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1月4日

中国饱受诟病的高考制度一直以来都被指责唯分数是尊，只需死记硬背而不鼓励创新思维。为此，政府开始对考试系统采取了试探性改革：2013年12月，宣布英语测试可多次进行，以最高分作准。更重要的是，分数将不再是100%的权重，还要计入主观评估，例如课外活动，更多的计分细节有望今年公布。许多人抱怨改革珊珊来迟，也有一些教育工作者认为摆脱简单的计分制最吃亏的反而是贫困农村地区的孩子，也是最需要进大学受教育的大部分。

中国的精英教育背景与西方日趋相似：大多数学生是来自相对富裕的家庭。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所杨东平教授称，20世纪70年代，清华大学有50%的学子来自农村，但2010年这个比例下降到17%，甚至有老师表示，自己班里的新生没有一人来自农村。造成这种情况有几方面的因素：首先是城市的教育资金投入大，北京小学生教育消费人均近2万人民币一年，而中部较贫困地区，例如河南，人均只有3000元一年；另外，有的官员子女靠权势或行贿进入大学，之前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办就曾曝光此类丑闻；再之，地域因素也产生了影响，例如北京名校就会根据省份限定招生配额。并且，随着教育竞争愈演愈烈，教育也越趋商业化，富有的学生倾向出钱请名师，也有更多的机会出国留学。

《国家》1月20日

2013年美国国会议员拒绝给予1170万非法移民工人的公民身份时，也意味着连带地将本土工人推向非法移民工的低薪、低福利待遇中。脆弱和不稳定的外来工人长期被视为廉价的临时劳力，今天的美国大约有1/3的工作岗位属兼职性质，这意味着越来越多家庭享受不到全职工作者应有的保障，如健康保险或退休金计划。美国在2000年至2011年间的经济增长超过18%，而工薪家庭的收入降了12.4%。今天，美国在经济繁荣发展的同时迅速成为一个低薪国家。所有的美国工人，不管是本土或外来，低薪或高薪，临时或全职，越来越同在一条船上。

《东洋经济周刊》1月11日

安倍政治可以说是战后日本政治的最大危机。一个国家要维持稳定的统治，需要有一个与多数人保持一定距离、中立并且具有公共外表的机关，这种统治机构应该在政府与市民社会的中间地带。战后日本有众多这样的独立机构，包括法院、日本银行、内阁法制局、公共广播、大学等等。这些机关大都与具体的党派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安倍政治的特点是要将这些公共独立的机关带上自己党派的特色。比如日本银行已经成为推行安倍经济政策的手段，内阁法制局长官由外务省官僚出任，国家广播电视台NHK的经营委员是一些与安倍个人比较亲近的学者、作家。

《自然》1月2日

首先备受道德争议的莫过于日本东京大学遗传学家佐佐木里和干细胞生物学家冈野英之领导的转基因团队，其希望创造出带有免疫系统缺陷和脑部障碍的转基因猴，认为对灵长类动物的研究或比小白鼠试验更能助推人类的基因工程。另外，在猴子的艾滋病治疗实验中起作用的“广谱中和”抗体将运用到临床的治疗试验。各个领域的研究探索将继续—太空探索中，欧洲航天局的探测器“罗塞塔号”将着陆到一颗彗星上，印度的航天飞船将于今年9月进入火星轨道；可再生能源改革中，钙钛矿半导体让人看到光能转换成电能的光明前景；而气候变化研究报告将催促政府作出更大胆的承诺。

《天下》1月号

自从两岸金融开放后，大陆企业和台商纷纷赴台筹资，尤其是大陆房地产商。对台湾银行业者来说，贷款给大陆企业，利率比台湾境内的放款高很多，银行可获得更高利润。对陆企来说，一方面向台湾银行业借钱，利率成本比大陆低很多。另一方面，由于政府持续紧缩信贷，在大陆很难借到钱，双方自然一拍即合。两岸金融业的开放，让两岸经贸关系由过去限于投资、贸易，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但机会总是伴随着风险，据统计，大陆已成为台湾银行业的第一大债务地区。两岸金融互通，台湾也会更直接地面对大陆金融与房地产市场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