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斯文

摘 要：本文以夏志清先生对《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的评论为话题，爬梳中西小说传统的差异，分析夏志清评论中历史语境的缺失。研究发现，夏志清先生评论中的缺失主要在历史背景、文类传统、创作习惯、文体形式和读者接受五个方面。从后殖民主义角度看，夏志清的评论留下了西方小说优越论的痕迹，客观上是西方中心主义在文化上的对东方的规训。

关键词：以西例律我国小说；文学理论的“失语症”

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导论》对冯梦龙《古今小说》中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给予了极高评价，并说：“假如中国古典小说能以此为楷模，集中笔墨于主要人物和场景，集中表现人物的内心活动和道德理解，而不是仅仅着力于纷繁的事件，它们本来是可以达到堪与西方以《克莱弗丝公主》为嚆矢，以《安娜·卡列尼娜》为最高峰的爱情或奸情小说相媲美的水平。中国通俗小说中充满了荒诞，而《珍珠衫》则是其中经过变异的独一无二的奇迹，如果当时沿着它的模式发展下去，中国小说的传统一定会变得更加优秀。”这段评论的含义是中国古典小说对道德理解陷入简单化和模式化，而《珍珠衫》里王三巧在道德和心理上十分协调，展现正常人性的温馨和热情，对道德的理解豁达，“她的爱既是情感的也是肉体的”[1]，展现的是心理世界的真实，根本上还是对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小说“真实性”法则的服膺。

首先，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小说粉碎了传统小说关于“真实性”这一神话。米兰昆德拉坦言不赞同十九世纪俄国小说拘守心理逼真和反映现实的法则，因为它放弃了小说“轻快游戏”的传统从而使小说变得不再“轻灵”，最终成爲了“睡眠式想象”。如果西方小说家尚在反思，我们何必不加批判地将此树立为遥不可及的偶像？选择跨时间、跨空间欧洲小说创作法则为“参照物”，直接据此反观中国古典小说，削足适履，在方法上就显得生硬。

其次，文学传统的流变总是和读者接受、文类传统、创作习惯、文体形式、读者接受等因素息息相关，需回到明末的语境，此问题方能得到客观公正的认识。

一、读者接受

晚明商业出版呈爆炸性增长，文人们既参加科举，又依靠各种文学活动谋生。《喻世明言》不是少数文化精英自娱自乐的作品，而是成了市场文化中的大众消费品。《珍珠衫》模式的实际上并未流行开来，其实这和读者的“期待视野”和审美心理有关，明清白话小说重复着纷繁情节和荒诞人物，在主题学里可称为“套语的重复”，套语的重复是有必要的，季羡林先生提出世界各国的史诗共有的“特点”——描写手法刻板化、人物雷同、事件叙述重复，“以神魔、讲史小说为主要构成的明清小说里叙事，常带有史诗特点……重复的审美吸引力，即从重温和印证中得到审美愉悦。”[2]《红楼梦》里有一连串孤儿型使女、《三国志通俗演义》里有大量相似的老将——中国古代的创作者和阅读者都偏爱人物母题，这些都合乎实际。也许可以比拟为一个时代全民文学的“狂欢”，即在类型化“重复”中获得心理快感和审美愉悦。

二、文类传统

中西方小说是两条传统。近代“小说界革命”以前，中西方文学中的“小说”概念差别明显，中国“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这里小说指的是没重大价值的琐碎之谈，直到《四库全书》仍以“涉里巷闲谈，词章细故者”入小说。治中国小说史，《汉书》必为立论起点。《汉书·艺文志》叙“小说家出于稗官”，如淳曰：“细米为稗，甚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3]，《汉书·艺文志》将以“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内容、“有可观”的伦理功能、“迂诞”的表现手法的作品归入小说。沿着汉以来逐渐发展的传统，古典小说长于细碎、纷繁的描绘，善用荒诞手法是极其自然。而“纷繁”、“荒诞”在夏志清先生眼里似乎是中国古典小说不如西方的缘由，西方确有源远流长的小说传统，以荷马史诗为滥觞，经历了中世纪骑士传奇，到薄伽丘的《十日谈》为形成标志，到《堂吉诃德》由神异走向平凡，重视展示人性在情感、道德上的激烈冲突，其渊源有自，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说，“诗人的职责不在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是可能的事。”[4]然而中国小说扎根于深厚的史传传统，“羽翼信史”、“补史之阙”，志怪小说集《搜神记》是当做史籍而作的，讲求“实录”和“教化”就是史传的内在属性，必然追求事无巨细地将庞杂事件记录下来，人物的刻画成为次要的。东西方依据各自历史传统自然地发展小说，如果照着“以西例律我国小说”的思路往下走，需要割裂和史传传统的联系，无疑是荒谬的想法，尊重多元化存在是我们所必需的。

三、创作习惯

中国古代小说家多以愉悦性情为旨归，作者以游戏心态创作，例如唐传奇作家属文或是“愿传博达，所贵解颜”，或是“传之好事以为谈柄也”，或是“语怪以悦宾，无异馔味之适口”，中国古典小说凭借着情节的跌宕，事件的离奇怪异，以博君一笑。许多小说家不愿署名也说明小说的地位低。“丰富的内心活动和道德理解”都属于“言志”的层面，在创作者的角度上，大概创作者更愿意选择诗赋来表达主体面对矛盾冲突的深层思考，这种创作惯性和对小说的理解会限制创作者对小说创作投入精力和笔墨的方向，中国古典小说还是走上了史传传统形成“实录”风格道路。

四、文体形式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三言”、“两拍”定位为“拟宋市人小说”，至今学界还有争论，不过文体形式上是以说书人为叙述者，《珍珠衫》代表的细致入微的心理描摹，确实是一种新的开拓和创造，这是因为晚明文人的参与给短篇白话小说带来的活力，前此的话本无法比拟，他们思想富有个性化色彩，情感细腻丰富，又有深厚的文学修养，故能将人物内心和场景刻画精细入微。但是我认为形式依旧会对内容产生深刻影响，拟话本决定了作者以说书人的全知视角叙事，冯梦龙的拟话本小说将惩恶扬善视为严肃重大之事，是败行败德的时代对正道直行、常情常理的振臂一呼，作者重视并希望读者重视的是小说开头结尾明显展示的道德教义，而不是对道德真实或者心理冲突的思考，只是其中《珍珠衫》的模式恰好暗合了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小说心理逼真和反映现实的法则，所以显得特别突出。

五、结语

古典小说确有非善即恶的二分法、缺乏本能和理智激烈冲突的“道德二重性”心理展示，但是实际情况是中国古典小说本是在自身文化土壤上生长的，因循民族积淀下来的审美习惯，要使文学传统出现新变，远非夏志清先生认为的以“《珍珠衫》为楷模”这样文学文本层面上的努力就能解决，小说家们需要考虑如何在伦理色彩浓重的儒道封锁中突围，如何在历史积淀深厚的文学叙事传统中突围；在明末闭关锁国的时代背景中，在缺乏西方哲学、心理学沟通的现实中，从本国的文化根基上，创作出和明朝思想新变（如心学、童心说）互相映照的新文学，探究下去，文学发展的进程难免是缓慢而艰难的，在实践上困难重重。曹顺庆先生提到了中国文论的“失语”症，中国古典小说理论如今迫切需要“祛魅”，建立本国的文学理论体系，在东西文化对话中不要迷失在“他者”中，我更赞同学衡派的“昌明国粹 融化新知”，理论建构之路依旧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夏志清先生. 中国古典小说导论[J]. 1988.

[2]季羡林. 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M].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3]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M]. 中华书局， 1983.

[4]罗念生， 杨周翰. 诗学· 诗艺[J]. 1962.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山东 威海 264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