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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彝羌民族的千年文化走廊

2014-09-10成都凸凹

环球人文地理 2014年5期
关键词:张骞古道丝路

成都凸凹

又名凸凹,本名魏平。诗人,小说家,编剧。著有《大师出没的地方》、《手艺坊》等8部诗集和《花蕊中的古驿》、《纹道》、《首街》(合集)等多部随笔集及批评札记集《字篓里的词屑》。小说见诸《中篇小说选刊》、《北京文学》等刊。30集电视连续剧《滚滚血脉》编剧。现居成都龙泉驿。

在藏彝羌民族走廊“带”上,先人们为民族迁徙、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常常南来北往、车水马龙,踩碾出了几条交通道路,其中一些叫“丝绸之路”,另一些叫“茶马古道”…… 张骞在西域惊讶地发现了从这条路上输送出去的大量蜀物,他的一番言说,让汉武帝十分惊喜,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打通从西南到印度的官道,由官方参与商业贸易。

当我们走进邛崃市平乐镇新兴街158号“杏林村”药店时,在药店内堂光线略暗的里屋,看见了熊老师。

不用说,熊老师是位安静的人,也不愧被称为老师,跟他才聊几句,他嘴里就冒出了“藏彝民族走廊”这一说法。

1978年秋天,费孝通先生在一次演讲中首次提出了“藏彝走廊”这一概念:“我们以康定为中心向北向南大体划出一条走廊。这条走廊正处于藏彝之间,隐藏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贵源地。”

光阴之暮霭升起,高山之巅大河之上,我们一定能看见那在羊皮地图上寻找家园的巨大手指。

事实上,藏彝羌走廊上的许多文化事象至今未成公论,许多谜团尚存于史籍的空白处、泥土的掩藏下——光阴通过走廊,但未完全打开。

藏彝羌民族走廊

唐大和四年(公元830年),李德裕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时,在成都西郊建筹边楼。据《通鉴》记载:“德裕至镇,作筹边楼,图蜀地形,南入南诏,西达吐蕃。”由此可见,当年的邛雅驿道,是画入“图蜀地形”之内的。女诗人薛涛有《筹边楼》诗云:“平临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四十州;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

薛涛此诗,把“筹边楼”写得巍峨宏大,气象万千;而且还告诫唐王朝的将军们:要持重筹边,切勿随意侵犯其他民族而引来战祸。否则,人们在筹边楼顶层就会看到边地的烽火了。

遥想汉代那位司马迁先生在写《史记·西南夷列传》时,一定边写边饮茶,并眯着眼睛遥想并疑惑于这条远古遗留下来的民族地带。

在藏彝羌民族走廊“带”上,远古先人们为民族迁徙、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常常南来北往、车水马龙,踩碾出了几条交通道路。后人们拨开草丛,在荒弃的遗迹上抚摸、辨析,发现一些叫“丝绸之路”,一些叫“茶马古道”。它们不仅是中央王朝执政用兵的官道,也是很早就与国际接轨的民间跨境商道。

熊老师从藏彝民族走廊说到骑龙山秦汉古道。当我们试探着询问他还有谁知道南丝路时,他说:“在平乐,如果我都不知道,那就没人知道了。”一个安静的人的自信,让人踏实。

熊老师叫熊永龄,中医世家,70岁,1957年在当教师时被打成右派,那年他19岁,成了邛崃年龄最小却排名首位的大右派。丢了教师饭碗后,他干起了照相的营生,正是这个“乡村摄影师”的职业,使他与古道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时,他挎着相机,穿村过镇,专为乡民们拍照,走的正是乡间的古道。

他说,那时古道从邛崃市的孔明乡经骑龙山和临济镇,到名山县的中峰乡、百丈湖、油墙扁(茶马司),六七十华里的距离上,道路虽断断续续,却总是有的。后来由于“农业学大寨”修水田,路石才被拆用,现在仅骑龙山上的“马道子”还基本完好如初。

从成都出发去往印度

存留在平乐镇骑龙山城隍岗上那段古驿道遗址,是当时由成都经邛州、雅州通往吐蕃、党项、南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要道之一,它既是“南丝路”的一段,也是“茶马古道”的一段,还是“灵关道”的一段,熊永龄等当地老人称其为“剑南道”或“马道子”。

平乐古镇坐落在骑龙山脚下、白沫江岸边。站在场镇旷坝,远望骑龙山廓线,在桔红色的晨曦中,它像一条青色的巨龙蜿蜒向南。据说,从前,骑在山脊上的古道墙垣,竟有着长城一样的模样。

“南丝之路”由古灵关道、五尺道和云南境内的永昌道共三条干线组合而成,全长2000多公里,四川成都为起点,云南腾冲为国内最后一个驿站,沿途设有众多官驿。

成都作为南丝路起点自是当之无愧。先秦时期,成都就是跨地区贸易的繁荣的工商业城市、自由都市;在早期蜀国城市体系中,商代的成都是次级城市,主要发挥工商业作用;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成都作为首要城市,是巴蜀之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张仪当年筑的“少城”内,除拥挤着穿戴奇装异服的各少数民族商人外,还布列着堆满蜀布、绸缎、邛杖等商品的大店显铺。

在这条古道上,巴蜀的丝绸、蜀锦、布匹、筇竹杖、工艺品、铁器等被源源不断销往东南亚、印度,印度和中亚的珠宝、琉璃被输入中国。同时,中外的哲学思想、宗教艺术亦在此路沿途传播,最终形成一条南传佛教的通途。

史料上记载的官家修筑此路的时间是秦代,打通其下段——由蜀地去印度的时间为东汉,这是指官道。至于民间交通路道,则可上溯至先秦时期。而从民族学、考古学、体质人类学的资料来看,早在旧、新石器时代,这条古道上就布满了人类的屐履。

令张骞惊诧的蜀地物产

当丝绸与珠宝隔着国境遥相对望,“南丝之路”就诞生了。

兼有“私奔专家”和“作赋高手”双重著名身份的司马相如当官后,被派回成都经略云贵“西南夷”地区,他驰马往复,为他获得爱情、写赋之外的功勋和荣耀的“第三条道路”,即官路,正是“南丝之路”。

但忙于与邛女卓文君谈情说爱、饮酒作赋的司马相如,并没有顾得上将这条道路的功劳告诉朝廷。朝廷知道这条道路,还是在公元前122年张骞出使西域归来之后的事——张骞在西域惊讶地发现了从这条路上输送出去的大量蜀物!这条丝路在汉代时称为“蜀身毒道”,蜀是四川,身毒是印度的古称。

关于张骞向汉武帝的报告,《史记·大宛列传》是这样记载的:“臣在大夏时,见邛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正是对这个汇报材料的记录,在古代文献中最早透露了巴蜀有通往国外的交通线的消息。

张骞的一番言说,让具有雄才大略而又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十分惊喜,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在“民道”的基础上打通从西南到印度的官道,由官方参与商业贸易,扩大疆土。基于这层考虑,武帝即封张骞为博望候,命其以蜀郡(成都)、犍为郡(宜宾)为据点,探索通往印度的道路。不过,这一举措的实施遭到西南少数民族的阻拦而未获成功。汉武帝遂举兵攻打西南夷、夜郎、滇等国及许多部落。但由于民族隔阂,以及昆明、隽等族的头人、酋长为了垄断丰厚的过境贸易而拼死抵抗,历经十余年,结果仅打通了从成都到洱海地区的道路。及至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人首领倾附朝廷,于滇西设置永昌郡后,东汉王朝“始通博南山,渡澜沧水”,官道南丝路终于全线贯通。

自此,南丝路上以海贝为货币的民间自由贸易走廊,变成了由中央王朝掌控的贸易线。《史记·西南夷列传》对秦汉前的记载是:“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僮、牦牛,以此巴蜀殷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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