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淑仪

被诗人叶芝誉为“爱尔兰契诃夫”的弗兰克·奥康纳在短篇小说创作上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他的创作揭示了爱尔兰人的现实困境和精神状态，真实地表达了人们渴望得到爱与理解的心声。本文将以《我的俄狄浦斯情结》等四篇颇具代表性的短篇小说为例，结合奥康纳的生活背景及爱尔兰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探讨奥康纳作为一位积极探求人生伦理道德真谛的爱尔兰作家的情结旨归。

弗兰克·奥康纳（Frank O'Connor，1903-1966）是爱尔兰著名小说家、剧作家、评论家和翻译家。他在短篇小说领域所取得的硕果尤为世人瞩目。奥康纳一生共创作近两百部短篇小说，主要被收录在《国家的客人》（Guests of theNation，1931）、《争论的焦点》（Bones of Contention，1936）、《沙果酱》（Crab Apple Jelly，1944）、《三和弦》（The Common Chord，1947）以及《旅行者的故事》（Traveller's Samples，1951）等短篇小说集。透过奥康纳的短篇小说，可以依稀看到他的故乡、情感和人生。本论文将以奥康纳的《我的俄狄浦斯情结》等四篇颇具代表性的短篇小说为例，探讨弗兰克·奥康纳的情结旨归。奥康纳的俄狄浦斯情结

在《我的俄狄浦斯情结》中，奥康纳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描述了一个与爸爸争夺妈妈情感的小男孩的故事。该文讲述的内容与奥康纳的童年经历处处暗合，从中不难看出奥康纳的俄狄浦斯情结。

在《我的俄狄浦斯情结》中，小主人公拉里的父亲因在部队服役，长年离家。父亲的形象在拉里心中是模糊的。“有时我醒来，看见一个身着卡其布军装的大个子在烛光中俯视着我。有时在凌晨时分，我听见前门‘砰的一声关上了，然后听见钉着铁钉的皮靴踩在鹅卵石街道上发出的咔咔声。这是父亲回家和离家时发出的声响。他就像圣诞老人，行踪诡秘。”而在此期间，作为独生子的拉里却能够尽情地享受母亲的疼爱。除了每天早晨，爬到母亲的大床上与她谈论自己的计划，拉里还与母亲一起去作弥撒、到城里购物、看望她的朋友并到乡间散步。晚上睡觉之前，拉里还要为父亲作祈祷，祈祷他平安归来，即使他并不真正明白祈祷的含义。

然而，这种和谐的生活，却随着父亲的退伍归家而变得失衡。在幼小的拉里眼里，母亲的天平转向了父亲一边。于是，不甘遭受冷落的拉里便使用各种“小伎俩”与父亲对抗，以争夺母亲的关注。退伍赋闲的父亲不得不考虑如何维持家庭的生计，而战后所引发的经济危机使一个普通三口之家的生活变得举步维艰。拉里觉得父亲对母亲有某种可怕的控制力，所以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父亲。无忌的童言反映出孩子的天真与大人的无奈。

“妈妈，如果我使劲儿祈祷，你觉得上帝会把爸爸送回战场吗？”母亲似乎思忖了片刻。“我想上帝不会这么做。”“为什么呢？”“因为战争已经结束了，宝贝。”“可是，妈妈，如果上帝愿意的话，难道他不能再制造一场战争？”“宝贝，他肯定不愿意。不是上帝制造了战争，是坏人。”

随着小矛盾的不断升级，拉里和父亲的战争终于在一次“大床之争”后升级了。“在母亲惊恐的目光中，他并没有肆无忌惮地揍我。虽然他只是轻轻地拍了我一下，但我是被一个陌生人打了。”父亲被拉里视为一个“陌生人”。拉里与父亲的疏离和隔膜是由于父亲长年参战造成的。父爱的缺乏让拉里把本该依赖和信任的父亲变成了一个“陌生人”。父亲虽然远离了纷飞的战火，可他依然无法享受到其乐融融的天伦之乐。

通过《我的俄狄浦斯情结》，奥康纳揭示了战争为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它不仅让战后的爱尔兰变得千疮百孔、民不聊生，更让本该亲密无间的父子亲情变得支离破碎。在小说的结尾，随着弟弟索尼的出生，母亲注意力的天平再度偏转，父子二人终于冰释前嫌，父亲还为拉里购买了铁路模型。奥康纳借助《我的俄狄浦斯情结》，表达了对战争的深切痛恨以及在现实生活中希望弥合父子关系的强烈愿望。

奥康纳的孤独情结

1963年，奥康纳出版了他的经典之作《孤独之声：短篇小说研究》（TheLonelyVoice：AStudyofthe ShortStory）。

该部作品描绘了一个长年寄居在别人家里的私生子渴望寻求母爱、回归家庭的故事。五岁的小主人公特里和厄尔利夫人一家，住在遥远的森林中的小屋里。特里的梦想就是盼望能够见到姑姑，而姑姑的真实身份却是特里的亲生母亲。与姑姑一起过快乐、幸福的生活，一直是特里甘之如饴的梦想。姑姑答应接走特里的承诺，更让特里对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笃信不疑。

特里的姑姑不是一个没有爱心和责任感的母亲。她本打算通过嫁给沃克先生——一个虽然结过婚但却信仰“新教”的英国人，来实现自己与儿子的重新团聚。然而，在爱尔兰这个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社会里，人们不可能接受一桩天主教徒与异教徒的婚姻。姑姑也无法背负世俗舆论压在她身上的沉重的“十字架”，她只能认命并与一个天主教徒——自己所在店铺的老板草草成婚。

残酷的生活真相无情地打碎了特里的梦想。在实现了与姑姑和沃克先生在海边玩耍的美好的“家庭团聚”之后，特里就再也没有等到姑姑和沃克先生的到来。

“在此后的每一个星期天，不管下雨还是晴天，特里都会穿过人行桥和火车站来到大路上……有时，一辆像沃克先生那样的灰色小轿车在拐角出现，特里一瘸一拐地沿着马路朝车跑过去，但司机的面孔总是让他失望。晚上，当最后一辆公共汽车离去之后，他回到小屋，厄尔利夫人因为他的闷闷不乐和啜泣而训斥他。”

姑姑终将无法实现自己与亲生儿子的团聚，而特里即将面对的，却是漫长无果的等待和彷徨、孤独的余生。特里只能永远地居住在遥远的森林中的小屋里，做一个“森林里的孩子”。在文中，特里与同样是私生子的小女孩弗洛莉的一席对话，让人心生酸楚、感慨良多。

“那姑姑为什么不像过去一样经常来这里呢？”“因为她跟另一个人结婚了，那个人不愿意让她来。”“为什么不愿意呢？”“因为那样做不合适。”弗洛莉几乎是带着怜惜的口吻回答道。“你不明白吗？那个英国人没有像样的宗教，所以他可以不在乎。但是姑姑是跟她上班的那个商店的店主结婚的，克兰西小姐说，那个人能跟姑姑结婚本身就够让人吃惊的了，他不愿意让姑姑来这里看你。你明白吗？姑姑很快就会有合法的孩子了。”“难道我们不是合法的孩子？”“不是，我们不是。”弗洛莉沮丧地说。endprint

稚气的童言背后，揭示的是深刻的社会问题。从17世纪起，直到1922年爱尔兰自由邦成立，爱尔兰在政治、文化上都一直是英国的殖民地。从1916年的复活节起义到1922年内战，爱尔兰国内连年混战，形势十分混乱。两次世界大战更是让维持中立的爱尔兰饱受重创，社会发展停滞。长年的战乱和纷争使爱尔兰传统的价值观念体系分崩离析，而新的价值观念体系尚未重新确立。孤独、彷徨和恐惧的感觉时刻笼罩着人们的精神世界。“爱尔兰社会中弥漫着一股悲观的气息，天主教影响渗透到社会、文化每一领域，整个爱尔兰陷于一种精神上的瘫痪。”许多人不堪忍受爱尔兰萧条、低迷的社会氛围，纷纷到英国寻找工作，或者去美国寻求新的生活。大批青壮年男士的离开，使得爱尔兰的许多家庭都变得残缺不全，而留守的大多是女人、老人和孩童。于是，这些留守者便自然而然地成了奥康纳所关注和描写的对象。

此外，爱尔兰的大部分居民都是天主教徒。传统的天主教在为爱尔兰人带去伦理道德规约的同时，其封建、僵化的教条也钳制和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为了摆脱封建、落后的教条对人们思想的钳制，一些青年人便以过随心所欲的生活来进行反抗和挑衅。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便是家庭伦理关系涣散、私生子增多。1944年，奥康纳曾在旅英期间，结识了一位英国女子，并育有一子。这段经历让奥康纳比常人更加深刻地理解做一个私生子母亲的艰辛与不易。

通过描绘一个无法走出森林的孩子的故事，奥康纳批判了爱尔兰日趋僵化的社会制度和因循守旧的道德秩序，抨击了封建、落后的天主教义对爱尔兰人民思想的钳制和禁锢。奥康纳提倡人们要用新的眼光来审视生活，要平等而充分地实现个人欲求。在同类题材的多篇小说中，奥康纳都充分地表达了自己对私生子等处在社会边缘地位的老、弱、孤、残人士的深切同情和深厚的人文主义关怀。

奥康纳的故乡情结

奥康纳深深地眷恋着自己的故乡爱尔兰，眷恋着故乡的历史传统、文化古建、风土人情和朴实的人民。《通往乌莫若的远道》（The Long Road to Ummera）是奥康纳的另一佳作，该文寄托着作者深厚的故乡情结。

通过撰写《通往乌莫若的远道》，奥康纳描绘了“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带给人们的茫然与恐惧；抒发了充满焦虑和困惑的人们不断寻求精神寄托、渴求实现人性彻底解放的强烈愿望。该作品创作于1940年，此时恰逢爱尔兰监察部门勒令禁止出版奥康纳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荷兰之家》（Dutch Interior）之际。奥康纳的许多作品都曾因为“普遍的不雅倾向”（genneral indecent tendency）被禁，这使得奥康纳对爱尔兰政府极度失望。奥康纳经常撰写评论，抨击政府的审查制度，抨击政府不保护爱尔兰的文化古建，对诸如罗马式教堂或乔治王朝时期风格的古建筑的破坏与拆除熟视无睹。

奥康纳的责任情结

责任感的维系始终是奥康纳短篇小说探讨的重要主题之一。

《小妈妈》（The Little Woman）讲述了一个叫琼的女孩儿从天真无忧的孩童蜕变成一个极富责任感的“小妈妈”的故事。托尔梅家原是一个拥有五口人的幸福之家：父亲、母亲、长女琼、次女凯蒂和小女梅。然而，随着托尔梅夫人的突然故去，琼便立下誓愿：要接替她的妈妈承担起照顾爸爸和妹妹的责任。于是，她开始勤勉持家，每日洗衣做饭，缝缝补补，按时支付各种账单，坚持作弥撒，不再与没有信仰的男友迪克来往。然而，随着生活压力的与日俱增，琼渐渐意识到想要真正兑现自己的承诺是多么艰难。她不仅要安慰深受打击的父亲，更要面对将自己视为“敌人”的处于青春叛逆期的两个妹妹。为了维持家庭车轮的运转，挑起家庭的重担，琼开始充当起一个“小妈妈”的角色。

琼坚决斩断了凯蒂与放荡不羁的迪克的来往，又断然阻止了梅与一个已婚男人迪米毫无前途的恋情。在迪米的办公室里，琼与迪米正面交锋，她说：“这个孩子（梅）已经没有妈妈了，我就是她的妈妈。”

面对两个妹妹的怨恨与不解，琼只能强忍自己的委屈，继续履行一个“小妈妈”的职责。为了父亲和两个妹妹，她几乎牺牲了自己作为一个女孩儿应当享受的一切快乐。然而，凯蒂在都柏林的意外怀孕再次让琼感受到自己肩上的责任之重。为了不让家人蒙羞，她决定亲自前往都柏林与凯蒂男友的母亲进行交涉。

几经波折之后，两个妹妹总算找到如意郎君，成家立业。既然两个妹妹都已结婚，她也兑现了自母亲去世后许下的诺言，于是，她嫁给了同样有一个母亲需要照顾的克里斯。二人另立门户，为父亲留下了一桩属于他自己的房子。

通过描写琼这样一个爱尔兰普通家庭的女孩儿的蜕变经历，奥康纳弘扬了“赡养父母”、“善待手足”、“承担责任”等家庭美德。虽然琼的保守和审慎在某种程度上压抑了她自身的生活欲求，可她坚贞不渝地维护家庭道德操守与不畏困难、勇挑重担的精神令人钦佩。

奥康纳也是一位极富责任感的作家。他热爱生养他的一方水土，更热爱植根于这片热土上的人民和璀璨的文化。无论是对祖国还是对家庭，奥康纳都始终不忘自己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使命。1922年6月，爱尔兰内战爆发以后，18岁的奥康纳不顾父亲的反对，义无反顾地加入了爱尔兰共和军（Irish Republican Army，IRA），为祖国的独立与自由英勇奋战。1923年2月，奥康纳不幸被反对方俘虏，并一直关押在都柏林郊外的集中营，直到年底才重获自由。这段囹圄经历，让奥康纳更加珍惜与亲人们的团聚和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奥康纳的著名短篇小说《国家的客人》（Guests of theNation）的创作灵感，正是来源于他的这段参战经历。对于是否应该对上级的命令不假思索地无原则顺从，奥康纳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与思索。爱尔兰内战之后，奥康纳从事过多种职业——在乡村学校教书，在图书馆做管理员亦或在戏院当导演。忙碌之余，奥康纳依然坚持刻苦自学，笔耕不辍。1935年，奥康纳成为爱尔兰民族剧院“阿贝剧院”的董事会成员。在爱尔兰文艺复兴中，阿贝剧院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众多优秀的爱尔兰剧作家也是借着阿贝剧院的上演活动脱颖而出。

对于祖国和家庭“勇担责任”的信念成就了弗兰克·奥康纳。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诗人叶芝将其誉为“爱尔兰的契诃夫”。奥康纳的伟大之处源于他是一位积极探索与追求人生伦理道德真谛的作家，他关注弱势群体，关注社会底层林林总总的小人物的生活，关注爱尔兰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关注宗教对爱尔兰各领域的影响。一言以蔽之，他的作品处处散发着浓厚的人文主义关怀，这正是它们在当下还备受关注与热议的奥秘所在。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