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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美国犹太文学中“犹太性—世界性”的整合精神

2014-09-15

山花 2014年2期
关键词:犹太民族世界性犹太

犹太性作为犹太民族文化中重要传统精神被当代美籍犹太裔作家在作品中以不同的方式阐述和演绎着。然而,面对双重文化的冲突,大批作家突破本民族的狭隘与局限,不断掩盖和消解犹太性,从而呈现出不仅涵盖同时又超越犹太特征的普遍化特性——世界性。这两种贯通于犹太文学中的特性既矛盾对立,又整合统一,恰似一块硬币的两面。

前 言

20世纪以来,美国犹太文学在美国文坛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大批优秀犹太裔作家因创作出具有奇特文学现象的作品而举世瞩目。究其根本原因,一方面在于这些作家内心深处普遍保留着强烈的民族性即犹太性。他们将小说人物置身于美国社会中,描绘他们潜在的观念意象、人物品质,尽管在外表上淡化了人物的犹太化生活细节,却也写出了犹太民族深层次的文化本质。另一方面,犹太民族的历史流程和社会处境使得犹太人流散在异族文化的夹缝中,面对异质文化的冲突和融合,犹太裔作家超越民族文化本身,将犹太性不断消解和升华为世界性,从中映射出整个人类的普遍境遇。由此可见,美国犹太裔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将犹太性和世界性进行整合,不仅体现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积淀,也展现了西方现代社会中普通人的生存境遇。

犹太性——世界性:一对矛盾统一体

犹太民族在其特有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也衍生出了其特有的文化生成机制,因而犹太文学也相应地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独特品性。在长期的流散各国的历程中,由于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的共同作用力,世界性成为犹太人不可缺少的民族价值之一。其中文化冲突说明犹太人对文化传统的恪守与传承,文化融合则引发了一系列的文化转移和变迁。这种融合意识成为现代犹太文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众多犹太裔作家创作的源泉。

众多的美国犹太作家在创作时将犹太历史、文化、经验和思维意识进行文学加工,从而使作品表现出有不同于主流文化和文学的文化特性——犹太性。然而,面对美国主流文化影响,众多的作家,如贝娄、马拉默德、辛格等,突破犹太民族的狭隘性和局限性,把犹太人放大为人类的代表或象征,不断掩盖了和消解着犹太性,从而呈现出普世的世界性。这种世界化品性不仅涵盖同时又超越了犹太特征,呈现出普遍化特性。正如刘洪一先生指出的:在美国犹太文学中,主人公的犹太身份感逐渐淡漠,在主人公犹太性消解的同时,其超犹太的普遍性意义则逐渐增强。[1]

由此可见,在历史文化机制中世界性作为犹太性的构成之一,二者就已经相生相伴,相辅相成。反映在文学创作中,世界性掩盖和消解着犹太性,借助犹太要素表达形而上的普遍性,成为犹太性的另一面。因此,这两种贯通于犹太文学中的特性既矛盾对立,又整合统一,恰似一块硬币的两面。

犹太性与世界性的文化生成机制

1.“犹太性”的文化机制

在文学中,犹太性是犹太文学的基本标识。[1]从理论上讲,美国犹太文学中的“犹太性”是犹太作家在其作品中所表达出来的某种与犹太文化或宗教相关联的一种思想观念。这主要体现在某犹太作家本人或其作品中人物的思维方式、心理机制以及任何能表现犹太人的生活、性格、语言、行为、场景等特点的东西。[2]可见,“犹太性”作为犹太文化的典型品性之一,与犹太民族的历史背景、传统文化、思维方式、生存现状等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对于大量的美国犹太作家来说,犹太性是一种固存在他们内心的民族文化情结和精神感觉,他们在文学创作中会自觉不自觉地对这些文化要素进行加工运用,使作品彰显出浓郁的犹太性。

犹太民族是一个数千年来不断流浪的民族。自两次“犹太战争”的失败后,犹太人正式开始了漫长的流散时期。在近两千年的流散历程中,流浪成为该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和心理积淀,也成为无数犹太人内心深处共有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即流浪意识。这样的历史境遇和意识不断启发并昭示着犹太作家思索本民族的现状和未来,并成为他们解说生命本体困惑与失落、寻找生命意义与价值的一种独特认知方式。

犹太民族的另一永恒特性便是受难。在犹太文化的观念中,犹太民族是受上帝特殊眷顾的“选民”。然而,在几千年颠沛流离的生活中,这个荣耀的民族却在无休止的迁徙中体验着被驱逐和被迫害的命运。特别是在“二战”期间,法西斯更是对各国的犹太人发动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这使得犹太人对“受难”有着比其他民族更加深刻的认识。

上述两种犹太性可以说是导致犹太人以客民自居的原因。以移居美国的犹太人为例,每一代移民都面临着美国主流文化和犹太传统文化的双重冲击,一方面,主流文化使他们日益美国化,另一方面,犹太传统文化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生存方式。这种长期的文化夹缝中的尴尬生活使得犹太人普遍呈现出对自我身份的困惑。他们以客民自居,身上有意无意地带有局外感和边缘感。因此,犹太民族对自己身份的困惑和追寻便是另一主要的犹太性。

2.“世界性”的文化构建

一直以来犹太人就以“上帝的选民”自居,但同时也把世界看作是上帝创造的统一大家庭,因此“民族化的大同主义”精神也属于犹太文化倡导的一部分。同时,长期生活在民族文化与异质文化冲突中的犹太人,伴随着主流文化的排斥,也日渐形成了典型的文化兼容心理。正如朱子仪在《流亡者的神话——犹太人的文化史》中谈到的:犹太人的故乡是在东方……显然又不仅仅属于东方,他们的特殊经历又使他们具有某种超越狭隘的地域乃至狭隘的民族界限的性质。他们的文化也具有一定的世界性,而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尤其是在西方),“犹太人”也早已成为人类苦难的代名词。[3]因此从根本上来说,犹太民族的历史境遇就涵盖了现代社会中人类的共同命运。从而竭力摆脱犹太民族自身的狭隘性,借助犹太文化因子的特殊性来表现普世性就成为犹太作家们不遗余力的使命和责任。著名的美籍犹太作家,如贝娄、马拉默德、辛格还有菲利普·罗斯,在小说中展现犹太民族的流浪意识、受难情结和身份异化等问题时,也在阐释着整个人类的生存现状。自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文明的衰落,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上的生存困境都成为了普遍的社会病症。美国犹太人作为现代人不幸遭遇的典型,他们的困境就体现了西方社会中现代人的尴尬生存境地。正如马拉默德所说:“每个人都是犹太人,只是他不知道而已。”这里的犹太人超越种族的概念,成为一个象征,象征着西方社会乃至全人类的普遍困境。

“犹太性—世界性”整合的文学表现形式

20世纪美国犹太作家都深受犹太经验和美国文化的影响,他们在小说中将犹太性和世界性进行整合和统一,他们的作品所体现出来的犹太性不仅解说了犹太民族的一贯难题,同时也揭示了整个西方社会的生存困境,显示出了超越种族和国界的世界性。

索尔·贝娄小说的鲜明特点在于通过描述主人公形体和精神的流浪,来折射犹太人的流浪历程和流浪意识。他在创作中将这种流浪意识消解为潜在媒介,通过主人公在现实世界中的漂泊流浪观照其内心世界的精神流浪。小说《奥吉·玛琪历险记》的主人公奥吉闯荡世界,找寻外在和内心的立足点;《晃来晃去的人》中的犹太青年约瑟夫在失业后历经事业和家庭生活的打击,通过创作思考人生,寻求存在的价值;《雨王汉德森》中的汉德森到非洲腹地探险,完成了从“我要”到“他要”、“他们要”的精神探索;《赫索格》中的赫索格辗转于纽约、芝加哥等地欲寻立足之处,同时精神上也不断地自我反省,揭示人类存在的意义和对生命本体的认知;《塞姆勒先生的行星》中的主人公塞姆勒的精神流浪“无论从时间、空间还是从心理上都堪称之最”。[4]除了贝娄塑造的一系列流浪汉之外,作家辛格笔下的雅夏、马拉默德塑造的弗兰克·阿尔派恩,甚至海勒笔下的高尔德和罗斯塑造的菲力浦都带有明显的流浪色彩。这些作家以真实动人的细节刻画了作为流浪民族的犹太人在美国丰裕社会强大的物质生活诱惑下面临被同化的危险和强烈的归入意愿。这些小说主人公尽管深受犹太文化的熏陶,却被美国文化哺育,他们认为自己完全是个美国人,然而这一点却不被周围的人所认可,这些既非彻底的美国人又非完全的犹太人不仅脱离了犹太世界的根本,也不断被美国主流文化所排斥,根本无法在新的环境中找到立足点并生存下去。这种精神层面的流浪意识就鲜明地展现出了西方社会中普通人的生存困境。因为,随着“二战”的结束,整个西方社会呈现出一片精神荒原,个人价值和尊严都随着西方文明幻灭。探索精神层面的自我价值,追寻现实存在的意义,寻找个人立足点就成了现代人普遍关注的问题。

可以说,马拉默德的小说“犹太味最浓”,他尤其善于在他的作品中展现普通犹太人在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中的苦难和不幸。因此,他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受难。在小说《店员》中,杂货铺店主莫里斯是典型的贫穷受苦的犹太小人物——在社会底层挣扎,渴望幸福而又永远无法得到的人。莫里斯似乎乐于受苦受难,他的妻子和女儿也陪着他受罪受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毫无指望地为生存不懈地努力着。而受莫里斯影响、皈依犹太教的异族青年弗兰克也日益懂得“犹太人的生活目标就是受苦,谁遭受的苦难最严重,坚持得最长久,谁就是最好的犹太人。”[5]其短篇小说《魔桶》中的主人公列奥·芬克尔也是主动找寻负罪的命运,自动纳入到一种痛苦、赎罪的生活轨迹当中。此外,贝娄也将受难主题不遗余力地展现在他的小说主人公的生活中。在《晃来晃去的人》中,主人公约瑟夫被塑造成犹太传统文化的捍卫者,为了“挽救”侄女回归犹太传统,不断遭到晚辈的拒绝和侮辱。面对犹太传统家庭的断代和现代社会的沉闷,约瑟夫独自痛苦艰辛而又执着地探索着生命的本质和意义。在后来的作品中,贝娄塑造的犹太知识分子赫索格、西特林和塞姆勒先生也同样被置身于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痛苦扭曲的精神历程中。这些备受生活捉弄和折磨的犹太人形象,也是精神世界空虚困苦的现代人的写照。“二战”后,人们在“上帝已死”的思想之下变得精神变态、情绪苦闷、思想颓废、内心空虚,感觉仿佛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地生活在苦难的世界中。善良的品德和真挚的愿望总是受到生活的讽刺和嘲弄,忍受才是唯一要做的事情,犹太受难的形象也成为现代社会普通人的现实状态。

战后美国犹太文学中所描述的一些典型人物都具有类似的形象——边缘、疏离、异化。犹太作家通过描述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环境的异化来反映这些被疏离和异化“边缘人”的困惑和尴尬。贝娄创作的人物赫索格被妻子抛弃、被朋友出卖之后开始疯狂地写信,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日益走上自我边缘和心理异化的道路。马拉默德笔下的西摩·莱文坚守犹太传统所强调的人与人之间的责任和义务,却被社会环境所边缘和异化。面对空虚的精神和冷漠的人情,陷入了琐屑繁芜的无尽纠缠中。始终关注犹太传统的“神童”作家罗斯通过描写父子关系来展现小说人物的异化和变态心理。《乳房》直接以性的苦闷来展现人性的异化和疯狂。《波特诺的怨诉》中的波特诺因为父子冲突将父亲视为心理梦魇,以变态的心理和行为来对抗父亲,通过毫无节制的手淫和性的发泄来获得自由的满足。这部小说充分展现了代表犹太传统的父母社会文化规范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冲突,反映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回应到两次大战后整个西方社会,人们纷纷感到西方文明日渐衰落,人道主义精神变得支离破碎,就连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都遭到破坏,人性被严重压抑和扭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荒诞不经,自尊自信荡然无存,人的孤独感与日俱增,找不到赖以生存的立足点,最终异化成为了时代的通病。所以犹太裔作家笔下犹太人的异化现象不仅是犹太人自身悲惨生活的写照,更是西方文明支柱倒塌、人类遭遇精神危机的缩影。

结 语

众多的美籍犹太作家运用犹太历史与文化作为创作的核心要素,着力反映犹太人的生活和精神困境,同时将犹太人与美国的一般生活现状相联系,从中诠释出西方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人类精神生活的困境和意义。综上可见,美国犹太文学作品所包含的犹太性和诠释出的世界性是一组既矛盾对立又整合统一的二元体,犹太性本身涵盖了一定的世界性,而世界性的意义也映射并丰富着犹太性的内涵。这也是美国犹太文学屹立于显著地位、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原因所在。

[1]刘洪一.走向文化诗学:美国犹太小说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93,27.

[2]乔国强.美国犹太文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17.

[3]朱子仪.犹太文化——落难者的创造[J].科技文萃,1994(9):177-179.

[4]张弘.论贝娄小说的艺术特色[J].北方论丛,2000(5):78-81.

[5]Bernard Malamud. The Assistant[M].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Co. Inc. 1978: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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