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冷战小说的《日瓦戈医生》
2014-09-10所思
读书 2014年11期
关键词:小说
所思
今年四月,美国媒体刊文,依据新近解密的一百三十余份档案,证实中情局全面介入了《日瓦戈医生》两种俄文本在苏联以外的出版、印刷、发行和推广。由中情局苏联处具体执行,局长艾伦·杜勒斯监管,而且要求:“美国政府之手……不得以任何形式暴露。”美国人制定的行动指南,甚至细致到指导情报人员如何鼓励西方游客与苏联人谈文学,“《日瓦戈医生》是一个绝佳的跳板,可将与苏联人的谈话引向‘共产主义对抗言论自由’”。
在文化冷战中,《日瓦戈医生》是西方完胜的一场战役,由于弹药来自苏联内部,其战果或许比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动物农场》有过之而无不及。《日瓦戈医生》事件,从出版到作者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苏联一败涂地,欧美赢得了舆论,赢得了利益,也赢得了历史。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意识形态地覆天翻,这部小说成为控诉“十月革命”的暴力如何毁灭精英知识分子的代表作,并因作者被诺贝尔文学奖加冕而笼罩着超越时空的“世界名著”的光环—事实上,这种印象正是不折不扣的冷战产物,是这场战役胜负的延续,它雪藏了历史上失败者的声音,也掩盖了这部长篇小说艺术上的缺陷。
帕斯捷尔纳克完成《日瓦戈医生》后,无法在苏联出版,手稿被悄悄传递到意大利,一九五七年底出版,很快有了各种译本。一九五八年作者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遭到苏联官方的严酷迫害,被迫拒绝领奖,但他坚持留在祖国,不愿流亡—这大概就是我们对“日瓦戈事件”的通常印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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