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爱好文学写作爱得很早，但真正的“文学之路”，应该说是在青海才“正式”走起来的。

说起在“文学路”上的行走，我永远要感激一个人——原青海省文联主席、广播电视厅厅长王贵如先生。我和贵如兄认识，是1979年在《青海湖》编辑部组织的一个“文学创作学习班”上。

参加了“文革”后恢复的第一次高考，我侥幸地从铁道兵部队考进了青海师范学院（后更名为青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因仍是军人身份，所以上学期间凡参加正式活动时，我都尽量穿着军装。

那天早上起床后，我叠好被子穿好军装戴好军帽，正打算去吃早饭，忽然听到门外有人说话。他那一口纯正、地道的陕西话，让我的心仿佛突然被一双温暖绵软的大手捧住了似的，是那样的亲切，那样的感动。我自1972年12月离开故乡来到部队，见的是“五湖四海”，听的是“南腔北调”，除了陕西乡党在一块相聚大家都说陕西话之外，其他场合，基本上操的都是“醋溜”普通话（因普通话不标准，家乡话也变了味儿，听着酸溜溜的，故有此称），到了青海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更要讲普通话，所以很少听到陕西家乡话，今天在这儿听到这么动人心弦暖人心窝的陕西话，我的心仿佛已经和门外说话的那个人紧紧地贴在一起了。当然，乡音亲切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从那人说话的声腔语调上，听出了他不仅是个陕西人，而且是个非常实在的陕西人，立即便产生了想和他说几句话的欲望。我拉开房门，门外果然站着一个中等个头，面容清瘦的中年人。他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样子，一望就觉得十分和善。我忙用陕西话问：“老哥，你是陕西人吗？”

他回答说：“是的。陕西富平的。你也是陕西人吗？”

我说：“我是陕西蓝田的。”

他又问：“你是省军区的吗？”

我说：“我是铁道兵。现正在青海师范学院读书。”

他又亲切地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答：“我叫韩怀仁。”

一听我的名字，他突然兴奋地喊道：“噢？你就是韩怀仁？”

老哥的兴奋让我有点莫名其妙，不知道他为什么一听我的名字就那样高兴。

也许他看出了我的疑惑，连忙又说：“我叫王贵如，在海西州委宣传部工作。我们海西办了一份杂志叫《瀚海潮》，你给我们投过一篇稿子，是一个短篇小说，对吧？”

确实是这样。我写了一篇小说，题为《驱不散的冤魂》，投给了《瀚海潮》。可是将近三个月时间过去了，既没见发表，也没见退稿（那时绝大多数编辑都很负责，稿件倘不采用，一般都会退还给作者的），我心里还正纳闷，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老哥高兴地对我说：“你那篇稿子写得不错，编辑部的人都说是一篇好稿子。”

既然是好稿子，为什么就没有发表呢？

贵如兄进一步解释说：“《瀚海潮》准备近期改刊，把原来的三十二开本，改为十六开本。这样，刊物就会显得比原来的大气。为了不仅让外观大气、上层次，而且更重要地要让内容也大气、上档次，我们挑选了一部分优质稿件，留在改刊后的《瀚海潮》第一期上发。你那篇稿子就是留着准备第一期发的。只是由于编辑部人手少，工作特别忙，没有来得及给你发‘用稿通知，有点对不住你。”

听了贵如兄这么诚恳的一番话，我眼眶立即便有些潮湿，心里热辣辣地波翻浪滚，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作为一个学生，尤其是以部队战士身份考上大学的一个学生，我那个时候是多么盼望能发表作品呀！我当兵最大的愿望是“争取提干”，进而彻底“跳出农门”，然而惭愧的是，我在部队苦苦奋斗六七年了，至今依然是大兵一个。虽说上了大学回部队后提干的几率都在90%以上，但有人大学毕业回部队后仍被处理复员的消息，也不是一次两次耳闻。为了保证大学毕业后能够提干的“保险系数”，我必须在读大学期间，争取在报刊杂志上多发表作品或文章——不少已经提干的战友给我说过，在报刊上发表数量可观的稿件，正是他们能够“实现自己奋斗目标”的成功之道。更何况，我渴望多发表作品还有一个原因——我想尽快还账。1978年10月，我慈祥的老母亲不幸与世长辞，为了给母亲治病和料理丧事，我欠了同学和战友许多钱，而我每个月的津贴仅二十元多一点，我就是一分不花不用，要还完欠账也得好几年时间。战友是知心换命的战友，同学是特别要好的同学，以他们的品德心地而论，即使我三年五年还不了，他们都绝对不会逼债的。可是人家不逼，咱好意思慢腾腾地拖么？所以，在那个时候，哪个刊物能发我的作品，能给我寄点稿费，简直就是我的恩人。现在，《瀚海潮》要发我的作品了，主管刊物的王兄还这样诚恳客气，我怎么能不感激得眼眶发潮呢？

然而，让我感动的情节并没有到此为止。

相识之后，越接触越觉得这位老兄心地善良，见识高明，值得敬佩，从心里真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了。听课的时候，我们坐在一起，讨论的时候我们也在一起。讨论时他说的话，几乎都是我想说而说不出来的。在给学习班讲课的人物里，有一位“老革命”（此人早已离世，出于礼貌，恕我这里不写他的名字），也许是受极左思想影响太深的缘故吧，尽管那时粉碎“四人帮”已好几年了，可那位“老革命”讲的内容，几乎还是“文革”中的腔调。我听得十分反感，但却不知怎么反驳。王兄在讨论会上的发言就显得极有智慧，他既对那位“老革命”的观点明确表示了不同意见，又把话说得极有分寸，不至于让“那位”的脸面过不去。

该吃午饭的时候，王兄对我说：“中午咱不在会议上吃了，西门外边刚开了一家饭馆，卖的是咱陕西的岐山臊子面。咱到那儿品一回家乡味儿去吧。”

这话正合了我的心思，一是我也很想尝尝家乡饭的味道，二是我正“思谋”着找个机会请一请王兄呢。请王兄，说高尚一点儿，是报答《瀚海潮》编辑对我稿件的知遇之恩；说庸俗点儿，就是还想“巴结”一下编辑。

在我的“计划”里，这顿饭必须是我请王兄。可是吃完饭当我要开钱的时候，贵如兄竟一把拉住了我，死活不让我付账。他说：“是我叫你来的，咋能叫你开钱呢？我请客，你开钱，像啥话吗？”

我说：“这顿饭应该是我请你才对呀！”

他紧紧地拉着我坚决不放手，说：“你要这样我就生气了！”

看着王兄真诚得脸色几乎都要变了，我只好不再坚持。尽管那顿饭也就几块钱，但王兄厚道为人的品德在我心里产生的震撼却是太强烈、太深刻了，以致让我一辈子都难以忘怀。

不久，改版后的第一期《瀚海潮》以全新的面貌与读者见面了。果然，我的短篇小说《驱不散的冤魂》就发在那一期上。很快，稿费也寄来了，居然有四十多块！这对当时手头拮据经济困窘的我来说，实在是雪中送炭般的一大笔收入啊！

接着，贵如兄又给我写信，鼓励我继续给《瀚海潮》投稿。我也没有辜负王兄的期望，又写了几篇，《投案》、《身后》、《他比我笑得好》等，后来陆续都在《瀚海潮》上发表了，而且《驱不散的冤魂》《投案》和《身后》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好几篇评论文章对这几篇作品给予了很好的评价，安徽合肥的一位作者给编辑部写信，说不但十分喜欢《驱不散的冤魂》，而且还想把它改编成电视剧。编辑部把那封信转给了我，我也很快给那位从未谋面的朋友回了信，同意他改编。尽管后来那位朋友并未改编成功，但小说在当时的影响可见一斑。可以说，当时我能在文学创作上保持那样的热情，取得那样的成绩（除了《潮》上发的作品外，其他十余家报刊上也有我的作品露脸），的的确确是受了王兄的影响。是他给我引导，给我鼓励，给我指点迷津，我才能不断地咬牙坚持，奋力前行。

1979年读大二时，依据有关政策，我结婚了。也许是由于两地分居，也许是别的原因，总之结婚两年多了，我们却一直没有孩子。1981年暑假，我因要完成部队急需的一项创作任务不能回家。为了实现能有个后代的愿望，便让妻来青海与我团聚。贵如兄和嫂夫人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发出热情的邀请，要我们俩无论如何要到德令哈他们家里去住几天。完成了部队的创作任务后，我和妻乘部队运输货物的大卡车来到了德令哈，来到了贵如兄家。

和王嫂虽是头一回见面，可见面后的感觉，仿佛我们二十年前就认识似的。王兄王嫂待人都特别真诚，但表现形式却不大一样。如果要打比方，王兄就像是一座锅炉，里头是熊熊燃烧的火焰，可外头看起来倒是平平静静，平平常常，甚至平平淡淡，只有走近他的内心时，才会发觉那热量蕴蓄得竟是那样巨大，那样深厚，那样持久。王嫂则是烈焰腾腾的篝火，明亮，灵动，活跃，打老远那热火气儿便扑面而来。她笑得很亲切，也笑得很坦荡。王兄家住的是平房，一家四口住得紧紧巴巴，为了接待我们，王兄老早就安排好了住处，王嫂则是倾其所有，把家里所有的好吃好喝都拿了出来。

第二天，王兄又领着我俩到《瀚海潮》另外几个“当家的”——高澍、王泽群、董生龙的家里走了一圈。那些我曾经仰慕的文学老师、情感兄长，在王兄的引领下我全都见上面了。王兄的心意我明白，他想让我和《瀚海潮》的“大拿”们都认识一下，熟悉熟悉，以便今后有更多的联络，毕竟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朋友多了路好走”嘛。同时，我猜想，他这样做也是为了海西的文学事业有更好的发展——编辑多和有潜力的作者（我感觉他已视我为“有潜力”者之一了）交朋友，稿源充足且质量不低，对刊物来说无疑大有裨益。

在德令哈待了三天，知道贵如兄和其他几位编辑老兄的工作都很忙，第四天我们便打算告辞。没想到临别时王嫂又给了我们一个意外的惊喜——除了牛肉干等吃食之外，她竟然还给我们准备了一包至少有三斤重的驼毛！我夫妻当时真感动得手足无措，嘴张得老大不知该说什么。驼毛这东西，别说在内地是稀罕之物，就是在青海，在海西，也不是谁想要就能随便获得的东西呀！

以后的许多年间，每当回忆起青海的时候，我和妻都要反复说起1981年暑假那三天的德令哈之行，说起王兄王嫂的厚意深情。

1982年1月，我大学毕业从青海师范学院又回到了我的原部队——铁道兵第十师。一有明确政策，二有我在学校的表现（上学四年间发表的十余篇作品也是成绩之一），我自然而然由士兵变成了军官，顺理成章地端上了“铁饭碗”，多年来悬在心上的一块“石头”总算是稳稳地落在地上了。

然而，我在文学创作道路上的脚步，却仍然没有停止。

如果说从前的努力创作是为了“谋饭碗”，那么当“铁饭碗”已经端到手上之后，为什么还要劳心费神笔耕不辍呢？这，又和贵如兄的一堂课有关。那是我大学毕业后在乌兰县师部文化科工作时的事情。

1982年夏，有一天，听说乌兰县文化馆要举办一个业余文学创作学习班，记不清是文化馆通知我们师文化科了，还是文化科听说这件事以后主动要求的，总而言之，我赶到学习班上听课去了。在学习班上，我意外地碰到了贵如兄。我惊喜地问他怎么也到乌兰来了，他说是学习班上请他来讲课的。

贵如兄的讲课绝对是一流水平。他语言幽默，辞锋敏锐，一会儿引用哲人睿语，一会儿吟诵古典诗词，一会儿阐释经典的文学理论，一会儿又结合他的创作实践现身说法，听众都听得十分入迷，既十分钦佩他的渊博学识，又特别欣赏他的智慧表达。他讲课时举的一个例子，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我不知这个例子他现在还记不记得，反正我是终生难忘。在我几十年的讲课生涯里，我不止二三十次给我的学生复述过这个故事）。他是在讲伤痕文学时说到这个例子的。当时讲述的观点是：有时候，含蓄的表达往往比直白的表达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比如同是控诉“文化大革命”给人们心灵造成的伤害，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陈国凯的《我应该怎么办》等，都是影响巨大的作品，但是相对而言，都比较直白。那样的小说好不好？好！可要论对人心灵的冲击与震撼，有一个短篇小说（或者可以说是一个小小说）的艺术魅力似乎要更胜一筹。那小说的名字王兄当时说了，可惜我忘记了，但那个故事我记忆犹新。

那故事是这样：有一个在“文革”中蒙冤入狱的男人平反出狱了，他的朋友想要给他压惊洗尘庆祝一下，就决定请他吃一顿饭。他们俩是在广州见面的，朋友说一家饭馆有一道极具特色的菜——活猴脑，一般人不易吃到。于是他们就一起来到了那家饭馆。

活猴脑的吃法是：食客先到后院的猴笼里挑选一只猴子，然后由服务员把猴子提到设有特殊装置的餐桌前，刚好把猴头上部夹住露在桌面上。服务员剃毛清洗之后，用一个小巧的铁榔头敲开猴子的头盖骨，白白嫩嫩的猴脑就呈现在了食客面前，这时食客可根据自己的需要往猴脑里边放上调料，用勺子搅匀了享用……

当然，在制作这道“美味”的时候，可怜的猴子一直在发出凄厉的惨叫。

这种吃法，刚刚出狱的男人实在于心不忍，他吃不下去，提出要走。朋友说，既然来了，怎能白跑一趟呢？不由分说就把他拉到了后院。在后院看到的情形，更让这个男人心惊肉跳：笼里的猴子一看有人进来，他们全都诚惶诚恐可怜巴巴地向食客们作揖，那可怜的眼神分明在说：“饶了我吧！千万别选我！饶了我吧，千万别选我！”男人心酸得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朋友却非要他选一只，他实在无法，就胡乱指了一下。可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下边出现的情景几乎要把他的心撕碎了——刚才是所有的猴子都在作揖，而此刻只有那个被他指中的猴子在作揖求饶，而其它的同类则一齐用力把那只作揖的猴子向外推……

男人忽然想起了“文革”，这里的“猴整猴”与“文革”中的“人整人”是多么惊人的相似啊！多少可怕与辛酸的往事一刹那全涌上了他的心头，他几乎是喉头哽咽着离开了猴笼，跑出了饭馆，一路飞奔，再也没有回头……

王兄讲述这个小说时，他的喉头是哽咽了，而我则忍不住热泪横流。因为这个小说让我想到了1966年我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

母亲因为不肯昧着良心诬陷他人，竟然在“四清”工作组的心目中成了“包庇坏人的坏人”，受歧视，被排挤，受打击，被批斗，因为看到母亲在一个批斗会上被辱骂甚至被殴打，我实在气愤不过，就骂了那些所谓的“社教运动积极分子”几句，结果十三岁的我也被拉上批斗会遭到“批斗”。后来在中学的教室里，一个同学“揭发”我“攻击过社教工作组”，刚刚还准备选我作为学生代表赴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的同学们，一下子全都变了脸面，愤怒地声讨我，说“攻击工作组就是攻击党中央、攻击毛主席”。这一罪名，不仅让我“接受毛主席检阅”的梦想成了泡影，而且班长也被撤销了……听到众猴一致往外推掀那个不幸的孤猴子的情节时，我一下子就想到了1966年9月下旬我在教室里被群起而攻之的那个情景，那个可怜的猴子多么像那个时候的我，或者说，那时的我多么像这个被群起而推之的可怜的猴子……

王兄举的这个例子在我心里激起了强烈的共鸣——当灾难（不管是战争还是害人的政治运动）来临的时候，当人人自危而又个个想求自保、自免的时候，一旦有一个不幸者成了首当其冲的受害对象，曾经和他是同一营垒的伙伴们，有许多就会为了自保而落井下石，陕西话称作“掀下坡子碌碡”。人类文明进入二十世纪了，我们跟猴子的距离到底有多远？那个出狱的男子拼命向前奔跑而再也没有回头，寓意也相当深刻——中国“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人类悲剧，再也不能重演了啊！

大学毕业后，我本来也是有一番“雄心壮志”的——我想用我在大学学习的知识加上名师大家的指点，好好写一部大戏，歌颂我们铁道兵可歌可泣的事迹和贡献。然而，突然传来消息：百万大裁军！数十万老铁弟兄将要脱掉军装集体转业！为了让妻子和儿女也能“跳出农门”，吃上所谓的“商品粮”，在几个好心人（他们的故事我将另文记叙）的帮助下，我从铁道兵调到了西安二炮工程学院。

离开了青海，当面聆听王兄教诲的机会少了很多，但是我们的通信一直未断。我在创作上有了问题或困惑，常常向贵如兄请教。2003年，我写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脉脉此情谁诉》（即《大虬》的前身），我把打印稿给王兄寄去征求他的意见。王兄特别认真地看完全文之后，除了热情的鼓励，他还非常诚恳地提了几条意见。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意见是：“不着急，慢慢来。不必匆忙出版，要出就出一个打磨得比较精细的作品。”听从王兄的意见，我也真的就沉下心来，不再急功近利地弄什么“急就章”了。一边教学和参与学校的文化工作，一边慢慢地对小说进行修改。又经过了五年时间，在不少学生的催促下，我才将小说拿去出版，就是大家看到的《大虬》。

《大虬》问世后，我给王兄寄去了几本。很快王兄就给我打来电话，对《大虬》予以充分肯定。2010年，在学校和陕西作协联手给《大虬》召开研讨会前夕，王兄特意撰写了一篇评论文章，题为《气蕴含藏有真味》。在文章中，他用热情诚挚的笔触对《大虬》评价说：

“《大虬》用一种带有浓厚陕西方言韵味的叙述语调，用一种平实、质朴、俗中见雅的文学语言，为我们讲述了发生在关中农村碧竹寨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农村的风云变幻与历史变迁，看到了中国这一历史时段农民真实的生存状态和心路历程，看到了他们的爱情，他们的奋斗、挣扎和面对困顿时的坚韧、顽强、包容、温情的灵魂底色。无论是思想分量的沉重，还是艺术表现的沉着，都可以表明，《大虬》是近年来农村题材创作的重大收获。对韩怀仁本人乃至陕西的长篇小说而言，无疑也有着突破性的意义。”

这篇文章在《陕西文学界》、青海《党的建设》和《雪莲》等多家杂志上发表后，又被多家网站和《铜川文艺评论》等刊物转载。

自从1979年与贵如兄相识，至今已经整整三十五年了。无情的岁月让我们都已步入老年而青春不再，但是我们的感情却历久弥笃、愈加深厚了。我于2012年退休，与前多年相比，清闲了许多，也沉静了许多。可越是沉静下来，就越是想起从前，想起一路走来给我帮助的人。他们给我的深恩厚情我无以回报，只能用笔记下一个又一个恩人的故事，算是给自己心灵的一种慰藉吧。

我的人生路上，因为有了贵如兄，便与《瀚海潮》结下了不解之缘。我要感谢《瀚海潮》，感谢贵如兄。此生能与贵如兄为友，实实地三生有幸啊！

【责任编辑 柳小霞】

【作者简介】韩怀仁，陕西蓝田人，1953年出生。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小说集《今夜又是月圆时》《朝霞红晚霞红》，长篇小说《大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