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宋文人的楚辞观

2014-09-12

山花 2014年8期

历经残唐五代，北宋归于一统，此时我国正处在封建社会衰败过程之初。处在衰败之初的北宋王朝，极大地加强封建政治思想的统治：在历史研究里，他们提出“正统”，在文学批评里，他们提出“文统”，在哲学论争里，他们标榜“道统”。随着宋代的理学产生，在文学批评的学术领域，他们从汉唐以来的训诂注疏之学中冲了出来，走上了一条以阐明义理为旨归的新途径。在这种学术空气的熏染下，宋初诗文革新运动的著名人物梅尧臣、苏轼等十分注意从义理上来评论《楚辞》，晁补之、洪兴祖等更煌煌写出了巨著，初步把中国楚辞学研究推上了繁荣昌盛的历史阶段。

诗文革新运动中文人的楚辞观

北宋初年，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暴露，政治斗争也日趋尖锐。文学领域，要求文学反映现实，一批有识文人就发动了一场规模不小的诗文革新运动。诗文革新运动最初和最主要的目标就是攻击表现浮靡的“西昆体”。在与西昆派作斗争的过程中，诗文革新运动的重要人物梅尧臣、苏东坡、黄庭坚等学习并研究过楚辞，他们以《楚辞》描写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为典范，自觉地运用《楚辞》同西昆派作斗争。

北宋较早评论屈原的要算诗文革新运动中的领袖欧阳修了。《江上弹琴》云：“咏歌文王雅，怨刺离骚经。二典意澹薄，三盘语丁宁。”[1]这是欧阳修听人弹奏《离骚》时写的。他把《离骚》“怨刺怀王”的精神与《大雅》“吟咏文王”的感情看得同样伟大，对《楚辞》作了一个比较公允的评价。

诗文革新运动中有名的作家和理论家梅尧臣，他虽无楚辞研究专著，但对屈原及其作品却有研究，从他的诗文评中可以看出。《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云：“屈原作离骚，自哀其志穷。愤世嫉邪意，寄在草木虫。”[2]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梅氏强调文学对现实的“刺美”就是文学对现实的批判。诗歌反映人民的疾苦，表达人民的心声，“自下而磨上”。这样的原则决定了他对待屈原的态度。他认为《离骚》直接继承《诗三百》，屈原的“怨思”是“愤世疾邪”，把“怨思”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显示了“怨思”的社会政治意义。《糟淮鲌》道：“楚人怀沙死，葬腹千岁余。今兹有遗意，敢共杯盘疏。”末两句，含蓄地表现了自己永远学习屈原的诚心和意愿。梅氏一生，屈原始终是他心中的楷模。

苏轼对楚辞有过很深的研究。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载：“东坡手校《楚辞》十卷，凡诸本异同皆两出之。”可惜这部书已经看不到了。但苏轼在别的一些诗赋和文字中对屈原和楚辞发表过不少意见。《屈原塔》云：“楚人悲屈原，千载意未歇。精魂飘何在，父老空哽咽。至今仓江上，投饭救饥渴。遗风成竞渡，哀叫楚山裂。屈原古壮士，就死意甚烈。”[3]这首诗对屈原就死“甚烈”的事迹，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赞之为古之壮士，死后不仅让楚人为之伤悲，“千载”之下“意未歇”。屈原的高尚灵魂，已经成为我们的民族精神了。

把苏轼对屈原的认识表现得更全面、更深刻的是他的《屈原庙赋》：“呜呼！君子之道，岂必全兮。全身远害，亦或然兮。嗟子区区，独为其难兮。虽不适中，要以为贤兮。”[3]在这首赋里，表达了他对屈原不幸遭遇的同情和爱国精神的赞扬。赋中以东汉末年的扬雄为反面陪衬，充分肯定了屈原。扬雄认为屈原不如“玉莹”，不“智”，苏轼显然不同意。对屈原“命”的观点，苏轼也极力反对，说：“人固有一死兮，……生既不能力争而强谏兮，死犹冀其感发而改行。苟宗国之颠覆兮，吾亦独何爱于久生。”沉江是为了殉国，屈原死的积极意义就在这里。又云：“惟高节之不可以企及兮，宜夫人之不吾与。”“不可以企及”当然是屈原，“不吾与”的那个人就是指扬雄了。在这一点上，对洪兴祖、朱熹、顾炎武影响很大。

苏轼还能比较自觉地发掘《楚辞》的艺术特点。他曾说：“熟读《三百篇》、《楚辞》，曲折尽在是矣。”明蒋之翘《七十二家评楚辞》曾引用他的两段话云：“楚辞前无古，后无今”；“吾文终其身企慕而不能及万一者，惟屈子一人耳”。其艺术特点可见一斑。在《答谢民师书》中苏轼云：“屈原作《离骚经》，盖《风》、《雅》之再变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可以其似赋而谓之雕虫乎？”[4]在这里，苏轼构建了他独特的《楚辞》“平淡深邃说”。这不仅是《楚辞》艺术的一个崭新的理论开拓，而且是从思想到艺术全面批判“西昆体”的武器。苏轼对楚辞学的贡献要比梅尧臣大得多。

当然，苏轼楚辞学的战斗性也不彻底。《屈原塔》云：“名声实无穷，富贵亦暂热。”《屈原庙赋》云：“君子之道岂必全兮，全身远害亦或然兮。”这种消极的观点便退到西汉贾谊与东汉班固的立场上了。然而，苏轼“外儒内道”的复杂思想，承袭这种错误是不足为怪的。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另一重要人物是黄庭坚。他虽“以能诗致大名”，但他自己却“尤以《楚辞》自喜”。[5]可见他一定认真研究过《楚辞》。其文“兴托高远则附于《国风》，其愤世疾邪则附于《楚辞》”。“愤世疾邪”是对《楚辞》内容的基本看法。这是黄氏理解的，但他反对表现“愤世疾邪”。主张“慎言语”，主张“琢磨尽圭角”。因此，在认识《楚辞》的社会意义上，黄氏落后于梅、苏二人甚远。他这一思想认识的偏颇，与他的文艺观点，与他的政治道路的坎坷有极大的关系。然而，朱熹《楚辞后语》云：“（黄庭坚）以其有意与奇而泰甚，故论者以为不诗若也。”“奇”，相当于浪漫主义，这说明黄氏对楚辞浪漫特色的认同，其赋也在有意学习《楚辞》的浪漫主义。

由上观之，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作家和理论家，欧阳修反对丽语华文和浮艳文风，对宋代《楚辞》研究有指导作用；梅尧臣极力推出《楚辞》的社会意义；黄庭坚极力学习《楚辞》的艺术特点；苏轼既肯定《楚辞》的社会意义，又赞赏《楚辞》的艺术风格。[6]他们同样把楚辞作为反晚唐、反西昆的有力武器，使楚辞学在现实的文学活动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司马光、晁补之的楚辞观

北宋司马光不是诗文革新运动的人物，《资治通鉴》中未对屈原立传，但是，他对屈氏的态度，我们在《五哀诗·屈平》中能看到：“白玉徒为洁，幽兰未谓芳。穷羞事令尹，疏不忘怀王。冤骨销寒渚，忠魂换旧乡。空余楚辞在，犹与日争光。”[7]诗中他完全赞同《离骚》“与日月争光”，对屈原的伟大人格也十分尊重。但具有正统儒家思想的司马氏，也充分暴露了他评论《楚辞》的一些问题：首先，“穷羞事令尹”显然把屈原与党人的严峻政治斗争庸俗化为个人的得失；其次，不敢正视屈原作品中“怨怀王”的内容，取消了屈原忠贞之士的政治大节。

晁补之的《楚辞》研究，主要给楚辞学做了更为扎实的资料积累工作，丰富了楚辞学研究的内容，扩大了楚辞学的研究领域，推动了楚辞学的发展。具体表现在对《楚辞》的重编和新录。晁氏论《楚辞》主要抓住两点：一是《楚辞》接受了北方的传统文化，是《诗经》精神的继承。他把前人刘安、司马迁评骚观点具体化，以“诗经”中的“《北门》之志”与“《小弁》之情”来解释《离骚》，表现了晁氏同情屈原的正义立场和主张可以“怨君”的进步思想，这对后人洪兴祖、章学诚等人影响很大。二是在评论《楚辞》艺术手法上，晁氏的“寓言说”，却是一个可喜的收获。王逸倡“比兴说”，班固出“虚无说”，刘勰的“怪异说”，客观上接触了《楚辞》的浪漫主义，但他们的态度大致是否定的。《离骚新序下》云：“原之辞，甚者称开天门、驾飞龙、驱云役神、周流乎天而来下，其诞如此，正尔托谲诡以谕志，使世俗不得以其浅议已。如庄周寓言者，可以轻责之哉！”[8]屈氏的神话内容，晁氏认为如庄子寓言，通过诡谲之词来寄寓自己的理想。这与屈原作品的实际情况是相符的。《新序下》云：“刘勰文字卑陋不足言，而亦以原迂怪为病。彼原嫉世，既欲蝉蜕尘埃之外，惟恐不异。” 这里晁氏对刘勰的“怪异说”猛烈攻击，在晁氏看来，屈原就是要“迂怪”，要“惟恐不异”，不然，“必《诗》之正，为无《离骚》可也”。[9]晁氏对屈原的浪漫主义是十分肯定的，对《诗》、《骚》的不同艺术风格也是十分清楚的。

洪兴祖的楚辞观

洪兴祖，北宋末南宋初最著名的《楚辞》研究者，著有《楚辞补注》。他所著《楚辞补注》一书，是继汉代王逸《楚辞章句》之后楚辞研究史上一部总结性论著，“于楚辞诸注之中，特为善本”。[10]《楚辞补注》的主要成就是：参校异本考辨精细；匡正谬误发微新义；援引翔博保存佚说；研究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它既阐王注之幽微，又抒个人己见，表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可贵的求实精神。此书虽是注本，但我们能从注中看出洪氏的楚辞学观点。前人对屈原的评价有褒贬，有毁誉，他在评价屈原思想和作品方面，尤其显示了可贵的历史胆识与论战勇气。他首先肯定的就是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洪氏的《离骚·后叙·补注》云：“忠臣之用心，自尽其爱君之诚耳。死生、毁誉，所不顾也。故比干以谏见戮，屈原以放自沉。比干，封诸父也。屈原，楚同姓也。……有死而已。《离骚》曰：‘砧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则原之自处审失。”他认为，屈原作为楚王的同姓宗亲，又处于国难当头，楚王昏庸的时刻，“楚无人焉、原去则国从而亡。故虽身被放逐，犹徘徊而不忍去。生不得力争而强谏，死犹冀其感发而改行，使百世之下，闻其风者，虽流放废斥，犹知爱其君，眷眷而不忘，臣子之义尽矣。非死为难，处死为难。屈原虽死犹不死也”。《补注》云：“《离骚》二十五篇，多忧世之语。”[10]《远游》中“哀人生之长勤”，王逸注云：“伤己命禄，多忧患也。”洪氏补注云：“此原忧世之词。”洪氏则是从屈原为国家为社会时局而忧的高度来看的，突破了个人命运的局限，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维系在一起。其认识高度显然远远超过王逸，比司马迁“忧”的论断也更清楚。《补注》云：“《骚经》、《九章》皆托游天地之间，以泄愤愚”[10]。屈氏之“愤”绝非“贪名”，是忧国忧世之情，是爱国思想的表现。“余观自古忠臣义士，慨然发愤，不顾其死，特立独行，自信而不回者，其英烈之气，岂与身俱亡哉！”[10]这是对屈原高尚爱国情操的无限褒扬。

在创作动因上，《离骚》“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乎民心”。洪注云：“孔子曰：《诗》可以怨。孟子曰：……屈原于怀王，其犹《小弁》之怨乎？”[11]洪氏把屈之忧怨与孔孟之“怨”联系起来。《远游》“超无为以至清兮，与泰初而为邻”。洪注云：“按《骚经》、《九章》，皆托游天地之间，以泄愤懑，卒从彭咸之所居，以毕其志。” 他把《骚经》、《九章》等概括为“愤懑”之作，与司马迁谓《离骚》为“遭忧”，班固谓“明已遭忧作词”的观点吻合。这里，“小弁之怨说”得以充分发挥。

在对待屈原生死的问题上，《离骚·后叙·补注》云：“扬子云作《反离骚》……遇不遇，命也，何必沉身哉！屈子之事，盖圣贤之变者。使遇孔子，当与三仁同称。” “三仁”是孔子曾赞美过的纣之三忠臣：微子、箕子和比干。洪氏说他们与屈原沉身而为四矣。可见在屈原生死观问题的剖析上，洪氏的正确性超过先辈们。班固批评屈原不能“明哲保身”；扬雄埋怨屈原“何必沉身”；颜之推诽谤屈原“露才扬己”。对于这些论调，洪氏一一斥责，曰“班孟坚、颜之推所云，无异妾妇儿童之见”，[11]充分表现了自己的鲜明态度，具有强烈的论战精神。这也是汉代王逸与班固论争的继续，承继了汉代司马迁和王逸的思想，对于维护屈原的人格尊严及其历史地位，澄清对屈原的错误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在评《楚辞》的艺术特点上，洪氏遵循了儒家的文艺观，继承了王逸“比兴说”、“讽谏说”。这是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有许多矛盾的地方：如《离骚》中“邅吾道夫昆仑”，他补注补注“昆仑”甚详：用《禹本纪》、《河图》、《水经》、《尔雅》、《山海经》、《淮南子》、《十洲记》、《神异经》等记载，阐释《楚辞》浓厚的浪漫色彩。可他最后却说：“凡此诸说，诞实未闻也。”又把《楚辞》的浪漫主义视为“未闻”之“诞”。在补注《九辩》、《九歌》时附加的批评，把《楚辞》之艺术特色承认为“迂怪之谈”。这些地方就不符合艺术价值的规律了。即便如此，《楚辞补注》仍不失为一部有特色有价值的楚辞注本，校挪考异，匡谬抉微，博引存佚，充分显示了他的博学多才与真知灼见，为后人探寻屈原之生命意识张本，不愧为楚辞研究史上一部力作，具有承上启下的里程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