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胜

正如余英时的自述，文集不是有计划、有系统的一气呵成之作，但是，其中也有一些基本预设、中心观念和价值关怀，可以把一部分散篇文字有机地联系起来。这可能是读余英时文章的可喜之处——处处流露出作者对中国文化的终极关怀。在序言中总结自己：“上接‘五四以来的文化争议，我采取了下面的假定：我承认人类文化大同小异。因为‘大同所以不同文化之间可以相通，不仅在物质层面，而且在精神层面也可以相通。但因为‘小异，所以每一文化又各有其特色。文化特色复和文化程度成正比，文化越高，则特色也越显著，目前讨论得很浓烈的古代‘轴心文明便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史例。在这一假定之下，我的历史研究自始即以探求中国的文化特色为最后归宿”。

余英时专事研究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在华语世界和英语世界，在远东文化研究领域，可称得上是当之无愧的大家。但是，无论哪个称得起大家的学者，还是哪个努力构建中国文化和思想图景的学说理论，在各自的领域无疑都可以呈现出辉煌的成就，可这些学者和学说一旦面对时而诡谲血腥时而烂漫壮阔的中国历史，无一例外都会呈现出无法匹配的无力感，余英时也不例外。这样说，绝不是贬低作者的成就和人格，余英时的学术文章无不透显出其高贵人格，同时，时时体现出比同时代和几乎所有前时代学者更广阔和宽容的学术胸襟。但是，即使这样一个如完人一样的学者，也无法摆脱时代和文化背景留在他学术基因中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