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念真

我出生在一个矿区，是煤矿、金矿的矿区，金矿没有的时候，我爸爸就开始挖煤矿。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业，在早期整个社会福利制度还没有很好的时候，矿区是一个充满灾难的地方，我常常觉得我们那个矿区是制造孤儿跟制造寡妇的地方。

我很怕故乡的冬天，很多雾，冷冷地坐在学校上课，一听到矿务所敲紧急钟，“当当当，当当当”，然后开始广播几号矿出事，假设你爸爸刚好也是在那个坑，我在教室里面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心里拼命祈祷，不要是我爸爸，不要是我爸爸。可能外面还在叫，我们还是默默地在上课，老师也会故意把窗户关起来，怕受影响。等一下就有一个老太太，很会办丧事的一个老太太，那感觉就像一个死神，她喜欢穿黑衣服，头发就绑在后面，从雾里面穿过来，从远远的地方走过来，我就祈祷，不要叫我。然后她叫某个小孩儿的名字，说“阿中，来接你爸爸回家”——就看到一个小朋友收书包，开始哭，出去，全场安静——那样的画面永生难忘。那你当然会觉得不是我，有一种庆幸，可是你下课马上就会往坑口跑，所有人已经开始受不了了，你可以想象那种场面吗？小孩子跪在前面开始烧纸钱，一堆人在哭，大家讨论怎么弄后事。有时候是一个人，有时候是很多个人，你在哭的不是因为他父亲的过世或是人的死亡；而是再过几天这个同学就不会再跟我们一起上课了。因为他可能就要去投靠亲戚，甚至去城市里面当童工。

那样一个矿区，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这个行业危险，每个人都知道明天不知道在哪里，所以人跟人学会一件事情叫互助。村子里如果刮台风，屋子被掀掉，第一个修的肯定是寡妇家，大家都去帮忙。因为家里没有男人。虽然那里的生活很辛苦，但会珍惜人跟人之间的情感。我年轻的时候看过一本书，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每次看到都很感动，觉得我们那个村庄基本上就是一个很穷，但是非常完美的社会的缩影。在那个村庄，基本上没有谁是李先生、王先生，不是阿伯，就是叔叔、阿公，女生不是阿姨，就是姑姑、就是阿嬷。

小孩子端一碗饭，就可以全村吃遍，但是同样你只要做错一件事，就会被打3次。我有一天只是在路上轉弯处小便，伯伯过来，看到就一推我，说：“你怎么在路上小便，女生如果看到多难看！”我那时候只是小学二三年级而已，就被打了一次。然后事隔半年之后，有一天那个阿伯跟我爸爸在树下聊天，看我走过去忽然间想起来了，说这个小孩儿有一次在路边小便，我打过他一次。我爸爸就说，过来。然后“啪啪啪”，又一次。事隔一年之后，一次他太太去洗衣服，碰到我妈妈，她突然间又想到了：“我听我先生说，有一天那个谁啊就在路边小便，我先生打过他。”回来我妈妈二话不说，竹子一拿就是“啪啪啪”打。

那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你的丧事，大家是真心地悲伤着；你的喜事，大家是真心地替你开心。年轻的时候，人跟人之间是这样一种情感，就会期待走到哪里都遇见这样的人，希望你所处的社会就是这样的社会。可在城市工作，发觉不是。在台北，人跟人对面不认识，楼上楼下不认识。那种防备、不信任，很诡异，我无法理解这样的社会。

1975年，我们那个村子被取消，现在回去时荒草蔓蔓，但是村落的人都还互相联络，婚丧喜庆都还参加。以前村子里有丧事都会自动编组，年轻的人会看棺木，老人家去山上找墓地，会写字的人去写悼词。像我这样的人什么都不能做，就去捧菜，旁边有个号，31、32，就是说我负责给第31桌和32桌端菜。现在慢慢老了，我开始做证婚人。

这个村子毁灭36年了，我父亲去世是1989年，他是矿工，矽肺，五十几岁生病，六十几岁受不了，自杀。那一天我弟弟先回去照顾妈妈，我在那边处理后事应付警察，因为是非自然死亡。我回到村里差不多晚上10点多，狂风暴雨，我弟弟回去时已经通知了叔叔伯伯。我晚上10点钟送爸爸遗体进门的时候，所有叔叔伯伯已经在那边跪下来，来自各地。

第二天治丧的时候，我弟弟说爸爸曾在夜里讲，他的丧事即便是半夜通知他的朋友，他也很自信他的朋友都会来。我爸爸还交代扛棺木这件事，叔叔伯伯都老了，都有矽肺，所以我们要雇人来扛。我有个叔叔就说，这种事情你不要烦了。

出殡那天，叔叔伯伯很早就来了，每个人自己拿草鞋来穿，草鞋上套着白布，意思是要扛棺木上山。从我家到平路路面有20级台阶，我是长子，要捧牌位在前面走。我在那边大哭，我哭不是因为我爸爸，在我爸爸最后一个月，该哭的我都哭了，我是看到十几个叔叔伯伯，六十几岁，都是矽肺，皮肤苍白，腿瘦瘦的，使劲抬上去，肌肉收缩，我看到十几双腿在抖，心里想我这一辈子如果有这样的朋友，即便是什么都没有做，也很自豪。

我对上一辈那种情谊、人跟人的真情很珍惜，所以在城市里会受不了，觉得这群人是寡情之物。经过最重、最浓密的情感之后，你再去一个地方，会没有办法把它当作你的故乡，你的乐土。

（孤山夜雨摘自《南国都市报》2014年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