么名字？……”

我那时是回乡知青，跟这伙知青很熟。所以我知道他说的是谁，也知道他余草皮心里想的什么，更觉得他这个异想天开的想法，可笑得很。就逗他玩：“好啊，她叫吴×倩，要不要我哪天把她请到你家里来？”

草皮吓了一跳，说：“不不，你告诉我她叫什么就行了。”

余草皮说的那个女“大学生”，其实是昆明一所中学来的初三学生。个子矮挛矮挛的，用今天的说法，就是短宽型的女汉子。她脸色红润，朝气勃发，远远就可听见她的笑声，是知青中最活跃的一个，不但舞跳得好，张口一声“乌苏里的江来……”婉转悠扬，穿云裂石，一曲唱罢，场子里就有几个伙子呆豁豁的，不会动了。

记得有一天，余草皮又跟我说：“你现帮我打听一下，她几岁了……我天天晚上梦见她啊。”

看他那神情，我断定他每天晚上在做些黄色下流的梦，对象就是那姑娘。我觉得不能让他再发展下去，就十分鄙视地瞪他一眼，怒斥：“哼，癞蛤蟆想吃天鹅屁，死心吧，你！”

余草皮当时自顾自说：“也是，她是大学生……我也得上大学，才够得上啊！”

这场白日梦以不了了之收场。余草皮还来不及表白，那女学生就回城了。但我知道，这场春梦成了催化剂和膨大素，“大学”二字原本就是他心底的一粒种子，现在让那女学生一浇，一发地发芽长根，想让它不长都不行了。好像知道高考迟早一天还会到来似的，余草皮那以后一有空就抱着高中的课本在啃。他还三天两头跑来问我一些高中课程里的问题，十分努力、用功。

眼一晃，到了1977年，高考真的恢复了。余草皮悄悄跑到县招生办报名，要参加高考。那段时间他高兴得很，唱出唱进的，还把怀里的月琴弹得山响。但有一天人家通知他：资格审查通不过，你初中都没有毕业，考什么大学？

那几天余草皮不跟人说话，每天不是喝烂酒，就是倒头大睡。从此，他的岁月变得十分艰涩，人也变得坚硬起来，铁砣砣似的，动辄发火。记得有次他跟我说：“我这辈子是狗运当头，大学是上不成了，可……可大学两个字，已经像一根钉子，锈在我的心上，想拔都拔不出来……哥，咋整？”

我也不知道该咋整。

我们不知道该咋整的事，不单这一件，还多着哩。

圆梦

转眼到了成家立业的时候，余草皮长成了一个风流倜傥的农村伙子。他不但人长得帅，而且好像五行八作，天生就会。他从村后的竹林里砍来一截竹子，火上烤一烤，钻几个眼，就把我们地方的小曲“一个小雀一个头”啊，“半夜阳雀叫喳喳”啊，吹得人心甩悠悠的。又砍了段木头，劈几下刨几下，就做成一抱花碌碌的月琴，每天晚上抱着，村头弹到村尾，只一句“三石三斗芝麻糠，楼上楼下满满装”，就让人觉得人生是那般美好……总之，他是吹拉弹唱样样会，田头地脑样样行。木匠、石匠、篾匠、泥水匠、瓦匠、画匠……也是拿得起，放得下。这样的伙子，是香饽饽，多少姑娘在他面前都故意把个小屁股扭得团磨似的。我们羡慕得要死，可个余草皮，不理人家啊。

世上有些事，稀奇古怪，碰上了你才晓得真有。一次我跟草皮去赶山街，那时街都赶残了，没几个人。我俩买了东西正往回走，身后突然有响动，还来不及弄明白，一头动物就从余草皮的胯下钻了出去，身后就有一个水灵灵的大姑娘“咕咕咕”笑弯了腰。余草皮的身子被那猪儿带晃了一下，立马明白是那姑娘买的猪，挣脱绳子跑了。他立马丢下我朝那猪儿追去，那姑娘也尾着追去了。

等我转过山嘴找到他们时，一切都来不及了——猪儿已拴在一边，他俩大眼瞪小眼，只差抱成一团了。

我细看那姑娘，天生尤物，细细高高，白白净净，鹅蛋脸，大眼睛，而且爱笑。一见到我，无缘无故“咕咕咕”笑个不停。我心里就想，你个余草皮，什么狗运当头？我看你是洪福加身啊。

我至今难忘结婚那天的情景：新媳妇接到家门口，余草皮一把将新娘从马背上抱下来，也不避讳，当众在那嫩脸蛋上“嗞”地亲了一口，大声八气地说：“赶紧给我生个儿，替我上大学去！”

天！“大学”梦不但没有被岁月泯灭，反倒在他心里衍化成新的希望和目标了。

让人遗憾的是，这媳妇长相和心智不太统一。先是该笑不该笑的事，她都笑；后来是该说不该说的，她都说。让余草皮愤怒的是，连两口子床上的事，她都抬出去说。

还好，这媳妇一年后就生了个儿，草皮金蛋似地捧着。淹心的是，这孩子上学之后，全然没有余草皮当年的影子。再后来村里就传出笑话，说这孩子跟余草皮上山时，突然朝地上啐：“呸呸，哪个杂种放屁！”余草皮哭笑不得，说：“儿子，就我们两个，不是你，就是我嘛。”这本来是我们当地的民间笑话，拿来安在余草皮身上，说明他那儿果然不怎么的。那年回家过春节，到他家吃饭，我听见他对媳妇说：“赶紧换思想，不换思想就换人了。”

山河易改，本性难移，这思想是想换就换得了的吗？

那晚，草皮喝得有点高，对我说：“哥啊，‘大学两个字一直在我心里撑着，撑得我心慌意乱……看来，我得改良品种啊！”

我当时听不懂，只是后来听说草皮把家里不多的钱，全给了媳妇，离婚了。

不久，草皮做出一件让所有人吃惊而又难过的事——他把邻村那个绰号“干瘦黄”的老姑娘娶回来了。

这个“干瘦黄”，是小我们几年级的同学，我还记得她小时候一气不吭，小老鼠似地顺着墙角溜过去的样子。顾名思义，她从小就长得干、瘦、黄，常被同学取笑。读到初中，别的姑娘都由“小”变“大”，只有她，无动于衷，一点也不着急，该挺的地方不挺，该圆的地方没圆，依然还是一粒又干、又瘦、又黄的铁豆。但有一点，不见她怎么用功，却是每次考试，全班第一必定是她。后来更是全校第一、全县第一……后来也被“文革”耽误，在家种地，一年又一年，也没人上门提亲，一晃晃成了三十几岁的老姑娘。

现在公然让余草皮娶了回来，不少人都想不通啊。

几年以后，人们想通了。“干瘦黄”生了个女儿，身子骨像爹，高挑，水灵；心性却像妈，不吭气，只低头做事。草皮让我给取个名，我觉得草皮这辈子为名字很是悲愤，想了想，就给她取了个温雅点的，曰：若兮。谁知他不要，自己取了个余×倩。由这个“倩”字我才明白，当年那个女“大学生”吴×倩，还一直活在他心里。

倩倩一读书，果然是当年的“干瘦黄”和当年的余草皮叠加在一起的双料尖子，“嗖嗖嗖”，一路畅通无阻：全班第一、全校第一、全县第一……

只是苦了余草皮，家里不富裕，全靠草皮外出打工供女儿上学。倩倩考上昆明的一所重点中学后，草皮也跟着上昆明打工。一次他到我家里来，不停地搓着一双大手，只是笑。他说，这一年来，电工、泥瓦工、油漆工、水管工、木工、杂工……几乎所有的工他都打过。总之，什么赚钱，他就干什么。他让我带他去买件衣服，那女售货员公然指着草皮对我说：“是你穿，还是你爹穿？”在我愤怒反击售货员的瓷马眼的时候，草皮笑弯了腰，当年占了便宜就拍屁股跳脚的样子又回来了。除了老相一点外，他的精神、情绪挺饱满，特别是提到倩倩时，更是“呵呵”笑：“全校第一名啊！”又说，“这孩子什么都好，就是不会防人，上昆明后，手机在公共车上被偷掉六只了……”说到这里，他竟没有一点责备的意思，依然“呵呵”笑。我明白，再苦再累，草皮的打工岁月，全让女儿卓越的学习成绩和表现给温融了，软化了。

倩倩高中毕业前，来过我家里，说市总工会要奖励成绩优秀的农民工子女，让她去演讲，请我帮看看她的演讲稿。她将稿子递给我后，抓起茶几上一本书，旁若无人就开读，大有余草皮当年的遗风。我看完她的稿子，大吃一惊，不但文章写得文理通顺，华彩飞扬，字也刚劲秀丽。就开玩笑说：“还看什么？你都可以当我的老师了。”倩倩红着脸笑：“大爹，我可是你侄女嘎。”为此，我心中暗自为草皮感到欣慰。送她上公共车前，想起丢手机的事，就教她，要将随身的包背在胸前。谁知她“咕咕咕”笑，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我只好说：“小偷太喜欢你这样的姑娘了。”我们俩又笑，很开心。

不久，天从人愿，倩倩不出意料地考上了北京的一所重点大学。这是村里开天辟地第一个大学生。为了这一天，草皮从昆明赶回老家，把“干瘦黄”喂好的一头肥猪牢了，把全村人请来吃饭。回昆明后，他跟我说：“一头年猪吃得一干二净……哥，我是痛并快乐着啊。”

倩倩上北京那天，草皮让我跟他到南窑火车站送行。一人一票，我俩被人家堵在剪票口。英姿靓丽的倩倩本来排在队伍中，突然跑过来，两臂圈住草皮的脖子，眼圈有点红，要哭要哭的。可余草皮却是一副气吞山河，精光暴射的样子，“呵呵呵”笑得有点嚣张，人群都回头看他。

倩倩终于进站去了。草皮趴在玻璃门缝里，一动不动地往里呆看。半天回过身来，平生第一次抓住我的手，说：“哥，你晓得，我这辈子就是为了上大学活着……现在倩倩替我完成了心愿，这辈子，值了！”

他那黝黑粗糙的脸上，挂着两行泪。那是喜悦之泪，幸福之泪，有点清澈，有点贼亮，老半天没掉下来，晃人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