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星

1809年2月3日，我，菲利克斯·门德尔松出生于德国汉堡。我的祖父是著名的犹太学者和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母亲的外祖父丹尼尔·伊特齐格（Daniel Itzig）是腓特烈大帝时期的大银行家。

我的爸爸，亚伯拉罕·恩斯特·门德尔松·巴托尔迪（Abraham Ernst Mendelssohn Bartholdy）和我的妈妈，利亚·所罗门（Leah Salomon）都热爱音乐，他们共同参与了由其各家族赞助的、由巴赫的门徒法什（Carl Friedrich Christian Fasch）在1791年创立的柏林歌苑（Berliner Singakademie）。在那个弘扬德国音乐的圣殿，他们吟唱着巴洛克时期音乐家们的作品，在音乐中找到了共鸣。1804年，爸爸从法国学成归来，迎娶了我的妈妈，并创建了我们门德尔松家族银行。

虽然我的父母都来自德国最具声望的犹太家庭，但他们却认为严格遵循犹太教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这个新的家庭应该进一步融入到德国民族和文化中去，成为他们的一员。我和弟弟保罗出生以后都没有像犹太家庭的男孩那样举行割礼，这让我们的外祖母非常震怒。1811年，拿破仑攻占了汉堡，我们举家迁移到柏林。那时，妈妈的弟弟、外交家雅各布·所罗门（Jakob Salomon）皈依了基督教。为了撇清和犹太家庭的瓜葛，他在路易森城（Luisenstadt）购置了一块地产，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了原主人祖先的德国姓氏巴托尔迪（Bartholdy）。在雅各布·所罗门的劝说下，爸爸也把这个奇怪的巴托尔迪姓氏加进了我们的姓名，从此以后，我们这家人就姓门德尔松·巴托尔迪。1816年，我们兄弟姐妹四人芬妮、我、瑞贝卡和保罗一起接受基督教的洗礼；六年后，爸爸妈妈也正式皈依基督教路德教派。

我们家的孩子从小就浸濡在欧洲文明的空气中。舅舅虽然常年在罗马担任普鲁士的总领事，但只要经过柏林，就会给我们带来最新的思想和潮流。他年轻时曾经在奥地利军团参加过对抗拿破仑的战役，后来成为热忱的艺术赞助人。在他的影响下，德国艺术家在意大利重振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湿壁画（fresco）。奥韦尔贝克（Johann Friedrich Overbeck）、柯内留斯等“拿撒勒运动”成员在我舅舅购置的意大利宫殿的内墙上留下了不朽的画作。每个周末，我们家的沙龙就聚集了柏林的艺术家、音乐家、科学家等时代的精英。他们中有语言学家、教育学家威廉·洪堡，他的弟弟，生物、地理学家亚历山大·洪堡，以及数学家，后来成为我妹夫的勒热纳·狄利克雷。

我们到了六岁就开始学钢琴，启蒙老师是妈妈。一年后，我和大姐芬妮显出了过人的天赋，妈妈就把我们送到巴黎，拜师贝多芬的法国女弟子比戈特（Marie Bigot）。听说她是第一个演奏贝多芬《热情奏鸣曲》的钢琴家，我们姐弟俩对她崇敬不已。回到柏林后，伯杰（Ludwig Berger）成为我们全家四个孩子的钢琴老师。伯杰先生是和莫扎特齐名的穆齐奥·克莱门蒂的学生，他的足迹踏遍俄国、英国，是一个技巧出众的钢琴家。1819年，妈妈的姑姑、我们的姑奶奶莎拉（Sarah Itzig）听到我们姐弟俩的演奏后，推荐我们向她在柏林歌苑的合作者、作曲家采尔特（Carl Friedrich Zelter）学习对位法和作曲。姑奶奶是妈妈家族著名的音乐家，她师从J.S.巴赫的长子威廉·弗里德里希·巴赫（Wilhelm Friedemann Bach），并在巴赫的次子卡尔·菲利普·艾曼纽埃尔·巴赫（Carl Philipp Emanuel Bach）去世后资助他的遗孀和孩子们 。采尔特先生是柏林歌苑的第二任主席，他是巴赫音乐的忠实追随者，和姑奶奶一样，都热衷地收集保存了巴赫家族的众多乐谱手稿。在他们的影响下，我认真学习了大量已经近乎失传的巴赫作品，在小小年纪就立志将以毕生精力弘扬巴赫音乐的技法和内涵，让曾经辉煌的文化遗产再次散发光芒。在采尔特先生的指引下，我对作曲充满热情，从十二岁到十四岁，我陆续为我们家的周末沙龙写了十二部弦乐交响曲。老师对我的天赋感到十分惊讶，1821年，他带我觐见了德国伟大的诗人歌德。在聆听了我的演奏后，歌德对采尔特先生说：“音乐神童我见得不少，但这个小孩子的即兴演奏和视奏能力却让我大开眼界。我见过莫扎特在他这个年纪时的表演，如果让我在他们之间做个比较的话，我会说一个是小孩子充满灵气的童言（莫扎特），另一个是年轻人智慧的妙语（门德尔松）。”

伟人的夸赞让我受宠若惊，我怎么敢相信自己是比莫扎特还要优秀的神童呢？！但这个著名的评语确实让我对自己更添信心，默默地立志要把一生都投入到音乐这个伟大的事业中去。从此，我成为了歌德的热心读者，除了为他的一些诗歌谱曲，1828年，我还效仿贝多芬，为歌德的两首寓意深刻的诗作《平静的海洋》和《幸福的航程》写了一首序曲。

十三岁，爸爸请柏林最大的音乐出版商Schlesinger正式发表了我的一首钢琴四重奏。十五岁，我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交响乐——C小调，Op.11；十六岁，我为自己的好朋友，也是我的小提琴老师里兹（Edward Ritz）创作了一首《降E大调弦乐八重奏》（Op.20）作为生日礼物；十七岁，在阅读了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德文译本后，我为之倾倒，写了一首《仲夏夜之梦序曲》（Op.21）。后两部是我自己一生钟爱的作品，在八重奏初稿完成的十一年后，我作为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团的首席指挥，亲自指挥了它的首演；完成《仲夏夜之梦》序曲后的第十六年，我受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之托，为该作品的舞台剧谱写了整场配乐《仲夏夜之梦》（Op.61），十七岁时写的序曲作为整套作品的序曲排列在全部十四首乐曲之首。（在我死后的第十四年，即1858年1月25日，当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女儿在《婚礼进行曲》的音乐中走向腓特烈三世，缔结神圣婚约之后，这首原本在《仲夏夜之梦》第四和第五幕之间的间奏曲骤然成为全世界最流行的婚礼音乐，并成为我的标签，流芳百世。）

1824年，爸爸写信到伦敦，邀请钢琴炫技大师伊格纳兹·莫谢莱斯（Ignaz Moscheles）来我家做客，请他听一听我们姐弟俩的演奏。这位大名鼎鼎的莫谢莱斯先生是位虔诚的犹太教徒，早年在维也纳曾经师从贝多芬的老师萨列里，这几年又在英国获得了很高的声誉——成为克莱门蒂的高徒，并得到了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荣誉证书。还记得第一次和先生见面，当他听完我们姐弟俩的演奏后，惊讶得许久说不出话来，连连称赞我为“小天才”“大奇迹”，谦虚地说自己“根本不配做我们的老师”。后来，当芬妮和我成为他的学生后，有一天我们在他的教学笔记中看到了这样的描写：“今天下午，我给菲利克斯·门德尔松上了第一课，从头至尾，我时刻警醒着自己——坐在我身旁的不是一个学生，而是一位大师。”

1825年，先生的好朋友、英国皇家爱乐协会的总监斯玛特（George Smart）爵士走访欧洲，为协会寻找优秀的音乐家以及演奏曲目。先生向他推荐了贝多芬和我的作品，并陪同他到我们家听芬妮和我的钢琴演奏。在他的联络和撮合之下，伟大的贝多芬答应为他们写他后来没有来得及完成的《第十交响曲》，并因此得到了爱乐协会一笔一百英镑的定金；而我，则在四年后走访英伦时得到了协会的邀请，成为他们的客座指挥。这一切都归功于先生在英国的人脉以及他热忱的推荐。先生不仅是我的老师，在音乐的品位上也和我志趣相投。我们都觉得古典音乐已经在巴赫和贝多芬的作品中达到了顶峰，对瓦格纳、李斯特、柏辽兹的新音乐抱怀疑态度。我们都对巴赫的作品情有独钟，经常一起在音乐会上演奏羽管键琴——一种巴洛克时期的键盘乐器，钢琴的前身。和先生在舞台上共同演奏巴赫双键盘协奏曲是我演奏生涯中最快乐最过瘾的事情。我们对巴赫音乐语言的理解是那么的相近，每当进行到华彩乐段的即兴演奏乐段，我们就像格斗中的两个高手，既是针锋相对，又惺惺相惜。我们还邀请到传奇钢琴炫技大师塔尔贝格（Sigismond Thalberg）和无与伦比的女钢琴家克拉拉·舒曼参与到巴赫的羽管键琴三重协奏曲的表演中，共同徜徉在最高尚的音乐世界。后来，先生把贝多芬的私人秘书、传记执笔人申德勒的《贝多芬传》从德语翻译到英语，在英国出版，在他首创的钢琴独奏会上大量演奏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变奏曲和舞曲，还首演了贝多芬的《庄严弥撒》。

和我灵犀相通的姐姐芬妮在音乐上的天分和我不相上下。恩师采尔特在向歌德推荐我们姐弟时，先提了姐姐的名字，说，在她身上能看到J.S.巴赫的影子。从小到大，我们都是一起学习、一起演奏、一起分享音乐中的无穷乐趣，可以说我的每一首作品都凝结着她的心思。爸爸对我们姐弟俩在音乐上的造诣非常自豪，但他认为，芬妮作为一名女性，她的本分在于相夫教子，除此之外，对社会、对音乐的看法或是像我一样进行音乐的表演和创作都是不务正业。我不明白在信仰上如此开明并敢于反叛的爸爸为什么在妇女的解放问题上依然如此保守，但年少的我也受了爸爸的影响，并没有为姐姐争取自己的权利和自由上做过什么努力。

姐姐和我有一个共同的嗜好——喜欢把突发的灵感、美好的情绪谱成歌曲，但这歌却没有文字，只有音乐。它们就是无词歌（Lieder ohne Worte）。1832年，我在伦敦正式出版了自己的第一册《无词歌》，在英国广受欢迎，后来相继又有七册问世。而姐姐却没有出版她的任何一首作品。结婚后，她的丈夫、画家亨泽尔（Wilhelm Hensel）对她的音乐创作非常支持，他们共同制作了一部钢琴套曲——《岁月》（Das Jahr），芬妮把钢琴谱写在彩色的纸张上，旁边是她丈夫绘制的插图，每首乐曲旁都附上小诗一首。对于这样一部完美的艺术品，她并没有选择出版。在给我的信上，她写道：“最近谱了很多钢琴曲，我把心中最感人的画面为它们命名。我用音乐记下这些愉快经历，它们将成为永恒而美好的纪念品。但我绝对不会把它们展示于公众，只会在家里演奏。”

芬妮的钢琴技巧和作曲手法都不亚于我。她写的钢琴曲有着如歌的旋律、巧妙的和声色彩，钢琴家需要有非凡的技巧才能把握她的作品。可惜的是，她出众的才华被淹没在我的名声之后，温顺低调的她只在我们家的传统“周末沙龙”上演奏，她唯一的一次公众表演是我从意大利归来后邀请她首演我的新作——《G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她的一些歌曲也以我的名字出版在Op.8和Op.9上，其中就有博得英国维多利亚女王钟爱的歌曲《意大利》。1842年，当女王在白金汉宫向我表达她想学唱这首无比美妙的歌曲时，我非常尴尬地向她承认这是姐姐芬妮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