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制度改革迈出了实质性的一大步。在6月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中科院和工程院分别对各自章程进行“大修”，对院士候选人的提名渠道、增选机制和退出机制均作了修改，回应了外界此前对两院院士“去行政化”和回归学术的呼声，引发高度关注。但院士制度的去行政化去利益化改革，并不是一个简单孤立、仅关乎院士制度本身的问题，仍需再接再厉，继续革故鼎新。

6月13日，为期5天的“两院院士大会”落下帷幕，院士制度改革的靴子终于落地。

在此次大会上，中科院和工程院分别对各自章程进行“大修”，对院士候选人的提名渠道、增选机制和退出机制均作了修改，回应了外界此前对两院院士“去行政化”和回归学术的呼声，引发高度关注。

近几年来，围绕院士的话题不断。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副总工程师张曙光在法庭上供称曾花2300万元打通关系欲参评院士，一度让舆论哗然。受到非学术因素干扰和不良风气的侵蚀，出现了“贿选”、个别院士缺乏学术自律等问题，严重地影响了院士这一群体的声誉。

去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改革院士制度的定调，是要突出学术导向，减少不必要的干预，改进和完善院士遴选机制、学科布局、年龄结构、兼职和待遇、退休退出制度等，以更好发挥广大院士作用，更好发现和培养拔尖人才，更好维护院士群体的荣誉和尊严，更好激励科技工作者特别是青年才俊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此次两院修订章程，推动院士制度的健全和完善，院士制度改革迈出了实质性的一大步。

减少行政干预

地方与行政部门，没法再推荐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候选人了。

新修订的两院章程，对于院士增选途径进行了修改，取消了部门单位推荐，只保留了院士直接提名和学术团体推荐两种方式。

在修订前的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章程中，按组织系统推荐的候选人，必须经过其主管部门、中国科协或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初选，这常被认为带有行政色彩。

两个例证是，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原副厅长陈明宪，这些因涉嫌贪腐而落马的官员院士候选人，均曾系其工作所在的行政部门或地方推荐。

“这次的改变是很重要的，它减少了行政干预的可能性。”中国科学院院士柳百新认为，原先的行政部门在推荐时有可能偏离学术本身，“这次改革，就是要回归学术的荣誉、回归科学技术本身。”

这在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潘际銮看来也是好事，因为各行政部门此前可能会把评院士当政绩，“使劲包装”。

潘际銮赞同改革的方向，不过，他认为，究竟是哪一类、哪一级的学术团体，其细节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学术团体也有很乱的地方。科协下面有很多学会，有的学会有水平，有的学会没水平，有的学会也可能被行政力量所掌握。”

他打了一个比方：原先有人对铁道部推荐的某些官员候选人有意见，但铁道方面有一个铁道类的学会。那么，这类学会会不会受到行政的影响呢？

多位受访院士认为，如果不注意这个问题，可能会导致行政部门依旧在变相推荐院士候选人。

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楚汉表示，未来可以考虑对全国的各个学会进行考察，理出哪些学会学风比较好、水平比较高、有资格推荐院士候选人。

让他感到有点遗憾的是，此番章程修订后，高校没有资格推荐院士，“按以往的经验，教育部门推荐的候选人是有比较高的保证的。但既然不让其他部门推荐，这个部门也不好特殊化。”

柳百新认为，为了更加全面起见，主席团可以邀请某些部门推荐人。

“从长远来看，就是应该走院士推荐这条路。国际上一直这样，没有什么部委推荐。”张楚汉说。

如果推荐对象日后被发现存在学术问题，推荐人要不要承担责任？在张曙光被发现学术造假之后，其推荐人就一度受到舆论的质疑。这个问题在新章程中没有明确。

潘际銮认为，新章程只提及院士推荐，但是，一位院士可以推荐几个人、一位候选人需要几位院士推荐，这些细节暂时还没有规定清晰，“院士当然会根据学术贡献和学术水平推荐他认为合格的人，不会推荐不合格的人。”

但是，院士推荐有时会与人情关系相伴，如果规定推荐人要达到一定数量，候选人就比较难“活动”了，“比如要5个推荐人。一个候选人哪能找到5个有关系的人呢？”

“我相信院士不至于受贿。”他强调。

需要补漏的学术调查机制

此番两院新修订的章程中，一个共同之处就在于完善了院士退出制度。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因学术不端而引发的“劝退”。

两院新章程都规定，院士有权放弃院士称号，当院士个人行为严重违反科学道德、品行严重不端、严重损害院士群体和学部声誉，劝其放弃院士称号。上述情节特别严重的，以及危害国家利益，触犯国家法律的，撤销其院士称号。

不过，多位中科院院士均表示，目前暂时不知道劝退工作由谁来组织，“这还需要进一步细化。”

事实上，包括劝退在内的退出机制背后，隐藏着一个关于学术调查机制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张曙光参选院士过程中一度浮出水面。中国青年报记者2013年曾调查发现，当张曙光被举报学术造假的问题后，中国科学院到铁道部调查，铁道部的答复是学术著作确系张曙光所写。

这个答案后来被带回了院士大会。但有院士质疑，如果真是张曙光的著作，可否请他拿出草稿。最终，草稿没有拿出来，不少院士认为，他这个肯定是虚假的。

更吊诡的是，张曙光的这一学术造假行为，其实在他落马的前三年就有多股独立的力量在举报了，但他仍只差一点就险些当选为院士。

其实，“谁推荐、谁调查”的机制早已备受诟病。从常识判断，中科院请推荐单位给出答复意见，但推荐单位显然不太可能不支持自己的候选人。这样的尴尬有时也出现在对现有院士的调查中。

一位院士表示，就目前的调查启动机制来说，一定要有投诉，没有投诉就不能开展调查。而目前部分院士的最大问题，就是学术的弄虚作假问题。

张楚汉认为，假如院士的道德作风、品质存在问题，肯定要劝退，这是严格的，得罪人也不要怕，“调查清楚落实了以后，个别有问题的、不符合院士荣誉的人，有人去劝他，他也不好意思呆在这了，这肯定是可以做到的。”

柳百新也坚信劝退制度能够执行，“有的人犯了法，这些事实是比较容易取证的。假如有人举报学术不端，那么就要成立一个公平合适的小组，靠调查来作出决定。”

此番两院院士大会对章程的修订，集中在增选、退出机制领域。对于同样引起社会讨论的“官员是否可以参选院士”、“院士是否有退休制度”等问题，着墨不多。

潘际銮认为，真正搞学术的官员可以当选院士，但是现在很多官员不搞学术，只是领导了一些工程，这样的人当院士，他本人是反对的，“院士是院士，官员是官员，做学术是学术，政治工作是政治工作。”

不过，多名受访院士表示，此次大会对院士退休之事也有了比较明确的表态：由人事部门定，科学院、工程院并不负责。

院士要年轻化吗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现有743名中科院院士、802名工程院院士。目前中国工程院院士中，70-74岁的超过100人，75-79岁的超过200人；中科院院士则主要集中在70-79岁，70岁以上的超过500人，年龄结构严重偏高。

“作为一名院士，肯定要能促进一个学科的前进，不能出现一些不合法的行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曾任国务院学位办专家何振一说，“另外，对那些年纪特别长的，不再有学术贡献的，应该也有退出机制。这样能够促进新人的成长和发展。”

在2013年全国“两会”上，农工党中央就曾建议，改院士“终身制”为任期制，一期5年，最多连任一期共10年，到任后转为名誉院士或荣誉院士。

首开风气的是中国工程院秦伯益院士，2004年申请退休，并于2005年获准。但更多的老院士主动申请退休，却被所在单位鉴于院士带来的种种效应而极力挽留。2013年，年届八十的工程院院士沈国舫申请退休，不料所在学校以“你是我们学校的旗帜，还要靠你说话”为由婉拒。

“我工作很多，但我希望退休。因为这是压力，毕竟年纪大了，精力有限，一个个任务给我，我现在有点招架不住。”沈国舫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假如我退了，起码社会上各种各样的活动和要求我都可以回绝了，只挑几件迫切需要我做的事做。”

但对于舆论呼吁的院士年轻化、退休问题，院士们有着更多不同看法。

“我是有看法，有情绪，有保留意见的。”林学及生态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国舫说，“对年龄变化的一些事情，退休问题的认识，都有看法。”

他认为：“社会上不理解工程院的院士情况，60岁以后，正好精力旺盛，可以为大家办事，站在更高的层次、更广阔的视野看问题，而不是在原来的岗位上，非得盯着那些东西。年轻反而不行，年轻一些的首先要完成岗位上的任务。”

他说，只有到老了，摆脱各种关系，才更有利于站在国家长远利益的角度做事，因此不该对年龄作限制。这些意见，“和社会上的意见不一样。”

何继善院士说，虽然社会上大多数声音要求推进院士年轻化，但此次改革中也有人提过院士年龄下限的问题，认为院士不应该太年轻，“后来觉得没必要，按照院士标准，达到标准就可以推荐。”

他的看法是，中国工程院与中科院存在一定差别，后者偏重基础理论研究，“工程院要有工程背景，比如做一个工程需要十年，但并不是说做了一个就可以当选。两个工程就20年过去了，所以年龄相对大一些，太年轻不可能有这些经历，需要一定的积淀。”

生物学家、中科院院士许智宏说，近几年中科院增选的院士“非常年轻”。他所在的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增选院士平均年龄在50多岁，个别的40多岁，“从中科院来看，除了资深院士，平均应该在60多岁。”

与大多数院士的看法类似，何继善说，院士年轻化不是问题，“人选者的年龄已经在下降。恢复高考后的知识分子已经进入视野了。无论年龄，入选最终要以院士标准来衡量。事实上现在60岁以上的候选者已经很少了，年龄下限就不需要提了。”

地震与防灾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谢礼立表示，“有些问题社会上有些误解。比如退休是对在职职工来讲的，工程院从来没规定过不让退休。但单位认为院士很宝贵，要求延期退休，这不属于工程院改革的问题。”

谢礼立的看法具有代表性：要解决社会上对院士的偏见，需要改变其他制度，“比如评价一所高校，院士多，得分就多，这就引导很多单位拼命争院士。这是国家评价制度的问题。”

回归“学究”本色

有观点认为，院士凭借荣誉和权利垄断学术资源，左右一些重大项目经费的流向，阻碍了国内科研发展和创新。

“但我的亲身经历却是，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评议申报项目的时候，无论对院士还是其他科学工作者都一视同仁，大家都是平起平坐地竞争。”中科院院士崔向群说，在她身上就发生过申请项目未获通过的事情。她曾经申请过一项天文学重大仪器专项，最终没有通过。

“这没有什么难堪的，而且还有院士报奖没有通过的，这说明学术资源并不是由院士垄断的。”崔向群说。

另一个饱受争议的现象就是院士队伍的行政化问题。有观点认为，学术与权力挂钩，滋生了学术腐败。不少院士则表示，聘用内行专家担任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领导正是我国社会进步的表现。“一直以来，我国都是外行领导内行，现在好不容易进步了，难道又要退回去？”

中科院院士、信息与通讯系统专家王越表示，院士制度改革符合实际情况，让院士回归学术本位也是大势所趋。“十几年来，我国最高科技奖得主无一例外全都是两院院士，这说明院士群体为国家和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同时指出，为了维护院士队伍的荣誉，撤销院士称号的做法在中科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

过去，钱学森、邓稼先、裘法祖等一批老科学家克服万难，回归祖国，在推动国家科技发展的同时，不忘提携后学，培育新人。而今，很多院士依然用行动诠释着朴素求真的“学究”本色。

多位院士提及，在院士队伍改革的同时，还应直面一些深层次的学术问题，如社会广泛关注的学术腐败、科研经费管理使用、学术过度行政化等。革除这些学术制度陋习，才能更好地促进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真正实现以创新驱动发展的目标。

这或许再次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院士制度的去行政化去利益化改革，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孤立、仅关乎院士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一个与其他许多领域行政化利益化密切相关、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系统化社会问题，如教育、科研等领域的行政化利益化。因此，要想祛除院士制度的行政化利益化，不可能仅靠自身的单兵突进，而必须同步系统化地全面推进重要相关领域，如教育和科技体制，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去行政化去利益化。如今，院士制度改革已经迈出关键一步，但仍需再接再厉，继续革故鼎新。

（本刊综合《中国青年报》、《中国科学报》、《瞭望东方周刊》等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