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柳 蕾

《阿里郎》，一首脍炙人口的鲜族民歌。60年前，一位扎着两个小辫的鲜族小姑娘从“阿里郎”的故乡来到了北京，成为建国后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首批学生。一个甲子过去了，当年的小女孩已满头华发，成为了中央音乐学院钢琴教授，她就是钢琴教育家金爱平老师。走出“阿里郎”，她是为了美的梦想，而走进“鲍家街”，她是为了追求和实现美的事业。

金爱平作为中央音乐学院自主培养的第一批钢琴教师，她将全部年华都倾注在了她热爱的钢琴教学岗位上。她教书育人半个世纪，见证了中国钢琴从萌醒、觉悟到发展的历史进程。对于时间来说，50年太短暂，但对于一个人所做的事业来说，却酝酿出了太多的深情。

她的名字尽管没有被很多人熟知，但由她参与创办和组织的“星海杯”走出了郎朗、王羽佳、王笑含等众多令人瞩目的钢琴演奏家。一直以来她积极参与各地的“考级”“夏令营”“全国师资培训”等工作，对钢琴基础教学一直怀有不灭的热情。1985年至1994年她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附小、附中校长，十年间招收了一批批全国各地优秀的音乐人才，如今附中的娜木拉校长就是金爱平当年慧眼识珠，一句话将其招收。与诸多著知名专家相比，金爱平并非“明星型教授”，不常在媒体上露面，也不做过多的宣传，但很多我们熟知的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当代音乐家们，每每见到金老师都极为亲热和敬爱，不管多大的名气在金老师面前永远以学生的姿态出现。在学生的眼中，金老师既严格又平易近人，是可以交心的老师。

金爱平已到古稀之年，但依然有一颗年轻的心。作为中央音乐学院的终身教授，教学已经成了她生活的重要内容，是构成她生命的重要部分。除此之外，她还要照顾自己百岁的母亲。她谈笑风生，畅所欲言。说起钢琴，她总是有着说不尽的话，我没想到她的话匣子一打开就5个小时，回头想想，一位教学半个世纪的老教师能说、可说、想说的又何止这5个小时呢？

30年前第二届星海杯比赛大合影

（左至右）2011年栾炳旭、张一、常宇昂、刘禹辰、金爱平、尚晓雯、魏依旋、李思遥、王昕然

当年的五一班学生校庆留影

（左至右）高玉、陈诗文、常宇昂、武炳统、刘禹辰、金爱平、高克、尚晓雯、王昕然

附中的生活奠定了我的人生

金爱平出生在朝鲜族抗日英雄的家庭，一张黑白老照片摆放在家中极为显眼的位置，那是她十几岁时和父母、哥哥拍的。她告诉记者说：“我小的时候，家里有个留声机，还有几张破唱片，我记得当时有舒伯特《未完成交响曲》《梦幻曲》等等，听起来特别美。从那时开始，我就认为音乐首先要美，要打动人心。尽管小时候家里穷，但我们的精神世界很充实。父亲常常给我和哥哥指挥唱歌，给我后来学习音乐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从小的家庭环境，让幼年时的金爱平对美的事物有着天生的喜爱，而音乐让她体会到了这种美。

新中国成立后，金爱平是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第一批学生。她十分自豪地称，那是附中最为出名的“五一班”。她说：“附中人才济济，人与人之间就像兄弟姐妹，在附中六年的时间里奠定了我的‘三观’，给我今后走上教学道路奠定了很多基础。教我的是老教授易开基，我和鲍蕙荞、顾圣婴、刘诗昆、殷承宗等后来的音乐大师们都在‘五一’班。最后苏联专家来到学校，把我们组织到了‘苏联专家班’。”1957年学校正式更名为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同年金爱平以优秀毕业生被保送大学。恰逢当时中国政治运动的初期，1958年大炼钢铁，学校开始以政治运动为主，教学基本停滞了。金老师说：“为了配合当时的政治热潮，我们钢琴学科也不能例外。记得我们有次搞大辩论，题目就是‘到底是技术重要还是音乐重要’。大家必须都要参加，我就选择了‘音乐重要’这个组。其实这个问题没有谁对谁错。当时还要表决心，要求每个人喊出‘一定要超过谁’的口号。我的老师易开基，是个极为老实的四川人，逼的他实在没办法了，用标准的四川话说了句‘我要超过里赫特’（20世纪乌克兰籍钢琴大师）。听起来是多大的玩笑，当时就是这种环境。后来随着运动越搞越大，越来越多，直到文革时期，红卫兵把钢琴用封条全封了，琴谱全部抄走。钢琴发展就此停滞。”金老师稍作停顿。

豆蔻年华的金爱平（右一）与父母和哥哥的合影

曾经的“一穷二白”

金老师说：“算到今天，我们的钢琴教育还不到100年。刚起步时几乎可以用‘一穷二白’来形容我们的教学。我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之后，钢琴教学并没有成气候、成系统，我们最多的就是听苏联专家的课，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大家都去听。我们自己听完了课，也要找自己的老师上课。那时候我们的思想真‘穷’，虽然听的、见的少，但是大家互相帮忙，能够相互直言不讳地给对方提意见。有次我们系里开音乐会，陈比刚老师不是我的老师，听完了他对我说‘金爱平，你今天弹的不错啊。’然后就跟我说了很多他心里的想法，对我的帮助特别大。”

金爱平谈到由于历史的原因，受苏联专业音乐教育体制影响，在解放后的十年里，我们的专业音乐院校中所学习的东西有些狭窄，但是路子还算正。

她说：“真正让我们打开眼界，是改革开放之后。除了苏联钢琴学派，还对当时国际上的钢琴演奏、音乐风格、教学、曲目丰富化程度都有了新的认识。对我来说，似乎是打开了一扇窗，我对钢琴的认识也由此发生转变。”

有几段经历让金爱平记忆犹新。她说：“80年代初，在‘民族宫’（当时比较高档的北京音乐厅）有个加拿大的专家，演奏李斯特的练习曲，弹的特别美。在听这个加拿大演奏家演奏李斯特作品前，我觉得演奏李斯特就是咣当咣当的，没想到会有这么‘美’的练习曲，当时对我的触动很大，因为从我学琴开始，就没有听到过这么‘美’的钢琴。还有一次傅聪被邀请在北京第一次公开演出，最后他加演舒曼的《梦幻曲》。当时他柔美的钢琴之声，似乎是用手指‘唱’出来的一样，歌唱般的琴声深深地触动了我。我从小就没听过这样的声音。我扪心自问，他是怎么能弹成这样的？后来，傅聪到我们学校讲‘肖邦’，他在上面弹琴，我们拿着谱子在下面学习，他讲到一处，告诉我们这里的情绪是残酷的，然后就使劲敲那些不和谐的和声，他的讲解一下子打破了我们以往对‘肖邦’作品惯有的定位。毕竟他是在西方‘泡’大的，他对西方音乐的理解要比我们深刻的多。随即，不断地邀请各地的专家在学校讲学，我们的视野逐步被打开。那是中国钢琴的‘春天’。”

“有了这些前沿的学术交流，一下子丰富了我们的业务，让我们也重新找回了信心，想在钢琴教学上有一番作为。在文革后期，我们已经开始从音乐基础、音乐表现、艺术风格上提高教学，注重有内容的表现、音色的变化。我在‘五七艺术大学音乐系’的教学打开了思路。”

音乐之美的感受、追求与探求

金爱萍、周广仁、杨叶兴、李玥、王笑寒、刘三晖、武炳统、钟慧

也许是天性的使然，金爱平起初爱上音乐，到最后走上音乐之路成为一名专业教师，都是因为被音乐之美所感动。她陈述学习音乐的经历中曾度过了一段痛苦与迷茫的时期。在远离钢琴、悖离音乐之后，她似乎找到了自己事业的春天，而中国钢琴的内部也酝酿着一场大的变革。金爱平说：“文化大革命后期，我、钟慧、周广仁、李其芳等成为了五七艺校钢琴教师。对我们来说这是天大的好事：我们可以练琴了！但我当时正在下放劳动，得了严重的腱鞘炎，手指不能伸直。为了追回几乎荒废十年的技能，我开始猛练琴，为了缓解疼痛把封闭打在手掌心，所谓十指连心，打进去的时候钻心的疼。后来实在承受不了。”

“我真的感谢在‘五七艺术大学音乐系’这段经历，既让我找回了事业心，也让我在钢琴起步教学上有了研究和实践。十年浩劫之后，老师们都是如饥似渴地学习。我们教的学生都是9岁的‘白丁’学生，校址在朱辛庄。有音乐系、戏剧系、电影系等。学生和教师每天同吃同住在集体宿舍，待了两年多的时间。我们很想把学生教好。当时还提倡教师自己写曲子，让学生从小接触中国的音调和名歌。我似乎找到了当年自己在附中上学的感受，十年的思想压抑后，回到学校有种‘解放’的感觉，也想把我在附中的感受传递给我的学生们。当时学校规定，学生第一年进来都要学钢琴，第二年再分专业。我在教学上的确比较爱研究。因为在上学的时候没有老师教我们如何钢琴启蒙，需要自己填补自己的空白。比如动脑子琢磨如何让学生训练放松，确定从中央C开始学习键盘，再一点点的向两边延伸等特别细节化的教学方式；还包括怎样触键、怎样让学生听出声音的美丑等等。当时，我的教学思想在慢慢成熟，到后来越来越清晰自己的教学方向：钢琴的演奏要有感而发。于是，我开始享受教学中的种种乐趣，跟学生总是保持平等与关爱的关系。我会跟六岁的孩子蹲下来交流，让孩子相信你，觉得你平等对他，他才能在艺术上跟你有合作。”

（待 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