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对官场人士来说，连降数级，大约类似腕级主角沦为路人甲去跑龙套——境况之别，犹如天壤。8月12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纪委通报，自治区纪委对阿克苏地委原委员、常务副专员蒙志鹏对他人行贿作出处分：开除党籍、行政撤职，职级由副厅级降为主任科员。当然，遭遇级别“跳水”的，不仅蒙志鹏一人。今年6月，江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智勇从副省级连降七级到科级；7月，云南省委原常委、昆明市委原书记张田欣连降四级，担任“副处级非领导”职务。

如此降级，似乎大快人心。

中国自古是身份社会，等级森严，晋升繁复。读书人一般中进士后，有“释褐”一说，即脱掉老百姓衣服、穿上官服，此乃莫大荣耀。因此，一旦被褫夺官籍、贬为庶人，简直是天崩地裂的事情。这也就难怪时下的舆论将这种降级处理称为“断崖式降级”，点赞不断。反腐专家甚至慷慨陈词：“断崖式降级挡住了官员复出的机会。”

这话说得很讨喜。不过细想想，又似乎未必值得额手称庆：一来，降级或者不降级，总应该“按常理出牌”，官员也是公民，其权益与自由在法治规则内总要有个稳态预期。不是说今天民意高兴，就降它几级。譬如这几例降级处理，究竟是“典型”抑或是“常态”，最好有个说明，不然，真要区别对待，反而令人尴尬。二来，官员复出之所以弄得民怨沸反，其实并不是民众眼红复出这回事，而是复出总要讲究理据。降级的目的，是罪当其罚，不是每个问题官员都是坏蛋，也不是降级之后就必须永生压于“五指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