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景升



文化产业价值追求的三组关系探析——以福建文化产业为例

游景升

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该文强调文化价值的特殊地位，力图梳理文化价值与文化资源、文化价值与区域文化产业战略、文化价值与文化产品三组关系。在第一组关系中，该文指出了文化资源生成的历史与当下的两个路径，主张文化资源以文化价值的形态存在，才能实现其无限增量目标。在第二组关系中，该文主张区域文化产业竞争是区域文化之争，更是发展话语权之争，因而在推动文化产业走出去时，必须以文化价值为导向，从战略规划设计的层面推动文化价值走出去。在第三组关系中，数字和网络技术支持下的消费时代的文化消费特征，成为梳理文化价值与文化产品关系的前提条件，指出记忆、品味、品质是支撑文化作品的“三大件”，它们必须是传统与现代、历史与当下的有效融合。上述三组关系构成了一个区域文化产业价值追求的完整的系统，要在区域文化产业竞争中保持竞争力，必须从这个系统整体上去解答这些问题，并理清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

文化价值 文化资源 产业战略 文化产品 区域竞争

如果要较为完整地描述文化产业的某种发展状态，那么至少需要同时包括三个选项，即文化资源、产业战略和文化产品。从当代文化产业的现实来看，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省区，文化产业的发展，都是这三个选项互动的结果。资源、战略、产品在什么样的层次上互动，互动的水平怎样，决定了一国、一省或一区文化产业发展的层次和水平。那么，这三者之间的互动有没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呢？答案是肯定的，这就是文化价值。本文认为，文化价值是文化资源里所蕴含的经验和启示的总和，其中，经验是指具有普适性的人类生存经验，启示是对处理当代或未来问题的路径启示。文化价值从文化资源中获得，文化产业战略规划的依据是文化价值，文化产品要承载文化价值。因此，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长期面对这样一个“一对三”的关系，即：文化价值与文化资源的关系；文化价值与文化战略的关系；文化价值与文化产品的关系。这三组关系都指向一个共同的问题，也就是文化产业如何实现自身的价值追求的问题。本文以福建文化产业为中心，对文化产业价值追求所隐含的这三组关系做一些探析。

1 文化价值与文化资源的关系

在文化产业发展的语境下讨论文化价值与文化资源的关系，首先要理清文化资源的形成维度。具体就是，一个区域的文化资源，到底是从几条路径上获得的。我们以福建为例，可以很清楚地梳理出两条路径：其一是历史路径。从文化资源的历史形成来看，福建是个历史文化资源丰富的省份，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妈祖文化鼎足而三，构成福建海洋文化底色，朱子文化、船政文化、红色文化独具特色，武夷山、太姥山等自然历史遗产熠熠生辉。还有一大批从这些文化中孕育派生出来的文化，比如茶文化丛，寿山石文化丛，比如全省各地由民俗结晶化而成的节庆活动等等，从各个不同侧面丰富了福建历史文化资源。

其二是现实路径，当代福建人的生活是构成福建文化资源的另一块基石。与台湾一水之隔的区位特征，互联网时代的技术革命，决定了当代福建人的生活观念、生活方式、情感类型、经济形态等与众不同的个性，对文化产业发展而言，这种由当代生活形成的文化资源，更具时代性、未来性，能为文化产业带来更大的创新空间。

从这两条路径上获得的文化资源，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构成了福建文化资源不同的禀赋、个性，孕育了不同的文化价值。

文化价值来源于文化资源。文化资源生成中的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提示我们，一个区域的文化价值总量、类型和特质，也要从这两条路径获得。

相对于文化资源而言，文化价值是一个后置的概念。先有文化资源，后有文化价值，一种文化资源的文化价值，是后来者审查、追问、思考甚至争论的抽象结果，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们，对同一种文化资源的文化价值具有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评判。比如，福建船政文化形成于19世纪下半叶，直到20世纪50～60年代，西方人才从晚清中国派往欧洲的第一批留学生中，发现了船政文化的价值。其中最典型的是美国社会史家史华慈，他在《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中指出，严复这批清国官派留学生赴欧留学的真正使命，是探寻西方富强的秘密，作为留学生的严复，是西方文化的冷静观察者[1]。这从一个侧面暗示，美国社会赋予福建船政的文化价值，在于船政文化的代表性人物首先发现了一个能够引领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现代文明参照物——西方。

在国内，对船政文化的文化价值认识，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提上日程。80年代，人们在对“文革”的反思中关切国家民族的命运，人们推崇的船政文化价值是其中的民族自强信念；90年代，邓小平“南巡”迎来全面开放的时代氛围，人们发现了船政文化中的开放精神；新世纪后，中国加入WTO，同时互联网时代到来，全球化成为人们的普遍信念，这时人们发现的船政文化价值，是其中的科学精神和竞争意识。船政文化这个价值发现的过程，很准确地折射出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社会基本关切的变化轨迹。从纵向的、历史的维度审视，这个事实表征了文化资源与文化价值关系的一个重要逻辑：文化资源的价值发现，是按照当代生活的普遍关切展开的。

当代生活总是开启着对历史文化资源价值的重新发现，无论其样态多么“数典忘祖”，但它都未能与历史传统完全割裂，最多只可以说，它通过有效地撕裂传统而变成了“自己”，那个传统不是异己，正是自己的前身。所以，当代生活作为文化资源重要一翼，是由传统与现代杂糅而成的。在一个以省份为单位的空间区域中，传统文化与当代生活发生联系，主要是通过一套价值系统来实现的。在福建，这一套价值系统就是闽文化。福建人通过吸纳融合中原文化、闽越文化、台湾、东南亚、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中有利于自身生存发展的元素[2]，形成了闽文化价值系统。这个价值系统是开放的，它通过吸收消化当代生活，不断修正、完善、提升自己，最终与当代技术革命带来的一切相融合，共同形成了今天福建的区域文化个性。按照余英时的描述，“这种个性是有生命的东西，表现在该文化涵育下的绝大多数人的思想行动之中，也表现在他们的集体生活之中”[3]。

传统通过渗入个性而重生，但毋庸置疑，当代生活里的现代特质，仍然在文化资源的构成中居于主流的地位。互联网带来了新的人际互动模式，带来了新的购物、阅读、信息传播模式等等，对当代生活的革命性影响无处不在，所造成的冲击区域，不是一省或一国，而是覆盖全球。因而其文化资源的共享方式也是全球性的，为全球性的文化产业提供了海量的资源支撑。

从横向的现实的维度来看，由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当代生活，具有共性特征。但在产业意义上，当代生活作为文化资源却在不同国家、地区间的分布形成巨大差异。这种差异造成各国各地区文化产业的规模水平极为悬殊。从世界范围看，美国、英国、日本长期处于前三甲；在中国内地，北上广和湖南、浙江、江苏引领潮流。为什么会发生资源分布的巨大差异并导致文化产业的巨大反差呢？这背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各国、各地区对文化资源的价值发现存在巨大差异。

文化产业竞争力的强弱，首先表现在文化资源上。对一个特定的国家或地区而言，当文化资源以物的形态出现时，其资源量是基本恒定的，这在历史文化资源方面表现得尤其典型，以福建为例，闽南、客家、妈祖、朱子、船政和红色等文化，其遗址、遗物、文献，以及附属其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等，在数量上都很少发生变化。

然而，当一个区域的文化资源以文化价值的形态存在时，它的资源量的变数就会变得很大。催生这种存在形态改变的中间环节，就是价值发现。价值发现就是赋予文化资源以新的意义，产生新的文化价值，实现新的资源增量。只要价值发现的过程持续，价值增量就会不断增加。而文化产业的发展壮大，本质上就是通过文化价值向文化产品的转移实现的。文化资源产生竞争力，而价值发现产生竞争力差异并最终决定竞争胜负。因此，一个区域提升文化产业竞争力的基本功之一，就是要改变文化资源的存在形态，以价值发现为导向，建构新的开放性的文化产业资源体系。这个资源体系如何建构，建构的水平如何，涉及到区域文化战略与文化价值的关系问题。

2 文化价值与文化产业战略的关系

不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省区甚至一个行业，一套完整的文化产业战略，都必须同时包括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两个部分。实际上，区域文化产业战略经常是以区域文化战略的整体面目出现的。按照我们通常的做法，是把那些不能作为或无法实现产品形态的文化，归入文化事业，把那些可以转化为文化产品的文化纳入文化产业。但在实际操作层面，这两个部分之间的界限并非楚河汉界，而是常常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共同推进的。

以福建省为例。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十几年间，福建不断调整文化产业战略，力图在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发展上保持平衡。在文化事业方面，加大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积极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对本土文化遗产的保护不遗余力，并且着力挖掘这些文化资源中的文化价值。例如，2007年成立的我国首个文化生态保护区“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保护的项目不仅包括了闽南地区的方言文学、民间舞蹈、民间信仰、消费习俗等十个方面，还创建了近百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博物馆等等[3]。这些看似“无利可图”的举措，却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支撑，同时，文化产业的持续发展，也促进了文化事业在更高的层面上发展，实现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互渗共赢。福建省的这些顶层设计与实际举措，折射出当代区域文化产业战略一个普遍的使命：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高度追求文化价值。

在当今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质量、效益不仅在经济上标志一个省区市调结构、转方式、促发展的实际效果，而且对其在全国一盘棋中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战略布局产生直接影响，决定其在全国战略布局中的地位和走向。从福建省来看，进入新世纪以来，先后实施了生态省战略、海峡西岸经济区战略、科学发展跨越发展战略，以及新一届省委确立的“百姓富生态美”的工作总思路，在经济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这些以经济建设为导向的区域发展战略包含了份量很重的文化发展的内容，比如在世纪之初出台的生态省战略，就明确将生态文化建设作为生态省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近年来，福建在全国战略地位不断提升，与这些战略中所包含的强烈的文化价值追求关系密切。

从区域发展的战略层面来讲，福建省规划实施的这些战略，其实隐含了这样一个区域竞争的判断：工业化的经济发展必然会加剧社会各部门的失衡，并进而影响区域整体竞争力提升，而转变发展方式不仅仅是中央顶层设计，也是区域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实现经济“走出去”之后，实现文化“走出去”将是大势所趋。在区域竞争的舞台上，文化作为软力量将备受瞩目与重视。因为，实践证明，走上前台并终将扮演主角的，必然是文化产业。

从国际竞争的格局来看，新技术革命加剧了全球化浪潮，文化产业新业态不断催生，正在深刻改变各国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号称全球文化产业霸主的美国，文化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已经超过50%。随着文化产业在各国GDP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文化产业的竞争早已突破经济领域，演变成价值观之争，发展话语权之争。从中国国内情况来看，除了不存在价值观之争，各省区之间文化产业竞争的内容、方式跟国际间文化产业竞争的内容、方式，是十分相似甚至相同的，都牵涉到发展话语权之争，也都已经跃升到文化之争的层面。

处于中华文化共同背景下，以行政区划为单位的区域文化竞争，说到底是区域文化个性之争。文化 “走出去”，就是区域文化个性走出去。就像严隽琪在分析中国文化“走出去”时所指出的，文化走出去首要回答的问题，就是“走出去做什么”的问题[4]。对于一个省份而言，文化“走出去做什么”的命题，表达的是其文化产业参与区域竞争的使命。文化“走出去”的最终使命，是要展示区域文化个性，借此告诉“外面”的世界，我们能做什么，我们的发展潜能有多大，我们能提供怎样的创业平台与合作共赢机会。通过文化“走出去”，促进一切有利于本地区发展的合作“引进来”。因此，区域间围绕文化个性展开的文化产业竞争，本质上就是文化价值竞争，文化“走出去”，就是文化价值“走出去”，即扩张文化经济价值的影响力。

推动区域文化价值“走出去”，必须将文化价值追求具体化为文化战略规划。在顶层设计的层面，就是要制定鼓励文化产业走出去的配套政策。在福建，这些政策业已形成一个文化产业政策的类型，叫“外向政策”，概括起来有五大项，即：支持外向型文化企业竞争力提升；支持对外贸易文化品牌；鼓励构建大型文化经贸交流平台；推动对外文化贸易通关便利；扩大文化产业利用外资[2]。这些政策的内容包括了对文化出口企业的扶持，对外文化贸易品牌的扶持，对本省优势文化产品、影视传媒的出口支持等等，归纳起来，这些政策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支持优势企业和优势作品，让强者更强，鼓励参与区域间、国际间的竞争。这些政策表达了非常清晰的文化战略意图：让福建的文化个性、文化价值在对外竞争中脱颖亮相。

文化价值与文化产业战略这一组关系，很像一个由恒星、行星组成的星系，受文化价值的引力支撑，产业战略既产生“公转”，也实现“自转”。但无论是“公转”还是“自转”，都指向一个国家或省区文化战略的价值追求，表达一个国家或省区在整体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的战略目标。从战略层面清晰标注文化价值的坐标和方位，不仅会提升一个国家或省区在竞争中胜出的几率，而且也会大幅降低发展的成本。

3 文化价值与文化产品的关系

文化价值是文化产品的灵魂，文化产品的使命就是承载文化价值。文化产品承载和传播文化价值的效果如何，与一个时代的文化消费特征密切相关。不言而喻，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消费时代。我们消费我们创造的一切，也消费我们继承的曾经引以为傲的传统，我们甚至消费“我们的消费”。消费无处不在，消费时刻发生，我们给任何消费冠以文化的名号：吃的有饮食文化，穿的有服装文化，住的有家居文化，旅游有旅游文化，上网有网络文化等等。这些消费项目被提升到文化的层面时，我们的消费便被归入文化消费。在互联网技术支持下的当代文化消费，已经从人们曾经大胆预估的美丽前景变成了后现代的汹涌洪流，“淹没”了人类生活的所有区域。比如，人类对电影这种文化产品的消费，在长达百年时间里都必须通过电影院完成，是一种集体消费的模式。互联网普及之后，人们可以通过网络看电影，不用去电影院就可以达到消费目的。现在，随着互联网技术革命向纵深推进，人们通过手机就可以看电影，消费完全实现了个人化。而且，这种对文化产品的全新的消费模式，已经从影视作品扩展到所有的文化产品领域，这种消费模式很快又变成了大众文化本身，“它经常孕育着华丽、壮美、铺张、模仿和自我模仿，这种自我模仿具有哲学内涵”[5]，创造了新的“一种世界观、一种宇宙论、一种诗学”[5]。可以说，大众文化的消费模式完整诠释了消费时代的大众文化消费的总特征：流行性、即时性、多变性已经是常态。

文化消费表面上是消费文化产品，实质就是消费文化价值。当代的文化消费环境，决定了文化产品需要满足不同的消费偏好，决定了文化产品的类型、形式、内容的多样化、异质化趋势不可阻挡。这无疑给文化产业的发展开辟了空前开阔的前景，从区域竞争的角度来看，正是这个动人的前景给文化产品的生产提出全新的挑战：如何在转瞬即逝的流行中构筑文化产品的竞争力？换句话说，一种文化产品里有哪些要件能够彰显区域文化价值并且能被广泛接受？文化产品承载文化价值，彰显的是文化个性，所以我们说，是记忆、品质和品味支撑了文化产品的文化价值，构成了文化产品的竞争力。这在影视类的文化产品表现尤为典型。比如，福建影视业在近年发展步伐加快，其中有一个现象引人注目，就是出现了一批影视精品：电影《突发事件》、《爱在廊桥》，电视剧《郑和下西洋》等不仅收视效果良好，还捧回“五个一”和华表奖的国家级奖项，28部国产动画列入国家级“优秀国产动画片”，一些电视纪录片和广电节目获得国家级广电和新闻大奖[2]。这些在全国竞争中胜出的文化产品，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作品独特的艺术创意准确地表达了文化记忆，而文化记忆建构了作品的意象世界，提升了作品的审美品位，构筑了作品的高品质。

从文化产品的消费角度来讲，记忆、品味、品质又是在文化消费过程产生的，它们属于文化消费者的审美体验。支撑文化产品文化价值的“记忆、品味、品质”，与文化消费体验的“记忆、品味、品质”构成一个逻辑严密的因果链。具体而言，一件文化产品在唤起了消费者的文化记忆之后，就会引领消费者去“品味”作品反映的那个区域的文化，认识那个区域文化的“品质”。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就是一个审美过程，潜移默化地接受文化价值。上面提到的一批福建影视文化精品，就是比较到位地彰显了自身的文化价值认识功能才获得成功的。

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就是文化价值的转移过程。在一个国家或省份区域的宏观层面上，这个过程包含了从文化资源中提取文化价值的过程，还包含了文化产业战略的规划实施过程，以及围绕文化价值的创意和生产过程，甚至还应包括文化产品的推广销售过程。在时空上，这些过程有时候是分离的，更多时候是重叠的，但不管怎样，文化产品在一个地方生产出来，在任何地方满足同一类的消费偏好。而且，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总是在同一世代不长的时段里“同时”完成的。因此，文化产品总是与潮流相伴相随，它的最普遍、最深刻特征，就是它那与生俱来的时代性。可以说，在一个时代所有的生产和创造中，只有文化产品能够同时承载一个时代的“习以为常”和普遍关切。

文化产品是区域文化产业竞争的终端，也是区域文化竞争的终端，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区域间经济社会整体竞争的终端。在当下，数字和网络技术不断催生新媒体，微博、微信等典型地表征了新媒体全民参与的本质和相较于传统媒体的强大优势，互联网成为一个巨大文化产品的消费平台，同时又是生产制造文化产品的巨无霸。这就像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所预言的那样，“工业化社会的力量已经扎根人们的心灵之中”[5]，“文化产业已经将人们塑造成为一种类型，就像每一种产业生产出来的产品一样”[5]。这个背景暗示这样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作为支撑文化价值“三大件”的文化记忆、文化品味、文化品质，必须是传统与现代、历史与当下的有效融合，否则便可能产生被消费边缘化的风险。如果一个区域的文化产业出现这种文化价值传播风险，将可能导致这个区域整体竞争力的衰退。

区域文化价值追求是当代区域竞争格局催生的，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时代的预言，上述三组关系构成了一个区域文化产业价值追求的完整的问题体系，要在区域文化产业竞争中保持竞争力，就必须从这个体系的整体上去解答这些问题，并理清其相互间的关系，鉴于当代新技术环境制造的无限可能性，这个过程将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但有一点已经非常明晰：传统与现代融合已经是并且将长期是文化产业价值追求的主基调。

[1] 史华慈. 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2] 福建文化产业概览[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3.

[3] 余英时. 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诠释[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4] 严隽琪. 文化“走出去”的三个问题[EB/OL]. http://www.sina.com.cn, 2011-01-08.

[5] 约翰·多克尔. 后现代与大众文化[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