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冬

“做一个黑夜里健步如飞的人。坚定地成为自己，同时关心他人的命运。学会爱这个世界，但随时准备好与之抗争。”

蒋方舟不喜欢“正能量”和“励志”这两个词，不管多么流行。她说，如果“志”需要被“励”才能存在的话，那这“志”恐怕也是虚伪不堪的。

9岁成名，文艺女青年，天才，学术女，中国年龄最小的期刊副主编……这些都是外界强行披在蒋方舟身上的条条披肩，与她的内心并不搭调。这个女子，倘若一定要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最贴切的，应该是清醒的诚实吧。

保持清醒地成长，脱离轨道的勇气

在清华大学，蒋方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被变成了一枚学术炮弹。她几乎每天遭遇的情形都是这样的：每每要小组展示成果，需要找一个发言人时，小组成员总是第一个想到她，展示之前，不忘叮嘱：“待会儿发言的时候，你需要继续说你擅长的那一套很吓人的词，把老师和观众都忽悠倒就可以了。”听到这话，她有微微的心酸，觉得自己不再是个人，而是个沉甸甸的大杀伤力武器，被发射出去，俯冲进人群引起一阵晕头转向和不明就里。最好笑的是，每次课或者讲座结束，总有一个和她一样装了一大堆名词和长句、却没机会倾倒的学术达人找她“交流”。这种交流经常是双方把一盆盆名人名言和巨大词汇往对方身上砸去，就像打雪仗一样。

有法律系的同学抱着讨教的心态来求助蒋方舟。蒋方舟告诉了他秘籍：读书，在每个以“主义”结尾的词上重重地画上圈，看到长长的外国人名就激动得热血沸腾；只要是复杂的张牙舞爪的数学模型就赶紧抄在本子上；每每学会一堆新的术语名词，就迫不及待地拿出去炫耀；课堂或讲座一宣布提问时间，就以将要把自己发射出去的姿势举手发言，滔滔不绝地讲上十分钟，以把所有学会的术语用上为追求，然后酣畅得意地问：“请问您怎么看？”这番速成果然很管用。当看到对方某次成为学术的中心论者时，蒋方舟却冷汗直冒——“这种高级形容词砖砌起我微薄的优越感，不让人看出我一无所长；佶屈聱牙的长句严密地保护我，不让人看出我的自我思考能力已经悄悄萎缩；一连串的作古哲学家掩护我，不让人看出我只是一颗装满词汇的炮弹。”

于是，她决心改变。还是一次课堂讨论，坐在蒋方舟对面的人又开始源源不断地向其抛射艰深语言，她没有愤而反击，平静宣布：“请说人话。” 这时，她只听到自己扑哧一声，轻盈地跳下高速运转的学术流水线。

保持清醒地成长，就必须有脱离这个轨道的勇气。即使轨道之外，并不许诺成功。陆续地，蒋方舟接触了一些同龄人，一些与众不同的年轻人——有的高中时就放弃了名校，去读企图建造乌托邦的南方科技大学；有的大学生，刷海报，拉选票，参选人大代表；有的毕业了，也放弃名校、外企的职位，做一些他们认为能够改造社会的事情——“因为所有的墙壁，其实都是门。”这是她的心得——如果一千个人中，有一百个人，有自己与大环境格格不入的内心世界；一百个人中，有十个人有离开这个跑道、忠于内心的勇气；十个人中，只有一个人获得了成功。那么未来的社会，也许会大不一样吧。

残酷的诚实，令人产生生理抵触

蒋方舟写的有关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那篇文章被认为是在那则轰动世界的新闻里，最好的一篇。读之，有着为其捏一把汗的凛冽。“作家有权力保持自己的遗世独立，同时，他也必须和所生活的时代有某种同频的互动……作家没有改造社会的义务——他们绝大多数时候也没有那种能力。但是作家有以诚实反抗社会的义务，有以正直对时代保持悲观的距离的责任。对于作家而言，比起改朝换代的革命，他更应该关心的是那些革命改变不了的，永恒的人类苦难。”

每当重读这段文字，还是忍不住再计算一下蒋方舟的出生年份。生于1989年，大家更愿意把她说得再小一些，冠之以90后。可是，每当读及这段文字，就会质疑她的年纪。是的，她的确是个天才，她也承认，自己是一个诚实得几近残酷的天才。

在她的书《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里，对于父亲、母亲、祖父母的情感描述得过于粗暴、灰暗和不留情面，以至于很多读者出离愤怒，甚至有生理上的抵触。

对于这种反应，蒋方舟是得意的。她说面对白纸，她无法回避，也拒绝美化童年。她深知哪怕再熟悉的旁人，也只不过让你失望愤怒，而家人、爹妈，畏惧、沟通之困难，有时是真的可以让你绝望得心里落了一层又一层灰，说不出来的苦涩。而她，只不过把这种苦涩原汁原味地端了出来。这种残酷的描写不是她不爱父母，只是用文字这个特长贡献了个人的经历。其实，亲情里所有的和解与温情脉脉都来得相当缓慢，而且经常是以死亡為临界点的。这也是她坐在电影院里，看《归来》时，怎么也无法按照张艺谋埋下的泪点，有节奏地落泪的原因。倒是当她在书中写道：“父亲有一天来到北京，忽然，觉得这位笼罩在我童年的庞然大物在首都显得小了，弱了……”这样的念头，才是一个孩子对父母的真念头，才是亲情无须矫饰的真实。

而这种对父母的批判有时真的是一针见血，又无比具有景深。像天下所有小孩一样，她很小的时候听妈妈讲过小红帽的故事。但稍稍大一点，她读原著才发现，在法语原版小红帽的故事里，小红帽和大灰狼最后的对话是这样的：

小红帽脱了衣服上床，非常惊讶地看到了“奶奶”怪异的裸体，她说：“奶奶啊，您腿可真够粗的！”

“那跑起来不就更快了吗？”

“奶奶啊，您的牙齿好宽呀。”

“这样，吃起你来不就更方便了吗？”

话音未落，这只恶狠狠的狼扑到了小红帽的身上，把她吃了个干净。没有什么猎人的出现，恶狼没受惩罚就逃走了。

在这个故事里，作者用来表示“大腿”的“jambe”这个词，在大多数场合是用来表示“中间的腿”。在法国俚语里，“跑”也有交配的意思。蒋方舟发现，这其实是个灰暗，有点恐怖、紧张而活泼，充满了性焦虑的邪恶故事，在几百年之后，却被当作一个天真无邪的故事，成为母亲给孩子讲的床头故事。原来，童话的制作加工过程，就是把真实的场景进行高温杀菌消毒冷冻真空包装的过程。

父母维系这种无菌的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是无效的。因为生活的本质就是一团团亲昵的龌龊，一坨坨带菌的诱惑。如果不将孩子用谎言放进带菌的生活中，也许这些真实汹汹来袭的时候就不会显得那么生猛，那么颠倒晨昏摧枯拉朽，反而有种略带不洁的、熟悉的温暖——看，她刨得这么深，几乎令人有些厌烦。

激动、尴尬，找不到共鸣

9岁出书，破格入清华，一毕业就进入《新周刊》做副主编——这一切，自证着两个字：天才。蒋方舟相信自己是天才，因为，相信自己是天才，就不会跑去抄袭别人的小说；相信自己是天才，就不会没完没了地炒作；相信自己是天才，就不会靠你捧我、我捧你来造势。

有时候，在当下这个时态里，诚实是不招人喜欢的，亦是孤独的。比如爱情，她是相信的，但也坦言自己不知道还要剩多久，或者是不是永远地剩下去。这样一个毫无恋爱经验的人，常常被媒体捉来，让她谈对男女情感的看法。“我身边的人都谈了恋爱。姑娘们打电话，一片莺声燕语，撒娇撒成环绕立体声。我对于此厌恶，多少也带些好奇的成分。有时放下手边的事猥琐地偷听，想知道当她们谈论爱情时，都说些什么。想知道能谈得上恋爱的人是不是具有某种特异功能，要打通哪个经脉才能变得和她们一样。”“大概是我太苛刻了，嫉恶如仇，觉得人都该戒贪戒痴，觉得只有不以耍流氓和结婚为目的的恋爱，才能称为爱。”

对于自己何时动情，她亦有清醒的估量——能恋起来的条件，对方必须是无法消化的人：要么太远太神秘太硬太强，咀嚼不动；要么疼惜到舍不得下口。“否则啊，恋爱只能是利己的过程吧，把对方肢解溶化，最后变成自己的营养物，哪有什么爱，只有吃饱后仰头狰狞大笑吧。”

试想，一个从小就跟同龄人的眼界与思维不在同一频道上的人，不遇到一个“老灵魂”，如何能束手就擒？

激动、尴尬，找不到共鳴，所以，只能在过去里找知音，以及把感觉灌注进文字里。于是，就有了现在的蒋方舟。陈丹青作为过来人，颇为正式地对她说：“激动、尴尬，找不到共鸣是多么珍贵啊。”言下之意，要她珍惜才华，珍惜这种事赐予的偏得，享受孤独，这是天才的一部分。

作家里，蒋方舟挚爱张爱玲，那种爱，有似恋情。她试着穿越时空，@ 张爱玲，她说：“如今，我的生活也成了这样一个慢吞吞的老女佣，求之不得的无奈多过踌躇满志，事与愿违的情况多于种瓜得瓜。无论自己亦或是时代，都看不清前路在哪儿，也不知道走哪步会满盘皆输地错。这时总想起你的话来：我们这一代人是幸运的，到底还能读懂《红楼梦》。这是文学仅剩的安慰，以及最后的退守。还能读懂你，我想我也是幸运的。”

夜深人静，她写给张爱玲的这封邮件，苍凉有之，温暖有之。不管怎样，她还是有知己的，即便不能同行，至少可以随时参阅，保持诚实，用她自己的话说：“做一个黑夜里健步如飞的人。坚定地成为自己，同时关心他人的命运。学会爱这个世界，但随时准备好与之抗争。”这是她每天对自己说的，不为励志，只是提醒。她挚爱张爱玲，却比她更有担当更开阔。不是吗？

（编辑  张秀格 gegepretty@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