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

“京都史学派”的伟大奠基者宫崎市定氏，曾经发出过令人感慨万千的疑问：自公元10世纪就跨入了“近代”门槛的中国社会，为什么到了19世纪依然还不得不再次重复“寻求富强”的“王安石命题”？中华文明何以会在“近代转变”的门槛上徘徊了近9个世纪之久？在他看来，在诸多历史原因中，“王道”对于“富强”的深刻制约，正是一个关键性的要素。

自儒家思想从“经学”的束缚中独立解放出来之后，宋明理学和陆王心学就走了另外一条特立独行的道路，简而言之，这便是追求“王道”。什么叫做“王道”？“王道”当然不是“霸道”。“王者，往也”，“政者，正也”。“我心便是民心”、“养我心即是养我民”，“大学之道在亲民”，故离开“亲民”，也便无所谓“明明德”，也就无所谓“王道”。

魏源曾经这样说过：“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此乃深得之語。而要概括中国长期历史发展的基本矛盾，莫过于抓住追求“富强”与实践“王道”这个基本矛盾。从王安石、张居正、胤禛（雍正帝），到晚清洋务自强运动，乃至国民党的建国运动，撮其要旨，其实也就在于“寻求富强”四字而已。简而言之，也就是“富国强兵”。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建立与现代财政金融制度相联系的国家科层官僚制度、科学教育制度和军事制度，即这里的要害就在于动员、改造上层，变革中国社会的领导力量。

中国当然需要改革，中国当然渴望富强、需要富强，正如严复所指出的，自古“无不富强之王道”，离开了“富强”，“王道”往往就会流于空谈，国家便会陷入积贫积弱，而这也确是宋儒以来中国文明的一个致命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