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的拔贡

拔贡是清末读书人的一种功名，相当于时下的职称。秀才被选拔为贡生，叫拔贡，也叫贡爷，旧时只要称爷的，一般都不一般，诸如少爷、老爷、大老爷、县太爷、包公爷、老天爷、土地爷，是让人们敬仰的主儿。拔贡不一般，凡选拔为贡生的，人们就称贡爷。

早年间，成家大庄没有学堂，更谈不上识文断字的人，学堂就是成家大庄的祠堂。拔贡的第一堂课就来了个下马威，把娃们就震住了，震得瞠目结舌，无所适从。他讲的不是“人之初，性本善”，也不是“子曰”、“诗云”，而是流传于这一地区的一首长歌。他背着手踱着步子，摇头晃脑地反复默念着：

劝民有事莫经官，人也安然，己也安然。

请众公剖是非蠲，你也无怨，他也无怨。

听人唆讼到衙前，告也要钱，讼也要钱；

差人奉票又奉签，锁也要钱，开也要钱；

投到州县细盘旋，走也要钱，坐也要钱；

……

拔贡要求每个娃把这首一韵到底的长歌背会，背得滚瓜烂熟，然后回家教给他们的父母，这是拔贡下了狠心的，只要有一个娃还没有背会，他就不会进行下文。

头一天，拨贡沉浸在自我陶醉中，学堂里的娃们高昂着鹅一样的头颅听着，那些“钱钱钱、焉焉焉”冗长的音韵，似听天外来音，有打瞌睡和开小差的，他就在讲桌上响亮地敲一下那块榆木戒尺，宛如县太爷的惊堂木，把娃们惊得立马耸起了两只耳朵。第二天，他念一句，学生念一句，第三天，还是他念一句，学生念一句。三天下来，班上最大的学生成五十六只念会了半句“福也绵绵，寿也绵绵。”

成五十六官名叫成有德，是拨贡给他起的名字，但他更喜欢人们叫他成五十六。成五十六坐在学堂里只觉得头里像捣了一棍蚂蜂窝，乱糟糟的，他晃了晃脑袋，嗡嗡的声音总算停了，随之而来的却是“哗-哗”的跟父亲在草房里蓐草铡草的声音，他捂住了耳朵，眼前冒出了一片金花，耳朵里又是跟母亲在水磨坊里磨面时格面萝儿“咣当-咣当”的声音，一声响比一声，他从小野惯了的性子无法适应学堂里规规矩矩的生活。

成五十六看了看拔贡自我陶醉的样子像吃了鸦片烟，便有了可乘之机。他向前后左右看了看谁也没有注意他的所作所为，笨拙地拿起毛笔在墨盒里胡乱舔了一下墨，在纸上又糊乱涂抹了几下。一片模糊中，他突然发现了一群骡马活蹦乱跳的样子，像皮影戏里的某个情境。成五十六又在纸上涂抹了几笔，他歪着脑袋看了一会儿，很像是一只野鸽子。

还在成家大庄祠堂没有改成学堂之前，成五十六经常在房檐上看见上百只甚至更多的野鸽子，他和几个要好的伙伴用扣儿偷偷套了几只，在山洼里点燃柴火，糊上一层泥，把泥烧烤干了，再扒了毛，那肉味儿香极了。有了第一回，就有第二回、第三回，那妙不可言的肉香像渗在骨头里的毒瘾一样，让他们乐此不疲地就范。但后来听大人们说，祠堂里做窝的野鸽子是神鸽，大凡一种动物一旦成了神就有了灵性和神圣，一只鸽子就代表着成家大庄一口人，大鸽子就是大人，鸽娃子就是娃，从此，他们对鸽子敬而远之。无数个日子他们只能远远地看着鸽子在天空中自由飞翔的样子，像天上悠动的云彩，他们爬在土墙上，仰视着一群群银灰色的鸽子，就像狗们无可奈何地望着夜晚的星空，谁也不敢把鸽子怎么样，那香气诱人的烤鸽子肉成了他们铭心刻骨的记忆。

成五十六抬头向外一望，对面祠堂的青瓦上正好蹲着几只野鸽子，踱着将军一样的步子，一点也没有飞走的意思，他听见了“咕-咕-咕咕”的声音，他托着肉嘟嘟的下巴望了很久很久，头脑里满是鸽子的影子，思绪早就飞到九霄云外去了，口水泡湿了袖口。

拔贡走了进来，高声喊道：“成有德！”

成五十六木木地坐着不动，一点也没有反应，所有的娃都没有反应，这样的场面已经不是一回二回了，一个人的名字叫到十五岁，在那个小小的群体中也许就很难改变了，拔贡只好又喊成五十六。

成五十六哼哼央央了一会儿，差点把头上的小铲发抠下来，急得鼻洼里沁出了一层汗，但背出的“虽然几句俗语言，有人相劝并相传”，还是前不答言后不答语。

拔贡教了一辈子的书，教得快要入土为安了，但没有教过这么笨的娃，他走到成五十六面前说：“把手伸出来！”

成五十六大大咧咧、无所事事地把手伸了出去，他骡子一样结实的身板儿从来不怕别人打。拔贡板着脸着实打了一戒尺，他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只要不让他背书写字，一天打一戒尺也无所谓，反正学堂不是好进的，念书不是好念的，何况他一个长工的儿子能念成书，不是冰台上长牡丹、三九天吃西瓜的事吗。

然而，从种种迹象和一些人文底蕴表明，成家大庄约定俗成的乡风民俗就是从拔贡的这首长歌开始的。

转眼间，半年的光景过去了。幸好学堂里坐的大都是成家大庄的娃，没有同学间的陌生，只有对于念书生活的新鲜，加之成五十六是岁数最大的一个，课堂里虽然不好受，下课后他却是娃娃头儿，见拔贡进了自己的厢房，他把那些比他小几岁的娃想怎样摆布就怎样摆布，在成五十六硬朗的身板和强大的力量面前，他们一个个都听他的使唤。因此，在这个学堂里拨贡是大先生，成五十六就是理所当然的二先生。

日子像磨槽里悠闲的流水哗啦啦淌着，成五十六的个头儿像夏天的庄稼日新月异地长着，八个月后，拔贡开始了“四书”、“五经”的正规教授，成五十六就觉得先生自鸣得意的唱腔（他总认为先生是在唱书，而不是念书）跟乡民间的庄稼话相比，除少了道观里的响铃和木鱼声，简直就是一个可恨的道人放咒，一个可恶的和尚念经，一个蛮蛮的胡言乱语。在他看来，念书根本不是像大人们说的知书达理、光祖耀宗的事，而是上刀山，下火海，熬油锅，甚至就跟蹲大牢和饿肚子差不了多少。成五十六每天坐在马扎上，像坐在钉子上一样难受，他的身上像无数个饥饿之极的虱子张开大口叮咬着，因此，他在课堂里要求上茅房的次数越来越多。

拔贡说：“成五十六，你吃的是六味地黄吗？”

成五十六没有回话，做出一副很难受的水火不留情的样子。

成五十六的父亲成老五，素来简单平常的生活似乎也多了一些事情，他每天晚上抽过了一阵旱烟锅子后在炕头上磕几下，把成五十六叫过来说：“五十六，你要好好念书，不念书就像我一样一辈子当长工，一辈子让人看不起。”

成五十六有点不耐烦地说：“当长工有啥不好。”

成老五在成五十六的小铲头上着实敲了一烟锅，愤怒地说：“我把你这个倒囊子怂，天生的鸡儿命。”

“你命好，咋当长工哩！”

“日你的贼先人！”成老五把爬在炕沿上写字的成五十六着实踢了一脚，成五十六用桦树皮订起来的本子哗啦啦散了一地，那些核桃大的字无可奈何地睁着黑糊糊的眼睛。成五十六反目为仇，狠狠踩了几脚。

成五十六从地上重重爬起来，肩膀慢慢地左右拧动了一下，像一个打手动手前的热身和预备，但没有动手，他木木地回敬了一句：“我先人也是你先人，你日！。”

成老五从炕上跳起来，成五十六口里喊着“我这是学着你说的”，早跑得无影无踪。

夜里，成五十六没有回家，他蹲在旱场上望了一会儿星空，睡在成家大庄的一家草房里，不一会儿就睡实了，他觉得草房比炕还要暖和一些。

拔贡的课已经讲到《中庸》，他同往常一样，每讲到新的篇章，就摇头晃脑地沉浸在自我陶醉中，那神情像吃了鸦片烟一样，慢慢的成五十六也像吃了鸦片烟一样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境。

拔贡念道，《中庸》曰：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由是言之，中和岂可以须臾离哉！

成五十六终于熬受不住拔贡之乎者也的玄奥高妙和自我陶醉，一坐在学堂里的马扎上，鼻孔里就钻了无数个贪婪无度的瞌睡虫儿，起初那些虫儿还战战兢兢地不敢把成五十六怎么样，在鼻子里小打小闹地作怪，见成五十六不把它们怎么样，便彻底放开手脚，大大咧咧地像毒瘾一样肆无忌惮地生满了全身。许多日子，不吃饱饭还好，一旦肚子里踏实了，他在上午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下午的日子更加稀里糊涂。如果不是肚子饿或者口渴这些生理上的正常反应，说不定他会心安理得地睡到日落西山、月明星稀。

还好，半年后就在成五十六实在不想念书，每天早上让父亲用拳脚和棍棒赶着他走进学堂的时候，拔贡开始了珠算教授，给了成五十六一个把书继续念下去的转机。

拔贡小心翼翼地搬出来一样物件，他双手托住的样子，很沉。他小心地将物件平放在讲桌上，解开一层黑布，再解开一层白布，是一块算盘。拔贡对娃们招招手，很慎重地说：“你们来摸摸！”

几个娃挤了过来，看不见的娃干脆把脚踩在马扎上，二十一张脸像二十一朵向日葵灿烂地开放着。

他们把手伸过去一个一个轻轻摸了，一个个露出了惊讶的神情。成五十六不是摸，而是着实捏了一把就吃惊地瞪大了眼睛，原来是块石头算盘。不光算珠是石头的，连排档、盘框也是石头的。这是一块用本地产的中坝玉雕出来的玉石算盘，冰凉冰凉的，似乎是从地窖里刚刚挖出来的。成五十六想，它能算么？能算出加法减法吗？

拔贡看着他们一一摸过算盘后，左手将算盘提了起来，只见清瘦的手指用力一拗，咔的一声脆响，算盘珠子齐扎扎地去了该去的地方，就像罗家湾兵营里的吃粮人听到了长官的口令，刹那间向左或向右看齐了。所有的娃还没有明白过来，只听咔咔二声脆响，他就打出一排珠子，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拔贡说：“你们看好了。”说话间，只见他瘦长的手一翻一悠，手指啪啪一串弹开，一瞬间，好似大年三十晚上的鞭炮声炸出来，又一串串地在他们耳边滚过，等声音没了，算盘上的一至九个石珠子就杀了一个回马枪，成了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这是拔贡的绝活，简直在耍魔术。

二十一个娃都裂着嘴，眼睛像一个个紫葡萄，耳朵像滑翔的麻雀伸直了翅膀。拔贡说：“别小看这么打一遍石算盘，哪一天你们能够像我刚才这般轻轻松松地打一遍，那就可以在油锅里捞出儿。”

经拔贡这么一说，成五十六就更加吃惊了。心想，到哪一天我才能学到这一手绝技让人们刮目相看呢？拔贡的话是真的，他手指尖上的老茧，跟牛板筋上的老茧差不多哩。

学堂里，石算盘声音响过的第二天，成家大庄最有能耐的华木匠就显示了他高超的木匠手艺。几天后，二十一块木算盘的珠子就在长短不一、高低不平的课桌上哗哗哗哗地滚来滚去。成家祠堂屋顶的青瓦上蹲着的一群鸽子听着这奇异的声音都吓坏了，它们噗噜噗噜惊慌失措地飞起来，在成家祠堂的空中无家可归地滑翔着，见没有发生重大的变故，它们身上的毛也没有少一根，三天后的一个黄昏，它们又重新蹲满了屋顶，一动不动。不久，它们也听惯了这种声音，听不见这种声音反觉着不安全。

一块特制的大算盘挂在黑板上，这是拔贡自己动手做的。山白杨的珠子，足有铁铣把那么粗的珠杆上扎着鸡毛，用来固定珠子。有一天，拔贡用左手去推珠子时，脚尖踮得老高老高，竟然不小心让拔贡挣出了一个十分不雅的响屁，引得娃们哄堂大笑，拔贡转过身来说，对不起，有失大雅。但这并未影响成五十六学珠算的热情，在成五十六的心目中算盘珠儿的魔力胜过学堂里的那一群鸽子。在珠算课上，他宁愿把自己的马扎儿给了讲台上够不上算盘珠儿的拔贡，自己站着打算盘也是心甘情愿的。

终于有一天，拔贡第一次在成五十六的小铲头上轻轻地温暖地抹了一下，成五十六木木地站着不动，但他分明被一种不一样的东西感动了，他像头一回吃了蜜蜂屎一样，眼珠子精灵般地转动了一下，脸上的表情生动起来。那是一种多么舒坦的感觉，让拔贡头一回把他当人看的感觉，使他浑身颤抖起来，他看上去像受了惊吓似的，又像猝不及防地受到了伤害一样。过了好长一会儿，他哇的一声哭了。

拔贡说：“成有德，你身上不舒坦吗？”

成五十六不说话。他木木地站了许久说：“先生，你再抹我一下。”

拔贡头一回把笑脸给了成五十六，又轻轻地抹了。

成五十六的脸立刻变得阳光般灿烂起来，他给拔贡深深鞠了一躬，这是发自内心的一次鞠躬，觉得有些五体投地。

拔贡规定一律用左手拨算盘珠子。他说：“记住了，右手是握生活（毛笔）的，怎么能打算盘呢？左手打出来，右手记，这才正。将来当了账房，连东家都不敢小瞧你。”

就这样，若干年后，成家大庄那一带打算盘的，只要有谁伸开那只手，看到用右手拨算盘珠子的，就有人说这是野路子，不正宗，拔贡的才叫正宗呢。

拔贡的学问对成五十六来说是对牛弹琴，但拔贡在他的头上那轻轻的一抹，像佛祖的一次摸顶，在成五十六心里深深地扎了根，像一颗坚硬的种子在绝望中得到了天雨的沐浴和阳光的普照，那种感觉跟他头一回吃了冰糖的感觉没有什么不一样。那些天，成家大庄到处能听到霹雳啪啦算盘珠子的声音，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个庄子天天过二月二。夜晚的时候，这声音伴随着多少老少爷们进入了梦乡，把成家大庄带入了知书达礼的文明时代。从此成家大庄的阳洼里少了整天价下方的男人，也少了晚上走东家进西家说闲话的女人。他们都守在娃的身边。

成老五白天兢兢业业干完成家的活儿，晚上斜靠在打了补丁的褐被上一边抽着旱烟锅，一边耐心看着儿子在炕头上霹雳啪啦打算盘，他的心情显得轻松多了，他就那么静静地望着灯影下儿子硕大的影子一会儿比一会儿大，一直大到满屋里全黑了，也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第二天走路时他就更加不紧不慢，做活也更加主动和稳重。他见了拔贡说：“先生，娃儿会打算盘了，是你的劳苦！”

拔贡说：“应该的，应该的，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拔贡话虽这么说，但心里觉得有了一种安慰，很知足的样子，连成五十六这样的娃都把算盘打得脆响，是他教授有方。

拔贡教了加减乘除之后，说这是基本功。能否把一只算盘打精打活泛，就要学会另一招，破头算。原来这算盘的算法都是从尾算起，够十进位，破头算却是从头数算。

拔贡说：“破头算不仅好算，而且算速快，差错少。如果需要，可以边算边报出答数。”

成五十六很快就学会了，一比较，果然好。他对珠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像喜欢天空的那些鸽子、麻雀一样，每天都充满了翱翔的向往。礼拜天是给东家放羊的日子，他一个胳肘窝里掖了算盘，另一个胳肘窝里掖了干粮风一样跑了。他给头羊扎了麻筋，把羊群赶到山里盘腿一坐，就开始打他的算盘，左手哗啦哗啦拨珠子，右手握着一个棍子在地上记数子，他能一口气从一九打到九九（加法），然后再打规法（除法），直打得天旋地转，日落西山，饥肠咕咕。日暮西山的时候，他长长地打了一声口哨，羊们就心领神会地开始回家了。

成五十六在拔贡深奥的“四书”、“五经”中没有找到他感兴趣的东西，在成家大庄祠堂读了三年书最终还爬在一年级的小马扎上，以至在学堂里流传着“五十六不成材，三年学得二绵绵，福也绵寿也绵，绵得五十六头睡扁”的歌谣，但他学得了一手过硬的算盘。他二十一岁那年，果真就成了成家大庄成族长家里的账房先生。

若干年后，新的政府刚刚成立时，政府机关里的财会人员十有八九都出自成家大庄。成家大庄的人都怀念拔贡。

范家萍的普通话

范家萍多山，山体滑坡是家常便饭，想找出一块平地来，比工业时代雨过天晴的彩虹还要难。因此，范家萍人即使在平坦的路上行走，也要向前努力倾斜着，似乎背着一卷沉重的行李。

早年间，范家萍没有像样的学校，学校设在一座张风漏气的庙里。庙是山神庙，庙里有一座泥塑的菩萨，由于当初塑的人手艺差，不久那个栩栩如生的菩萨身上、脸上开了许多口子，人们觉得这件事非同小可，一次又一次抢救，像时下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几经周折，用红粘土把菩萨糊成了四不象。

因为菩萨就是山神，庙里的香火倒是有一些。

相传庙里经常闹鬼，把一个女人闹疯了。闹鬼的时候往往是有月亮的夜晚，月亮从树稍上探出半张脸来，伴随着一阵阵徐徐的轻风款款吹来，人们就能听见一个女人凄美的哭声，一直哭到范家萍的公鸡叫鸣的时候，宛如动情的口弦。后来来了一位落难的秀才，想在这里以教书育人来糊家养口，其实秀才是个单身。因为范家萍人不开化，没有读书的孩子，秀才待了三个月才来了两个学生，庙里的香火又维持不了他最简单的生计，一年后秀才在庙里消失了。秀才临走时在庙门上写了一幅祛邪扬正的对联，从此不再闹鬼了。不仅如此，范家萍好几年都是风调雨顺，人们怀念秀才，怀念文化和学问的力量由来已久。庙里的香火袅袅娜娜，甚至邻村的人也来上香。

不料，秀才的对联只管了五年光景，第六年，那副对联雨淋风化得干干净净，庙里又开始闹鬼，范家萍人提议把秀才的那副对联中规中矩写上去。范六爷是唯一从秀才手里识得几个字的人，他照猫画虎写了上去，结果不管用。不但如此，还真有点火上加油的势头。头一年，正值庄稼青黄不接时，家家户户磨好了镰刀，就等着大暑头上开镰，一场几十年不遇的冰雹没收了范家萍所有的收成，扎住了范家萍大大小小几百口人的嘴。第二年春天，又是十几年不遇的干旱，一直到农历四月头上才下了一场雨。范家萍人请了阴阳、道人、法拉、蛮蛮进行了盛大的法事活动。范家萍歌舞升平，桑烟袅袅，他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个道人把一把七星剑插进了肚子，他的腰弯成了一张弓都无济于事。一个法拉吞下去数十枚钢针，做出向天求雨的姿式，也不见一朵云彩。范家萍人确信，不是秀才的对联不好，镇不住村里的天时，而是范六爷的文化太浅薄，那几个半生不熟的字和墨宝不起作用。

因此，范家萍人对读书识字和知书达理充满了一种虔诚的渴望，说什么得有一所学校。有了自己的读书人，会更加管用一些。当然这是范家萍人远年的想法，范家萍有学校是几十年后的事情，那时候连范六爷的孙子都不在人世了。不过，要修一所学校的愿望口口相传，在范家萍已深入人心。

范家萍的平地像黎明前的星星一样稀少，要想把学校建在不让滚掉麻雀摔死蛇的地方，还真不是容易的事情。只能在村里的一角挤出一块几十米见方的地来，让一群年轻人打了土坯，和了草泥，盖出了三间简陋的教室，这是范家萍最初的学校。第二年，打上了夯土围墙，围墙上凿了一个供孩子们出出进进的门洞，看着像一付庄廓。于是，范家萍的天空里飘荡着“a、o、e”、“刀、弓、车”的绝响，袅袅的余音把范家萍带进了文明时代，也带进了太平盛世的年景。于是，范家萍的孩子背起了各式各样的书包。

那庄廓模样的学校跟范家萍普通的农家没有什么不一样，只是孤立无援地蹴在山窝里，只是清晨和黄昏的天空里，除了往日听惯了的鸡叫狗咬的欢畅和队长出工收工的敲钟声，分明又多了一些朗朗的读书声，宛如天外来音，让人们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新奇。

于是，范家萍多了一些新闻。

张家的大娘问李家的大嫂，你家的娃儿上学了吗？

李家的大嫂说，上了，上了，还学会了鸭子和鹅的叫声，成天叫个不停，家里快成了一个动物园了。

王家的奶奶问范家的爷爷，你的孙子背的书包上绣着个喜鹊登枝，真好看，是谁的针线呀？

李家的天神宝夜里胡言乱语，传出了：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范家萍有了学校是在1971年的秋天。老师是村里的，在田间地头是务农的社员，走进教室就成了老师。那时，没有什么师范毕业生能够分配到千山万壑的深山里，一听到去穷山恶水教书都望而却步。在范家萍找一名老师比矬子里拔将军还要困难。范家萍人只好就地取材，找村里念过私塾的、念过初小的、念过高小的，一一进行了细致的排查，最后找出了两个高小生，一个初中生。一个初中阶级成份太高，是接受贫下中农教育的对象，谁都担心把孩子们教坏了，不能当老师，只好选中了一个三代贫农的高小生。

经过慎重考虑，范家萍选中的老师是范文岳，生产队不发一分钱的工资，计队里最高的工分，年终凭工分分粮食分红利。那时，队里的挡羊娃和饲养员要算工分最高，而范文岳比他俩还高，说明范家萍人对老师是多么的重视。不仅如此，范文岳星期天在生产队劳动的工分另计。

学校如期开学了。孩子们在土墙的门洞里进进出出，宛如一群飞翔的麻雀。

范文岳当了老师，跟村里务农的社员没有什么不一样。他的头发跟往常一样有些蓬乱，衣服上经常粘着刚刚喂过猪食后的麸皮，偶尔还散发着一股淡淡的猪粪味儿。只是五一、五四、六一、七一、国庆一些大型的节庆日，他才穿上整洁的军便装，插上一支乌黑锃亮的金星牌自来水钢笔。这是最初的时光，日子久了，范文岳一肚子墨水的派头，让纷乱的头发往后翻着，翻得整整齐齐。他背着手在校园和教室里转悠着，宛如大队书记转悠在村里的田间地头，让调皮捣蛋的学生收敛了不规范的行为。

其实，范文岳还有一套中山装，只有每年清明上坟或村里的丧事里作为先生抑扬顿挫念祭文时，才能穿一回。在他认为，清明祭祖和让死者入土为安是十分庄严的事情，所以他的穿戴绝对不能马虎。他的这套中山装永远是七成新的样子，也永远透露着一个读书人的为人师表，也永远是村里人效仿的典范。谁家孩子穿戴散皮豁眼，村里的人就说，不学好，看看人家范老师。也许是范文岳的为人师表，多年后，范家萍人一个个都衣着整洁，说话也都不带把子（脏话）。

范文岳不仅有拿村里最高工分的特权，还有扣社员们工分的特权，这是范文岳能够在学生中呼风唤雨的尚方宝剑。谁家孩子调皮捣蛋实在无法管教，他可以给大队书记打小报告，然后大队书记给队长打一声召呼，扣去家长一天的工分，让孩子和他的家长喝西北风去。不过，孩子们都怕他，没有一个兴风作浪的，没有一个朽木不可雕的，他也从未做过这种出格的事情。正因如此，在范家萍出现了教育史上的奇迹，高小毕业生教出了优秀的的完小毕业生。

范家萍没有讲普通话的人。早年间，走南闯北贩卖山货的范三福讲着一口跟村里人不大一样的话，人们错认为那就是让人们仰望的普通话，其实，压根儿就不是，是陕西腔。因为他把“我”读作“鹅”，还咬得特别重，几乎要把自己的舌头咬出血来。在范家萍土生土长开天辟地讲普通话的人是范文岳。范文岳有讲普通话的先天条件和基础，他隔三岔五去学区开会培训，偶尔也有去县城的机会，见多识广，他能说普通话。他把普通话说成不懂话，或者说成外语，范家萍人也是认可的，谁让他的中山装像个有学问的人呢，谁让他走路的姿态永远那样四平八稳呢。不过，他的普通话的确不怎么样，他会把“气”读成“刺”，把“死”读成“西”，把“绿”读成“路”，读得学生云里雾里，不知所措。他的普通话也实在不怎么样，实事求是地说，只能算是范家萍的普通话，走出公社就不好说了。这一点也不怪范文岳没有讲普通话的天赋，怪就怪范家萍的自然环境。因为范家萍山高地陡，祖祖辈辈走路都弓着腰，低着头，说出来的语音棱角太硬，几乎没有委婉的上声（普通话里的三声），尽是去声（普通话里的四声）。范文岳认识到了这些，他对学生说，学普通话最关键的是要解决上声和去声的问题，可他自己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学生怎么能解决呢。

对普通话范家萍人一点也没有底，因为村里没有一个人真正说过普通话，要不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他们也不会把范三福的陕西腔当成普通话。几个上了年岁的老人说，好端端的人话不说，干么学不懂话呢？因此，范文岳说普通话和在学生中推广普通话，说不上四面楚歌，但一定有些困难。

那时范家萍还没有电视，听说公社卫生院的阿拉（上海人）大夫有一台12寸的黑白电视机，范家萍人谁也没有看见过，就不敢奢望了。范家萍人唯一能听普通话的渠道是，“摘帽右派”丁建成从祁连八宝农厂带回来的一台破旧的“春雷”收音机，让村干部做了好多次思想工作，才同意让大家听。久而久之，村里人听习惯了，听出了味道，试着收音机里的普通话自己发了一下音，感觉很是新奇，再发了一下音，才觉得范文岳的普通话怪怪的，不免偷偷笑了。不是一般的怪，简直是鹦鹉学舌。也就是这台破旧的“春雷”收音机，让范家萍人终于识别了范三福普通话的真伪，不然，范家萍人一直还蒙在鼓里，不知普通话是什么。

范文岳从当老师第一天开始就讲普通话。他手拿着课本，聚精会神地盯着要读的课文，他的上嘴唇和下嘴唇憋足了婴儿吃奶的力气，打了好几次架，才发出几个有气无力的音节来。他一字一顿吃力地范读着课文，“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宛如一些粘稠的胶水粘住了他的舌头，觉得他的舌头刹那间就长得在嘴里撑不下了，也搅不动了。他的嘴唇抽风病人似的蠕动着，诸如“绿、死、如”这些平时发音十分流畅的字，要讲成圆润悦耳的普通话，他要盯上大半天，还是吐不出他要发出的那个音来，急得满头大汗，把他的脸挣得一阵红一阵紫，好像透明的茄子。憋得太久了，实在发不出想要发出的音，他干脆用土话解释，学生才恍然大悟。噢，原来如此。

有一次，一位让范文岳得意的学生突然崩出一个接近于普通话的音节，把范文岳高兴得立马翘起了大拇指，连连夸奖说，好样的，好样的。范文岳盯着那位学生的舌头，赶紧卷着自己的舌头学着，支支吾吾了好几下，还是没有弄出那种好听的声音是用舌根还是用舌尖送出来的。于是，他脸上的表情尴尬中透露出一些悔恨来，悔恨自己的舌头太笨了。不过范文岳特别敬业，由于他的普通话实在不怎么样，或许是他的舌头天生就有些不尽人意，他的讲课几乎使出了扛麻袋的力气，脸胀得通红，脖子里暴出了青筋，呼哧呼哧上气不接下气，恨不得把一肚子学问一节课就倒得一干二净。遗憾的是，他的范家萍普通话一辈子也没有得到大的长进，下面的学生很多都听着费劲，比大暑天暴晒在毒烈的太阳光下还难受。

学生们先是迷茫，然后在自己的小铲头上抠来抠去，然后是走神，再然后是交头接耳，继而讪笑。这让范文岳尴尬至极，急得满头汗如雨下，他知道这不怪学生，怪就怪自己不争气的普通话。于是他就退一步海阔天空，立马又把范家萍的普通话变成流畅的土话。为了挽救课堂里出现的败局，为了证明他的实际能力和真实水平，他把黑板当成了救命的稻草，拼命书写。

他的书写充满了忘我的力量，力量不是表现在灵巧的手指上，而是表现在脖子和腰里。他每写一个汉字笔画，比如“撇”和“捺”，腰和脖子就扭动得十分夸张和动情。写“撇”的时候，他的脖子和腰顺其自然地向右扭动，整个身体扭成了一张弓的样子；写“捺”的时候，他的脖子和腰也同样顺其自然地向左扭动，整个身体也同样扭成了一张弓的样子，宛如社火里的妖婆婆。在快速的左右变换中，他的身体让两张弓拼凑成一个椭圆。这不是范文岳故弄玄虚，是与生俱来。在他认为，学问不是随便能做好的，字也不是马马虎虎就能写好的，这跟木匠打造一件自己满意的家具，跟庄稼人务劳一片好庄稼是一样的。

范文岳用粉笔头很快把黑板分成三块，写满一块，再写一块。写满了三块，他喘一口气，奋力把前面的内容擦掉再写。他告诉学生，眼过八遍耳听十遍，不如手写一遍。尽管他书写的粉笔是自己用山里的石膏就地取材制造的满把攥的劣质粉笔，板擦也是征得老婆同意，自己用家里的破毡卷成的板擦，但丝毫阻止不了他传播知识的心劲儿，如同谁也阻止不了他范家萍的普通话。他一边擦，一边写，一边不住口地念叨他拗口的普通话，他知道个别字词学生也许听不懂，但他把自己要说的每一句话都写在黑板上。满把攥的劣质粉笔在黑板上发出呲牙咧嘴的声响，与他南腔北调的普通话共鸣，唾沫星和纷纷扬扬的粉笔灰尽情共舞。一节课下来，他的身上、头发上一片灰白，宛如磨房里的磨主儿。

孩子们哑口无言，只听得铅笔头和粗糙的纸张亲密无间的对话。这不仅仅是对范文岳的礼貌，更重要的是一种尊敬和振撼。

范家萍只有范文岳一个老师，放了学，整个校园空荡荡的，只有范文岳孤独地守着天上的月亮和星星，守着第二天清晨一群麻雀从门洞里吱吱喳喳飞进来。夜里静的只有水和风的声音，能听见老鼠嗦哩嗦哩啃吃窗纸的声响。要求上进的范文岳不虚度年华，他打发夜晚的唯一武器是学习普通话。他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他攥着两个拳头把李白的《静夜思》高声朗读了三遍，他的不听话的舌头总是把“霜”读成“方”，把“思”读成“西”，他真拿自己没有办法。

范文岳赔了老本，他用祖上传下来的一个陶瓷罐换回五张质地不错的旱獭皮，然后用五张旱獭皮借来“摘帽右派”丁建成的“春雷”收音机，跟着收音机里的播音员发奋学习普通话。“春雷”收音机不亏是春天的一声惊雷，把默默无闻的范家萍滋润得宛如北京天安门。范家萍有了来自北京的声音了。他打开收音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他就学一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新闻”，他就跟着学一句“现在开始播送新闻”。遗憾的是，他只能凭自己的耳朵判断播音员圆润的发音，用的是舌尖还是舌根，用的是前鼻音还是后鼻音，他都无所适从，他的舌头在口腔里搅来搅去，也没有搅出让他满意的发音。他只好打开《汉语词典》，一一对照。他对普通话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他的普通话学得殚精竭虑，学得春尽秋寒。

他的学生在讪笑中，一天天向着范家萍特有的普通话推进，一个不落地走进了乡里的初级中学。

范文岳茅塞顿开，他终于想到了公社卫生院阿拉大夫的12寸黑白电视机，如果他能看到播音员发音的口形，一定对他学习普通话有所帮助，但这在遥远的范家萍实在是望梅止渴。就在范文岳山重水复疑无路时，范家萍来了一位会说普通话的老师，这无疑是雪中送炭。

那时范家萍来了一群朝气蓬勃的下乡知识青年，他们在广阔的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就在知青驻村不久，知青点主任想让新来的知青张国良当老师。范家萍的支书起初不同意，他委婉地说，新来的，还不知深浅，等等看吧。支书的意思显而易见，就是把孩子交给一个新手不放心。可是十几天后，支书还是同意了。原因是张国良的父亲在省财政厅当副厅长，给范家萍调拨了一台“东方红”拖拉机。尽管“东方红”拖拉机还没有浩浩荡荡开进范家萍，就让公社从半道上牵走了，但让知青张国良在范家萍当老师的事情已成定局。

范家萍从此有了两名老师，一土一洋。因为张国良讲着一口普通话，范文岳就让他上语文、政治、历史。支书特别对范文岳作过交待，他说，张国良还是个知青娃娃，你要给我看好了。

张国良的普通话实在不错，基本上跟收音机里播音员的差不多，当然，这是范家萍人的评价。在山大沟深的范家萍，张国良的出现简直是一个“白马王子”，他任教后，很快成了许多女孩子崇拜的对象，偶尔也让几个正处在青春期的女孩子产生了一些淡淡的哀愁和暗恋。这不是道听途说，因为在范家萍学校的复式班里，最小的七岁，最大的十八岁，几乎囊括了孩子们的童年、少年和青年。因此，几个岁数大的女生私下称张国良为《红色娘子军》里的红常青。张国良听了十分高兴。

张国良讲课时常常眉飞色舞，声音抑扬顿挫，以手势助语气，动作十分丰富，因而常常是手舞足蹈，特受范家萍孩子们的欢迎。不仅如此，他委婉动听的普通话简直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连收工回来的社员们都爬在教室的窗台上，挤得争先恐后。听他讲课像看一场精彩的演出，特别来劲，那时候几个十七、八岁的女生甚至产生了兴奋的感觉和私奔的念头。

范文岳牢记着支书的话，张国良每上一节课，范文岳也坐在其间，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他跟学生们一块儿兴奋。但他在张国良委婉的普通话里，渐渐有了一些不知所措，因为兴奋之后，只能记住讲演的精彩和课堂里气氛的纷乱，至于讲了些什么，却不甚了了。范文岳以为这可能是因为自己弱智，但与学生交流，却发现很多学生与他一样弱智，问及课文里的许多知识点，学生都把头摇晃得像个白痴，更严重的是，在那年的期末考试时，36个学生，有28个学生的语文不及格。范文岳吓得身上冒出了冷汗，这么简单的题目学生怎么就不会做呢？这一切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范文岳有些迷茫，是不是张国良手舞足蹈的普通话像鸦片烟一样把学生弄晕了呢？

范文岳来不及细想，赶紧要回了张国良的语文、政治、历史，只留自然让张国良上。他知道，精彩的普通话固然好，但传授扎扎实实的学问更重要，范家萍的孩子不能只靠伶牙俐齿、手舞足蹈。

于是，范文岳拗口的普通话又回荡在学校里了。范文岳送走了一茬又一茬学生，拗口的普通话也成了范家萍的乡音。

村 长

范家萍的范三满做梦都没有想过自己要当范家萍的村长。不光是范三满，连他的祖上三代也没有想过要当村长的念头。他的曾祖父在解放前给地主当了一辈子长工，给牲口铡了一辈子麦草，把麦草铡得年年岁岁，纷纷扬扬，宛如深冬的飞雪迎春。最后把一双手铡成了张牙舞爪的螃蟹，还没听见“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也没看见五星红旗在范家萍高高升起，就稀里糊涂埋进了范家萍的黄土。村里人在给他入土为安时，发现他的十个手指宛如一个个肥壮的大虾，怎么弄也弄不直。他的祖父当了大半辈子长工，给地主范老六家放了大半辈子羊，却从不清楚地主范老六家的羊有多少只。他的父亲在他八岁的时候就死了，因为那年遇了百年不遇的荒年，在人们披星戴月挖完了范家萍能吃的野菜后，就死了，死的没有一点响动。几个月后，人们发现他的尸体蜷缩在一个多年来挡羊娃避风躲雨的窑洞里，才宣告他不在人世了。

因此，范三满在范家萍能当上村长不是水到渠成，是冷灰里爆豆子，是划时代的开天辟地，是祖坟里冒了一股青烟。

可人走时运马走膘，范三满偏偏就莫名其妙地当上了范家萍的村长，这让范三满有点不可思议，有点儿诚惶诚恐。当村长要多多少少有点文化，范三满没有文化，连一个“八”字都不会写。当村长要多多少少有点伶牙俐齿、滔滔不绝救世济民的口才，范三满却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响屁。不仅如此，范三满还残着一只胳膊。可是换届选举的时候，范家萍人几乎都不假思索地踊跃投票，选他当了村长。这简直是，确哉怪哉萝卜上长出个蒜薹。

选举大会是村支书范三爷主持的，范三爷德高望重，在范家萍当了十八年的村支书，村里人叫他范三爷不是他年岁高，是他在范家萍的行辈高，他今年才五十八岁，他这个辈份的人就剩下他一人，不称他爷称啥。让范三爷主持选举会，不是范三爷自告奋勇，是乡里的意思。

坐阵的是乡里的一位副书记，唱票的是老村长，监票的是文书，在黑板上专心致志画“正”字的是妇联主任，选举大会是在范家萍小学的教室里举行的。由于是德高望重的范三爷主持，由于是乡里的一位副书记坐阵，公开、公正、公平的选举程序没有一点问题。可以说是滴水不漏。

文书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的眼镜，目不转睛地盯着老村长手里的每一张选票，老村长一副高吭嘹亮的公鸡嗓子，宛如秦腔里的老生。他高昂地唱一票，是“范三满”，再唱一票，还是“范三满”，简直是勇往直前，势在必得。妇联主任埋头在黑板上不停地画着一个个“正”字，直画得行云流水。不一会儿，范三满的名字后面排列了长长的三十个“正”字，忽上忽下，宛如过街社火里一条舞动的巨龙。范三满在众目睽睽中以高票当选。

就在范三满云里雾里不知所以然时，一片铁锅里爆豆子的掌声响起，老村长走过来大度地要和范三满握手。

范三满没敢把手伸出去。同样是种庄稼的手，老村长的手白白嫩嫩，是文化人的手，范三满的手像虫蛀的茄子，是一张张牙舞爪大老粗的手。范三满怕把老村长的手握疼了，他冲老村长嘿嘿一笑，不好意思地说：“村长，我这双手实在伸不出来。”他的笑一派饱经风霜，眉宇间盛开着层层叠叠的花朵。

老村长缩回手来，从口袋里风度翩翩地抽出一支烟，在鼻口上贪婪地嗅了嗅，并不打算急着要抽。他阴阳怪气地说：“三满呀，知道自己为啥当了村长吗？当村长可不是好玩的。”

范三满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摇头，是自己的确不知道自己为啥当了村长，点头，是他明白当村长的确不是好玩的。

老村长说：“先前你不是口出狂言，要是你当村长的话，一定把水泥路修到范家萍的每家每户吗？你不是要把自来水龙头安在每家每户的灶台上吗？行，这下如愿以偿了，我看你的。”

范三满如梦方醒。原来如此，原来这一切都是老村长精心设计的，他还真以为是人走时运马走膘，他还真以为是他的祖坟里冒了一股儿青烟。范三满谦虚得有点儿傻气，他忐忑不安地说：“我……，我是说过，那不过是气话，你就当是屁话。”

“气话也好，胡话、屁话也罢，反正话是从你口里出来的。吃挂面不要盐，有言早先，我得告诉你，牛皮不是人吹的，火车不是人推的。八十岁上学锁呐，你就鼓着腮帮吹吧，我等着。”

范三满想了想，脸上一片尴尬。实事求是地说，他确实有过口出狂言，有过不自量力，但不是恶语伤人，是的的确确的气话。气话就是气话，是气人的，怎么能当真呢！

范家萍四面环山，封闭得像一个葫芦，多陡山、破山，唯独北面的土坡梁子有一个豁口通往山外，宛如葫芦的把儿。因此，从严格的地名学角度讲，范家萍村叫葫芦村最合适不过。这里有山有水有树，山势挺拔，树木苍翠，流水潺潺，是安居乐业的好去处。多少年来都是丰衣足食，年景一片太平。

当初，有人说是清朝同治年间，范家萍的祖先为了躲避频繁的战乱，宛如游动的鱼类，从一个叫郭子村的地方沿渭水逆流而上，若干年后，又沿着湟水逆流而上，不断迁徙，最后在范家萍停止了他们水深火热的跋涉。他们祖人里的一个上通天时地理、下晓婚丧嫁娶的阴阳说，这里负阴抱阳、背山面水，是块风水宝地。阴阳望了一眼偏西的太阳，从怀里拿出一个布包，庄严下了一次罗盘，果真是一块风水宝地，便在这里安家落户，一代代繁衍生息。这便是范家萍的前世。可时过境迁，频繁的战乱一去不复返，时下是太平盛世，国门大开，人们从大山深处走出去的念头宛如夏天疯长的绿柳，许多人发财发到了国外。范家萍却还是范家萍，四面环山，封闭得像一个不折不扣的葫芦。

那是给地里的洋芋壅土的时节，范家萍下起了淅淅沥沥的雨。范三满去镇上给上大学的儿子汇款，当他走到土坡梁子时，脚下一滑，重重地从悬崖上摔了下去。他摔下去的时候，他的意识还是比较清醒的，但他的身体在空中爱莫能助地翻了三个轮回后，就如梦如幻失去了一切记忆。不是一大丛黑刺架住了他翻滚的身体，他一定是一命呜呼，也不会在今天雷鸣般的掌声里光祖耀宗。不过，他还是落下了终身残疾，他的左胳膊从此就无法伸直了。他住进了镇卫生院，医生给他捏骨上药的时候，他一边像一头饥饿的猪一样哼哼，一边日娘道老骂老村长的无能，当然他也骂了一些比较恶毒的话。他赌咒发誓地说：“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要是我当村长的话，一定把水泥路修到村里来。”

不料，这句话的传播速度比大姑娘私奔和大媳妇偷汉一样快。范三满上午说的话，中午就风一样传到了老村长的耳朵里，而且传出来的话又多了一项更加艰巨的任务，那便是村里要装自来水。在范家萍还没有一个人像范三满这样骂村长，养尊处优的老村长怎么能咽下这口气呢！

因此，范三满当村长确确实实是口出狂言，眼中无人；老村长让出村长是赌咒发誓，是一个圈套。也因此，范三满当村长不是自觉自愿、梦寐以求，是逼上梁山，是装在圈套里的一只蚂蚱。老村长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他老奸巨猾地等着范三满云里雾里当上村长，又稀里糊涂一败涂地，那时候，他老村长的威信在范家萍更加如日中天，更加呼风唤雨。

听了老村长从鼻子里冲出的鞭子般的话，反而让不想当村长的范三满坚定了当村长的念头，范三满豁出去了。他暗暗下定决心，就是自己再搭上一条胳膊，也要把路修通。男人的话千斤闸，提得起放得下，吐个唾沫也是钉，自己一旦做了缩头乌龟，范家萍人把他拿鸡巴看。

这年头，没有一分钱的集体资金，许多想法是水中捞月，是画饼充饥。没有资金要修一条路，就像男人没有精子，女人没有卵子，再雄心勃勃，再雨露滋润，也生不出一男半女来。其实，村里没有一分钱的集体资金也不全对，客观公证地说是有一些集体资金的。多年前，范家萍有一大片山杨林，都是尺八粗的，春夏秋冬，鸟儿啾啾的叫声婉转悠长，宛如四季经久不衰的“花儿”，打老远就觉得范家萍不同凡响。然而时过境迁，换一届村长少一茬树，再换一届村长又少一茬树，最后一贫如洗。

范三满着急得宛如热锅上的蚂蚁，他挨家挨户去商量修路的事情，大伙都说没钱，只有劳力。这是好听的话。还有不好听的话，说：“三满，你跟我穷得身上连胖一点的虱子都没一个，拿什么去修路？”无奈，范三满去找乡长，一路上想好了许多要说的话，他甚至把一些关键的话试说了几遍，做到了倒背如流，口若悬河。可是他鼓足干劲刚开口说钱，乡长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范三满知难而进，他还要语重心长，苦口婆心，乡长坚定地做了一个打住的手势，把他堵得哑口无言。

范三满又渴又饥，他无比沮丧地走在回家的路上。他无精打采的样子，宛如一头刚刚骟过的叫驴。范三满在村口遇见了老村长，要在一般情况，他一定是绕道而行。由于他勾着头走路，遇见老村长时，已是狭路相逢。老村长说：“三满，修路的事有眉目了吗？”

范三满摇了摇头。

老村长说：“我还急着走你修的路呢！”

范三满说：“猴年马月的事，八字不见一撇。”

自从范三满莫名其妙当了村长以后，整天都在焦头烂额中度过，他的嘴唇上急出了密密麻麻的燎泡，他每天夜里传出骇人的胡言乱语。

转眼间，暑假来临，范三满上传媒大学的儿子范梦华回来了。

吃饭的时候，范梦华说：“爸，听说你当村长了？”

“嗯。”

“当了村长啥想法？”

“想修路，没钱，快愁死了。”

“不用愁，我来想办法。”

“就你？”

“就我。你等着。”

范梦华撂下一句硬梆梆的话，把勤工俭学挣来的一部手机留给范三满说：“啥时代了，当村长没一部手机咋能说得过去。”然后风尘仆仆走了。

几天后，范梦华又回来了，跟他一同回到范家萍的是他的两名同学。他们个个穿着许多兜儿的马甲和裤子，装满了长枪短炮，山上山下拍个不停，拍了许多照片。几天后他们又在村里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范梦华的同学大都是富家弟子。回到传媒大学后，他们把范家萍山山水水的照片发布在网上，并把家乡落后的面貌和范三满要修路的难处帖了上去。

不久，一个由富人组成的摄影旅行团，走进了范家萍。他们同样穿着许多兜儿的马甲和裤子，背着沉重的背包，一边在范家萍的山梁上指指点点，一边把长枪短炮对准了范家萍的山山水水。他们自带伙食，不麻烦范家萍的人生火做饭，他们自备旅行帐蓬，不麻烦范家萍的人手忙脚乱腾出炕来。他们在范家萍亲眼目睹了网上的图片不是上当受骗，他们很快发动网友为范家萍捐款。二十多天捐了46万元。

有了钱的范三满笑逐颜开，公路很快便动工了。有了钱的村民干劲十足，手扶拖拉机、三马机、农运车的声音“轰轰——轰轰”，范家萍热火朝天。就在公路修到一半时，乡长突然给范三满打来电话，范三满笨拙地打开手机。乡长的话不是单刀直入，不是直来直去，范三满听了好长一会儿也没有明白乡长话里的意思。范三满的耳朵很聪，但他“嗯呀——嗯呀”回应了好长一会儿，怎么也听不懂乡长先礼后兵的话，这不怪乡长的语言表达能力，怪就怪范三满没有文化。范三满关了手机，一片茫然。他点燃了一支烟，认真抽了一会儿，才明白了乡长话里的意思。

乡长的意思很明确。就是说，范三满没有文化，管理不好修路的资金，出了问题谁负责，希望范三满把村里的公章和修路的钱交出来，让乡政府代管。

范三满拨通了乡长的手机说：“乡长，你的意思是不是让我把村里的公章和修路的钱交出来？”

乡长说：“这是你说的，我没这么说。我只是说，出了问题谁负责。”乡长把“出了问题谁负责”几个字咬得特别重。

范三满一片茫然。范家萍“轰轰——轰轰”修路的声响在暮色四闭的夜空里偃旗息鼓。范三满无比沮丧地蹲在地上，好久没有站起来。

【责任编辑 阿朝阳】

【作者简介】李明华，青海乐都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