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刚

中日关系是个大话题，很多人都在谈，谈了很多观点。但是，我认为，作为战争的受害方，我们自身对于这场战争缺乏真正的反省。要求侵略者反省是应该的，我们自己更应该反省，真正的强者，要用理性面对历史，对日本进行再认识。

历史上，日本曾两次文明开化，古之“大化改新”即“唐化”；近世“明治维新”即“欧化”。所以，日本文化里面，有两个日本，有“唐化”的日本，还有“欧化”的日本。

唐朝是中国武力强盛时期，文化除了有尚武的精神，还有扩张性，“唐化”的日本，自然也就有了这样的文化基因。近代欧洲，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文化更加具有扩张性。两种文化的扩张性，在日本文化里膨胀起来，使“小日本”承载了过分沉重的“大和魂”，欲取“中国”而代之。

唐化的日本以及国家神话

日本“唐化”，由圣德太子的《十七条宪法》开了先河。

宪法第一条就是“以和为贵”，显然受了儒家思想影响；第二条是“敬崇佛教”，这两条都是倡导中国文化，第三条才是“服从天皇”，可见当时天皇的权威还不行。于是，派“遣唐使”，可那时唐朝还没有建立，按理应该叫做“遣隋使”，但日本人认同唐朝，后来统称“遣唐使”。

圣德太子四次遣使访隋，发出“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的问候。后来，又派留学生、留学僧赴隋，国书中有“东天皇敬白西皇帝”，“天皇”的称号这才开始出现。

在称“天皇”之前，叫什么？连姓氏都没有，充其量也就叫个“大王”、“主公”之类。通常，追随者对自己的首领都这么称呼，无论如何都上升不到“皇”和“天”的高度。

所以，我们说，“天皇”的出现，是“唐化”的产物，正是相对于中国的“皇帝”，聪明的圣德太子才想到了“天皇”这个比“皇帝”级别还高的称号，正是站在“皇帝”的肩膀上，“天皇”出现了！

从圣德太子开始，日本“唐化”经历了大约一个世纪。“唐化”，在文化方面有何成就及影响？

或曰，日本元典《古事记》、《日本书纪》即为“唐化”产物。“记纪”二典，以神话的形式，形成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统一理念，开启了日本人的民族意识，近代以来，日本人倡导国粹，都要回归二典，以之为民族魂、文化根。

国家神话的形成也从圣德太子开始，当其摄政期间，曾致力于国史和国家神话的编撰，撰成《天皇记》、《国记》、《臣连伴造国造百八十部并公民等本纪》，这些书在大化政变时，都被烧毁了。后来，天武天皇派人诵习“先记旧辞”，到了元明天皇和铜五年，由安万侣用汉文笔录成书，共三卷，上卷从天地开辟至神武天皇诞生，中卷从神武天皇到应神天皇，下卷从仁德天皇到推古天皇。

这就是《古事纪》了。从圣德太子到天明天皇，花了约一百来年的时间，在书写方式、编撰体例以及思想方法上，都被“唐化”了，有些神话、传说可能就从中国来，还有不少语句是从中国典籍里原封不动地移植来的，其序文部分则完全仿照唐初长孙无忌的《进五经正义表》。

不过，日本文化对于儒家思想并未全盘接受，甚至对于孔子也有保留。

中国文化从“神化”到“圣化”是以革命来完成的，其历史性的标志就是“汤武革命”，圣德太子接受儒教时没有接受革命观，因此，在日本文化中，“神化”与“圣化”不是前后相替，而是双轨并行，神道与儒教互补。对于孔子周游列国，日本文化一直有所保留，到了明治时代，一些思想家，如吉田松阴、福泽渝吉等，将保留捅破了，指出孔子不忠，从此打开儒教的缺口，推动“欧化”。

日本人的“中国心”

本来，日本人一直在孤岛上窝里斗，后来，发生了一件大事，即元朝对日本的入侵，将日本人拽到世界历史的进程中了。对于此次入侵而招致的失败，徐继畬在《瀛寰志略》里说“倭人自是遂有轻中国之心”。其实，“轻中国之心”未必有，反倒是有了以中国自居的心思——“中国心”。

日本人瞧不起蒙古人，理由是华夷之辨。日本以蒙古为夷，元为夷朝而据有中国，是可忍而孰不可忍。其心目中的中国本为唐朝，唐朝亡于内乱，日本还能接受，可宋朝亡于夷，就不能接受了。日本也有内乱，但日本从未亡于夷，宋朝可以亡，而中国不能亡，这样一来，它就以中国自居了。

日本与宋朝友好，却未有朝贡关系，何也？春秋大义，尊王攘夷，宋朝未能尊王，王反被夷掳；未能攘夷，国反被夷亡。日、宋友好，好在利上，宋朝下海，海通之利，日与之分享。

日本人对于明朝也是佩服的，因为明朝能“尊王攘夷”，将蒙古人赶到大漠了。明亡以后，日本人也不与清朝往来，这一点，徐继畬也谈到了，他说，二百年间，日本与清朝没有往来，可原因是什么，他没有说清楚。其实，日本人对待清朝的态度，就像对待元朝一样，不把清朝当中国。

他们又要以中国自居了，所以，收留抗清志士，支持郑成功，一直到近代，还支持孙中山革命，就因为孙中山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在日本人眼里，就是“尊王攘夷”了。

孙的追随者中，有个著名人物，名叫宫崎滔天，他将自己追随孙中山的经历写了一本书，名为《三十三年落花梦》，此书至今读来，仍令人感动。他的个性很像中江兆民在《三醉人经纶问答》中的“豪杰君”，具有武士的“反骨”和儒者革命精神，他在孙中山身上，找到了对中国的文化认同。在他看来，孙中山的革命纲领，符合明治精神，先“尊王攘夷”，然后“建立民国”。可中国没有王，根据儒家革命论，惟革命者为王，追随革命者，就是“尊王”，而排满就是“攘夷”。

他投身中国革命，很像拜伦在希腊，那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文化认同。

同中国划清界线

历史上，日本似乎有个惯性，一旦中央集权，难免就要征韩。大化改新时征韩，曾与唐朝一战；丰臣秀吉征韩，曾与明朝一战。

德川幕府也想征韩，隐忍了二百多年，日本启蒙思想家，如吉田松阴，亦议过征韩，提出“失之于欧、美者，要从韩、满补回来”，明治当局制定国策，首当其冲，便议征韩。

西乡隆盛力主征韩，而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则主张“内治优先”，劝说天皇传旨，迫使西乡等人辞职，史称“明治六年政变”。其时中国，国势方兴，曾、左、李都在，湘、淮军能战，左率老湘军西征，连俄国也要避让三分。左与西乡，皆一时之名将，若能于此时一战，伯仲难分。

如果一战，日本定然重蹈覆辙，恰于此时，日本使团欧游归来，促使国策从“征韩”转向“欧化”，这一转，不光是国策的转向，更是国体的转变，日本从此“脱亚入欧”了。

“脱亚”就是同中国划清界线。中国人看世界，自有天下观，本来日本人就在天下观里，宋元、明清之际，还因了蒙、满之夷入主中原，曾一度以中国自居。此番转向，自然转向欧洲人的“东西方”的世界观，首先从世界观上“脱亚入欧”，放下“华夷之辨”，追随“东西之争”。在天下观和东西方之间，它选择了东西方，在东西方的格局里，它又选择了西方。如此这般一转向，日本就同中国告别，不再以“中国”自居了。

赢就赢在立宪

东方学有一种说法，说直到19世纪，中国都是日本的围墙。还说，日本是“井底之蛙”，在“东西方”之间“不是东西”。

日本“脱亚入欧”后，先以日清战争推倒中国围墙，继以日俄战争推倒“东西方”围墙。日清战争，中国人叫做“甲午战争”，虽然还是沿着“征韩论”的老路，征韩，取满，入主中原，却因了“欧化”而别开生面，居然在“东西方”的新格局里，打了一场天下观的新战争。打中国，日以两手，一手用国际法，还有一手，即天下观。若以国际法，中国应为主权国家，若以天下观，则无主权一说，不妨打天下。

天下是开放的，不惟有德者居之，马上也可得之，蒙、满之人都能得天下，何以日本人就不能？这样的想法，并非明治人士心血来潮，念头由来已久，自有“中国心”就开始了。

一手“征韩论”，一手国际法，打天下，就这么个打法？李鸿章懵了！而这就是日本人的本事，他们的思维像椭圆，可以有两个中心，而李鸿章的脑袋却被专制“定于一”了。

本来，日本历史就是两个中心共存，两条路线并行的。一个中心为天皇，代表国权，未行君主专制，转向君主立宪，还有个中心是将军，行-使政权，一“欧化”就变成了责任内阁。

对于天皇来说，立宪无失，反以法权形式，超越神话和历史传统，确认了他的新权威，原来是个虚君，通过立宪，获得了新的法权，增加了他对政府的约束，确保了自身的安全。

政府也有所得，此前，幕府下辖各藩，乃以共主名义，实则分权，由各藩自治。立宪以后，废藩置县，在原来自治的基础上，反而加强了中央集权，实际上责任内阁比幕府更有权。

反观中国，便不同了。对于中国皇帝而言，立宪，就意味着从实君变为虚君，从专制变为三权分立，从中央集权变为地方自治，然其好处，在于虽承担有限责任，却能世袭之。

故立宪之于日本，乃以“欧化”接生，是为顺产。其于中国，则以“救亡”催生，实为难产。专制与立宪，胜负了然，中国人也要立宪，却引来戊戌政变。此后，预备立宪，还是受孕十年，一朝难娩。至民国时期，国体已从君主改为民主，可政体已然习惯性流产，无法立宪。

赢了也不是“东西”

日清战争，日本人这样说，打响了太平洋世纪的第一枪。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只是开了一个头，这一枪才是致命的。随着战争的深入，欧洲人这才发现，原来战争除了“入欧”——充当西方地缘政治在东方的看门狗，日本人自己还留了“征韩”一手，由征韩而取满，于是“三国干涉还辽”。

显然，中国也开始国际化，已非传统所谓天下，像元朝和清朝那样，到中国来打天下、坐天下的时代，已经不复返了。李鸿章联俄，不仅“还辽”，还将俄国拽入了太平洋战争。

日本人在太平洋打响第二枪，便是日俄战争，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世界战争，是东西方在太平洋的一次对决。然而，被西方看作东方的，并非“欧化”的日本，而是俄国。

本来，俄在欧洲，虽为东欧，相对于日本而言，可谓西方，可偏不！历史上，罗斯以东正教立国，已然为东方，加以被鞑靼化为“俄罗斯”，乃至于简称为“俄国”，那就纯然远东了。“罗斯”希腊化，尚属近东；“俄”乃鞑靼化，化为远东。

西化以后，还是难入西方，就像罗马之于匈奴，基督教针对蒙古，历史的烙印永难消除。日本“欧化”，接受了西方对俄罗斯的看法，尤其是罗斯被鞑靼化的看法，这一看法，唤醒了日本人对于蒙元入侵的历史记忆，日俄战争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成为了日本人当年抗击蒙元入侵的继续。

日俄战争，是日本入欧的投名状。可即便胜利，那也只是在地缘政治上准入，文化上并未承认。所谓“西方”是个传统，没有哪个外来国家能入其中，俄罗斯不能，日本也不能。

日本赢了，却未能入欧，充其量也就是充当了西方地缘政治的看门狗，没有登堂，遑言入室？堂上陈列教权，供着普世价值；密室里藏有海权，打造世界秩序。若要登堂入室，打住罢！可日本没打住，本以为已经“入欧”，没想到成了看门狗，看门狗反咬一口，已然非“东西”了。

摘编自2014年7月31日《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