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 华

3D焦裕禄

文/新 华

一篇《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让无数人记住了那个“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那个拼了命也要改变当地落后面貌的县委书记的光辉形象。五十年过去，这个形象愈发丰满高大，他的精神愈发光彩夺目——他的为政信条、他的生死选择、他的教子之道……

那些直击心灵的话语——一个共产党人的为政“语录”

有这么一份语录，是经常陪焦裕禄下乡的原兰考县委宣传干事刘俊生记录、整理下来的宝贵资料。

——没有抗灾的干部，就没有抗灾的群众；干部不领，“水牛掉井”。

——有些人干工作平平静静，说什么“上游太辛苦，下游打屁股，中游最舒服”。他们不愿动脑筋，不愿动手，不愿学习，重要会议也不记录，对下情只是一知半解，或者是只知不解，不知不解，人云亦云，信假为真，没有肯定的结论，回答问题总是估计、大概、差不多、没有把握……这是干革命吗?不!这是混革命。

——农村工作干部要做到:抬腿就能跑，张嘴就能说，提笔就能写，见饭就能吃，躺倒就能睡。

——干工作，要走上步，看下步，心里想着第三步。要走在工作的前头，争取主动，一步主动，步步主动；一步被动，步步跟不上。

——我们要带上本子，发现什么问题，立刻记下来，回去再对照毛主席著作想一想，找出解决的办法，总结出经验。这就是说，白天要搞调查研究，晚上要“过电影”。

——书记的女儿和工农子弟一样，都是革命的后代，没有什么特殊性，不能高人一等。如果说有什么特殊，那就是比别人更要好好学习，更要热爱劳动，更要艰苦朴素。

——孩子们生活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没有受过旧社会的罪，不懂得什么叫甜和苦；不懂得种庄稼的艰辛，不知道爱惜粮食。这样下去，将来就有可能被剥削阶级思想侵蚀俘虏。

——咱立个家规:今后，不管谁，都不准看“白戏”。演员演戏，花费了很多辛勤劳动，看戏不买票，就是剥削行为!

——目前，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咱要为国分忧，过几年紧日子，如果一个共产党员整天想的是穿戴吃喝，不讲革命工作，那怎能行呢?朴素的土气，就是革命的正气。等到国家富强了，群众生活富裕了，我自然也就穿好衣服啦!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不管其资历深浅、地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绝不能凭借自己的地位捞取特权，更不能以功臣自居，为自己开方便之门，或者给亲友发放所谓的“优待券”。

——病，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你压住它，它就不欺负你了。

——拼上老命大干一场，决心改变兰考面貌，不达目的，死不瞑目!

——有病更应该学习，因为这是病人的精神食粮。有了精神食粮，才能正确对待疾病。

——我活着没有治好兰考的沙丘，死后，希望把我埋在兰考的沙丘上……要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我死后，不要为我多花钱。

焦裕禄的工资单——“高工资”花哪儿去了

1952年，作为县委书记的焦裕禄被定为14级干部，一个月工资有130多块钱。这在当时算得上是“高收入”了，但物资稀缺的“票证经济”中却存在“有钱吃不饱饭”的尴尬情况，焦家就是其中之一。

“有钱买不到”的现实无奈中，焦家人日子过得清苦也就罢了，但“高工资、低消费，有钱没地儿花”的情况下，焦家却没有存到任何积蓄，除了腕上常年带着的那块手表以外，他没给家人留下什么物质遗产。焦裕禄的“高工资”都花哪去了?

焦裕禄曾连续3个月住在兰考县葡萄架村大队调查情况，大队会计孙世忠回忆，3个月里焦裕禄每天都会交一斤二两粮票和四毛钱作为伙食费，“赶上老百姓家里有啥就吃啥，好的时候能吃到馍，有时候就吃萝卜缨子、木薯干什么的。”而他交的伙食费只多不少，碰到农民家里条件差的还会给钱资助。

洛阳矿山机械厂工人吴永富第5个孩子出生时家里经济困难，焦裕禄送去了10元钱；工人刘辅臣妻子生了小孩，想喝点小米稀饭，焦裕禄把家中仅有的2斤小米送到了他家。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大方慷慨的人，在回老家时居然因为经济拮据，没能按照家乡的风俗给初次见面的侄媳妇包个红包。

钱都花哪去了?清清楚楚的工资单背后却是一堆理不清的“糊涂账”。然而，正是这笔连焦家人，甚至焦裕禄自己都算不清楚的“奇怪”账单，老百姓却能给你讲个明明白白。

焦裕禄背后的女人——可以哭但从不说“难”

当年爱唱歌的徐俊雅与焦裕禄结缘，携手走过兰考治“三害”的艰苦岁月，更在焦裕禄离开的漫长后半生，以一个女性的坚韧抚育6个子女成人。她的一生，正如促成两人缘分的信物——二胡，含蓄不事张扬，但音色饱满而深沉。

焦裕禄去世时徐俊雅才30出头，上有婆婆下有儿女，幼子不足4岁，家里没有任何财产。

焦守凤至今记得，焦家小院里一年四季摆着破布和旧衣服，母亲浆洗后就着油灯纳鞋底，这些破破烂烂的材料最终成为一家老小保暖的衣装。

作为妻子，徐俊雅的深情和浪漫与花前月下无关，而是连条手绢也不舍得让焦裕禄洗的体贴，是寒冬里把他的衣服放在两层被子中间焐热的温暖。

焦裕禄离开后，焦守军对母亲的失落印象很深：“过年时她总是一边包饺子一边默默流眼泪，然后在床上躺一整天。”

几十年来，徐俊雅忍受着悲痛和思念之情，也一点一滴地按照丈夫的样子培养孩子。她对儿女说:“你们能力有大小，性格也不相同，我不要求你们个个都能做出多大、多突出的贡献，你们能在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不要搞特殊化，就行了，就对得起你们的父亲。”

再苦再难从没向国家伸过手，永远不搞特殊——徐俊雅用这个朴素的理念，引导了子女们一生。焦家的6个孩子像其他人一样，面临着“票子、房子、孩子”等种种生活中的难题，但大多数都在普通岗位上踏踏实实地工作。

焦跃进是唯一一个同父亲一样走上政途的，他扎根基层多年，先后做过兰考县东坝头乡党委书记、杞县县委书记等，如今任开封市政协主席。“你干得好，别人说你是焦裕禄的孩子；你干不好，别人不会说你是徐俊雅的孩子。”焦跃进说，这是母亲徐俊雅常对他说的一句话。在杞县任县委书记那几年，他晚上经常要给母亲打电话，沟通想法。只要为老百姓办点实事，母亲就高兴，做得不好一定难逃批评。

母亲离世近10年后的今天，焦跃进还清楚记得她的教导，这是他为政做人的精神财富。尽管对父亲记忆淡薄，没机会得到言传身教，但在他心里，多年的共同生活已把母亲变成了跟父亲相似的人。

“苛刻”的家风成为传家宝——“穷爸爸”VS“富爸爸”

焦裕禄曾说:“书记的女儿不能高人一等，只能带头艰苦，不能有任何特殊。”时隔50多年，父亲的话仍回荡在焦守凤耳边，曾经令她委屈不满的“家风”，如今是她的骄傲。

初中毕业后，焦守凤没能考上高中，兰考几家单位提出为她安排工作，话务员、教师、县委干事……一个个体面的职业让她欣喜，但很快被父亲泼了冷水。

“县里头好地方干部子女不能去，俺爸规定的。”焦守凤清楚地记得，父亲把她领到食品厂，还叮嘱厂里不能因为自己的缘故给女儿安排轻便活。

秋天腌咸菜，焦守凤经常要切上一两千斤萝卜，不过她更怵的是辣椒，一天下来手都会烧出泡，晚上疼得睡不着，只能在冷水里冰着。

“那时候我对父亲很有意见，认为对我不公平。”焦守凤生了很长时间的闷气，对父亲的理解从他去世才真正开始。1964年，焦裕禄已经病得很重，说话都有些困难，弟弟妹妹还小，19岁的长女焦守凤被叫到了病床前。

“他说没为我安排个好工作，死后也没什么留给我的，只有一块伴他多年的手表当作纪念。”她更铭记在心的是，父亲要求，有困难不能向组织伸手。

多年来，焦裕禄“穷爸爸”的形象在儿女眼中根深蒂固。焦守凤回忆，在很长一段日子里，妈妈常常为生计掉眼泪，全靠自己一个月50多元的工资和13元补助，还要用破布拼出一家老小的衣装。

即便活着的时候，儿女们也未曾从他那里得到优渥的物质生活。“我父亲没有啥财产，搬家到兰考时，除了行李和被褥，就是一些炊具。”当年，焦裕禄的儿子焦国庆很少体会到县委书记家属的“风光”，一次“看白戏”的经历还成为众人皆知的“污点”。

到兰考不久，正上四年级的焦国庆听见与县委一墙之隔的剧院锣鼓叮当响，他好奇地从后门溜进去，告诉工作人员自己是焦裕禄的儿子，于是没有买票。回家后父亲狠狠地训了他一顿，那是他记忆中父亲最严厉的一次。

“父亲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凡事不能搞特殊。”焦国庆回忆，小时候调皮，放学后总在县委办公室闲逛，工作人员轻易不敢管，父亲得知后干脆举家从县委家属院搬出去了。

焦裕禄近乎苛刻的“穷”和自律后来成为子女们一生的财富。次女焦守云曾写给去世父亲一封情真意切的信:“您的六个孩子最小的也已人到中年，大多数在普通岗位上踏踏实实地工作着。无论过得好与不好，我们都记住您的教诲，靠自己本事生活。我们可以无愧地对您说，我们都是您的好儿女。”

17岁参军到山沟里的农场劳动4年，转业后进地税局，几十年来，焦国庆工作勤恳、老实本分。而在胡同小院住了近50年的焦守凤，面对单位两次分房子，她都态度鲜明:“我不要。”当待业的女儿希望托关系找工作，她像父亲当年一样断然拒绝:“老子是老子，你是你，各人的路各人走。”

“带头艰苦，不搞特殊。”“工作上向先进看齐，生活条件跟差的比。”焦裕禄的家训，成为儿女们一生的信条。后来担任县委书记的焦跃进，把父亲当作榜样，“爸爸的精神既是财富，也是一种压力在鞭策我，我绝不能给他老人家脸上抹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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