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儒家思想不仅使曹操深受其影响，也使他认识到在治国理民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故而在汉末乱世政治决策中他对儒家思想便无法弃之，这主要表现在择用人才、改变风俗、推行教化、发展文化等方面他都以儒家思想为准则来治国理政。然而汉末乱世不但政治秩序崩溃，思想意识也渐入混乱，因此曹操在拨乱反正再造统一中对儒家思想又不得不因时因事有所叛逆。这样，在创建霸业过程中曹操对儒家思想也就呈现出既有本着敬畏之心的遵从和利用，也有因时施政理念下的叛逆和反抗，从而对儒家思想表现出一种矛盾心理。

关键词：曹操；儒家思想；矛盾心理

作者简介：洪卫中，许昌学院魏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历史学博士（河南 许昌 461000）

曹操以阉宦之后崛起于汉末，御名士，挟天子，征服群雄，称霸北方，成为汉末三国之际一个伟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一生多以法治国、以法治军，也多以法御下，故而后来史家评他是：“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①。学者论及他时也多冠之以好刑罚之名，如傅玄曰：“魏武好法术，天下贵刑名”②。刘勰也说：“魏之初霸，术兼名法”③。然而事实上曹操的思想是多层次的，他所采取的治国措施也不是单一的法家之治。法家思想文化固然使他认识到了乱世用重典的必要性，使他在此后所主导的政治生涯里于拨乱反正中多以刑罚为主要统治手段，但儒家文化思想同样以独有的治国教化功能使他认识到儒家思想在治国理民中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这使曹操在乱世施治中对之既无法完全依赖又不能完全舍弃。故而在创建霸业过程中，他对儒家文化思想也就不得不既有敬畏下的遵从和利用，又有因时施政下的某种叛逆和反抗，从而客观上对儒家文化思想形成了一种矛盾现象。笔者下面即对此作一论析。

一、曹操对儒家文化思想的接受

史载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又云其“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④，陈琳在为袁绍所作檄文中更骂他是“赘阉遗丑，本无令德，僄狡锋侠，好乱乐祸”⑤。这些无疑让人感到曹操是一个不学无术又放荡无节制、唯恐天下不乱者。然而事实是否真的这样？史书又载：曹操“年二十，举孝廉为郎”⑥，为议郎之初即上书陈说“陈（蕃）（窦）武等正直而见陷害，奸邪盈朝，善人壅塞”之事及“说三公所举奏专回避贵戚之意”⑦，可见曹操二十岁前不仅已身具孝亲礼让、清正廉洁的德行，出仕后亦显示出正身立朝、不畏权贵、嫉恶如仇、力匡朝政的优良品格。也因此，即使曹操其时还很没名气，名士桥玄从他的言行中便认为他将是汉末大乱“安生民”⑧的“命世之才”，并“以妻子为托”⑨，而逸士王儁也认为他有“治世之具”⑩，其他名士如李瓒、何顒等也都推许他是汉末乱世中安天下的英雄。11如果说曹操是一个放荡奸诈、唯恐天下不乱者，这些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汉末名士又怎么会赞赏他、推许他？如蔡邕等又怎么愿意和他交往，甚而桥玄还引导他“交许子将”取名于时？由此不难看出，所谓曹操少年时“飞鹰走狗，游荡无度”、“本无令德，僄狡锋侠，好乱乐祸”等某种角度上不过是一种歪曲之语。12正如田余庆先生所说：“曹操是一个有本事的人，他奋斗了三十多年，不论斗智斗力，吃过他的亏的人非常多。他占据的地盘是正朔所在的中原，名分上又高人一等，别人斗他不过，只有用辱骂来壮胆泄愤。最通常的是骂他奸诈、骂他残酷。后代的历史家，也就用这些材料来否定他。”13

而且由曹操年轻时就已“博览群书”、“明古学”14以及起兵之后仍然“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15等也可看出，曹操不但早期接受了较为系统的儒家文化学习，16成年后更没少花时间和精力来钻研儒家文化思想，可以说终其一生曹操都没有离开过对儒家文化的学习和研究。毕竟儒家思想在两汉一直居统治思想，儒学为官方之学，加上统治阶级长期以来的大力推广和施行，使它上对帝王将相，下对一般士人乃至整个社会的群体意识都有极重要的深远影响。而人是社会的产物，也是传统文化的产物，生长于一定社会环境之下的任何人无不会在思想上被深深地烙下这个时代主流思想意识的痕迹。在两汉普兴儒学、崇尚儒学，以儒学为进身之本、以儒家思想为衡量事物准则的社会环境下，曹操无法不学习儒学，也不能不以儒家思想为价值观和人生观的某种依据。也因此，曹操不仅在年轻时显示出为名士所钦佩的某些儒士品质，在以后的政治生涯里也多显露出其价值观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仅就他所颁发的令文而言，其中就有多处引用了儒家经典，如表1所示。

可以说汉末以荀彧为代表的一大批儒学名士最后择曹操而辅，除了因曹操有雄才大略之外，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看到了曹操秉持有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治世思想。

二、曹操对儒家文化思想的敬畏

汉末，由于儒家文化思想在社会上仍然发挥着很大的意识作用，而自身又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所以曹操对儒家文化思想始终都存有一份深刻敬畏。这种敬畏既表现为他一方面继续沿用儒家思想为执政思想，另一方面依据现实统治需要实行某些与儒家思想相冲突的措施时又表现出对儒家思想的一种妥协。

就前者来说，曹操的许多举措都体现了这点。譬如用人方面，他就颇为重视有儒学素养才德兼备者。如任用蒋济为丞相西曹属、任用邴原为五官长令史、以崔琰为东曹掾、以徐宣为左护军留统寿春等，在曹操统治集团里，很大一部分官吏即使不是儒学之士，也有着儒学背景。在对待这些儒士的态度上曹操也是尊之重之。如邢颙曾“以故将丧弃官”，“有司举正”，欲按法治罪，曹操却以“颙笃于旧君，有一致之节”17免除对他的刑罚处置。再如用毕谌为兖州别驾后，毕谌却在张邈叛乱时投降张邈。尽管曹操因此很愤怒，可当再次俘获毕谌，“众为谌懼”，以为他要杀掉毕谌时，他却以“夫人孝于其亲者，岂不忠于君乎！吾所求也”18。不但免毕谌一死，还以之为鲁相。不论是辟用邢颙恕其擅离职守之过，还是任用毕谌原其背叛之罪，一向以严格执行法令著称的曹操却在儒家忠孝面前宽贷枉法。

在改变风俗和推行文化教育方面，曹操同样以儒家思想为主导。针对汉末以来社会风气衰败现象，他颁布和推广《礼让令》，以为“斯合经之要矣”19，并在频繁的战争中积极兴学重教，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20。这些行为不但使儒家思想得以延续和播扬，也极大地影响了曹魏大臣及其继位者，至于魏文帝、明帝乃至高贵乡公曹髦皆能在很大程度上实施措施振兴儒教，而大臣如刘馥、杨俊等也都能在任职一方时兴修学校，传播儒学。不仅如此，在家庭教育上曹操重视的也是儒学教育，要求子孙勤读儒家学说，并请精笃儒业者如邢顒、崔琰、邴原等来辅导他们，以此故，曹丕“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21，而曹植等也都深受儒学熏陶和影响。可见在曹操的思想里，不论是用人还是处事始终都深受着儒术治国理念的影响，在他的价值观、世界观里始终都有着儒家文化思想这杆标尺。

就后者而言，当曹操因时因事实施一些偏离儒家思想举措时，内心便总显露出较大程度的担心和害怕。譬如建安十年（205）平定袁绍后他即下令曰：“夫治世御众，建立辅弼，诫在面从，《诗》称‘听用我谋，庶无大悔，斯实君臣恳恳之求也。吾充重任，每懼失中，频年已来，不闻嘉谋，岂吾开延不勤之咎邪？自今以后，诸掾属治中、别驾，常以月旦各言其失，吾将览焉。”22

令文中曹操言其“每懼失中”，到底失的是什么“中”？这其实是曹操来自内心对儒学接受而有的担忧。所谓过犹不及，儒家向来主张和重视以仁德治国，崇尚和倡导教化。在汉末刑罚松弛、社会失序的情况下，曹操以严刑峻法纠正时弊固为切合时政手段，但任何事都存在物极必反的现象，因此曹操也就不免担心自己诸多法治措施超出社会承受度，引起社会群体意识的反感和抵触。毕竟汉末社会群体意识依然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而他的“诸掾属治中、别驾”也多是濡染儒学思想较深的士人，所以曹操引《诗》让他们“常以月旦各言其失”，就是让他们从儒家思想施治角度来评议他的法治得失，为他适时提供施政建议，从而保证他政治上的举措不至于偏离群体意识太远而失去人心。可见在统治中曹操尽管因时采取了强硬的法治行为，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他在日常政务和决策中又不能不去考虑儒家思想因素，至于在政治上不时表现出一种“每懼失中”的忧惧和担心。

特别是当统一北方大局趋于基本稳定的情况下，面对人们议论他“有不遜之志”23时，建安十五年（210）十二月他颁发了《让县自明本志令》，于其中他自剖心迹，以齐桓、晋文和周公自譬，强调了自己没有篡汉之心只有忠汉之举、自己将永远忠汉等，这让人看到了曹操从心理上无法真正走出儒家“君君臣臣”那一套理念的约束和限制：不仅担忧自身偏离儒家思想，也非常畏惧他人视其言行有偏离儒家思想的表现。不仅如此，在对待一些名士拒绝与他合作的态度上，曹操往往也多从儒家思想角度考虑表现出妥协和退让。祢衡为汉末名士，被孔融所举荐，曹操欲用之。但祢衡恃才多“骂辱曹操”，这使曹操非常愤怒，很想因此杀掉他，但又正如曹操所说：“祢衡竖子，孤杀之，犹雀鼠耳；顾此人素有虚名，远近将谓孤不能容之。”24因此曹操将他送与刘表。而刘表怒衡贬己，又将祢衡送与黄祖。“后衡众辱祖，祖杀之。”对祢衡之死，胡三省评曰：“操怒衡而送与表，犹以表为宽和爱士，……表怒衡而送与祖，知祖性急，必不能容衡，是直欲填之死地耳。二人皆挟数用术，表则浅矣。”25所谓“挟数用术”只是胡三省的看法。祢衡是人才，曹操欲用祢衡却不为所用，而祢衡寓居荆州，加上刘表在荆州大兴儒学，“宽和爱士”，因而曹操将祢衡送回与刘表，本是情理之中事，无需多猜疑，至于后来刘表送祢衡与黄祖也非曹操所能料，因此说曹操“挟数用术”杀祢衡并没有充分确切理由。儒家认为：“宁丧千金，莫失士心。”26强调为政者要从民望、得民心。从史料来看，曹操不杀祢衡实质乃是源于他内心畏“名”于己不利，害怕由此背负骂名，破坏自己尚德行、崇礼让的形象，从而无法实现其“周公吐哺，天下归心”27的愿望。一句话，曹操不杀祢衡实是他畏惧儒家思想的一种软弱妥协的表现。

同样，在对待杨彪和田畴态度上曹操也表现了这种内心。杨彪为汉末名望公卿，也为一时儒学名士，在曹操与袁氏对抗过程中，他与袁术联姻并称疾辞官，这使得曹操对他非常不满和反感，故而后来曹操逮到机会便“诬云欲图废立，奏收下狱，劾以大逆”28。然而最终在众多儒士求情下，加上担心“杀一人而失天下心”29，曹操只得将他赦放。这可以说是曹操屈服于儒家施政思想的又一举动。而田畴不仅为汉末儒学名士，在曹操东征乌桓时还有功于曹，曹操因此几次要赏赐他，但都被坚拒，这使曹操颇为不满，故而欲强令威逼之。最后曹操也是在“匹夫守志，圣人各因而成之”，“有益推让之风”30等儒家理念作用下无可奈何地屈就了田畴志向。而且在曹操执政后期，他不仅在地域上实现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统治局面，在政权内部也几乎消除了兴汉反曹势力，他的统治已基本得到社会认同，然而即使这样，在时人认为他已可代汉而立，如孙权上书称臣，陈群、桓阶等人劝他称帝时，曹操还是囿于儒家思想的限制，曰：“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31没有废汉称帝而仍选择做汉的大臣。

可见，不论是在施政思路上还是在对待异己名士的态度等问题上，曹操的处置都摆脱不了儒家文化思想影响的痕迹，而且在行为与儒家思想相冲突时又往往表现出一种妥协和退让。而汉献帝对其所谓：“君若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捨。”使曹操“失色，俛仰求出。”“出，顾左右，汗流浃背，自后不復朝请。”32也再一次从政治伦理角度证明了曹操内心面对儒家思想无法真正强硬起来。可以说，儒家思想在曹操心目中是有着很高的地位的，曹操对儒家思想的敬畏贯穿其一生。

三、曹操因时施政对儒家文化思想的叛逆

尽管儒家文化思想在汉末社会意识中依然发挥着很大程度的导向作用，曹操在施政中也深受其影响，但一如汉宣帝所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33。汉末社会政纲驰坏、刑礼堕败、吏治混乱和强权当道之时局，相对于西汉稳定局面而言已不可同日而语，因而也更非单一儒家思想所能扭转治理现状，以此故，汉末乱世曹操在不弃儒家思想施政的同时始盛乱世用重典，将法治和儒家思想等相结合来拨乱反正、治理社会。为此他不但早年为官洛阳、济南以重刑惩治贪官污吏，在后来与群雄相争过程中他也是一方面推行儒家思想统治，一方面为维护、扩大统治政权又不为儒家思想所限实行了许多非儒政策和措施，显示出诸多如田余庆先生所说的“叛逆思想”34。

这其中众所周知的“求才三令”可说是其中较突出的一点。在“三令”中曹操将一些不符合儒家用人标准甚至和儒家思想相左的理念如“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35等用作取才标尺，从而在尊儒的同时又在社会上开了颠覆儒家用人以德的标准。清人顾炎武因此认为：“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36陈寅恪先生也认为：“孟德三令，……则是明白宣示士大夫自来所遵奉之金科玉律，已完全破产也。”37是对“儒家教义摧陷廓清”38。不难看出，在后人眼里，求才三令的颁发不说和儒家思想完全背道而驰，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对儒家思想的偏离和违逆，“是违反名教传统的”39。

突显法治可以说是曹操统治时实行的和儒家思想治世理念相冲突的又一叛逆行为。曹操统治时明赏罚、重刑罚、实行了不少法治措施，带来了社会秩序的较快恢复和经济发展以及学校教育的推广、社会教化的较好施行，但以法治为主要统治思想，强调严刑峻法又必然使曹操对刑罚的运用远远超出以儒术为治国准则人士所能认可的限度，而“东汉以来的传统思想，是儒家的名教，他们讲求名节、讲求孝义、讲求操行，他们主张任人不任法，主张人治而不主张法治。……国法与人情，他们是偏在人情这一面的”40，因而曹操很大程度上以刑罚为主要手段的治理方式和思想在他们眼里便表现出了背离儒家思想甚至是对抗儒家思想的态势，这也就导致其时主张儒术治国的人认为：“曹操虽功盖中夏，威震四海，崇诈杖术，征伐无已，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也。”41或评为“持法峻刻”42，甚而今人陈寅恪先生认为：“曹操‘任侠放荡，不治产业；‘细政苛惨，科防互设，表明曹氏并不以儒学为务”43，“这说明要摧陷廓清豪族儒教教义的曹操，转而求以法术为治。所以他重刑。陈琳檄文所说：‘细政苛惨，科防互设，反映的是儒家豪族对曹操重法术的看法。好法术可以说是曹操鄙弃儒术的一种必然结果。”44可见，以重刑罚为特色的社会治理虽然不过是曹操在汉末重建统一社会秩序中的一个主要手段并被名士郭嘉看作是“治胜”之表现者，却不可避免地显示出了很大程度上对儒家思想的“叛逆”。

此外，严格推行节俭可以说是曹操施政中与两汉以来的儒家思想相冲突的又一行为。两汉以来的儒家思想崇尚奢华生活，主张锦衣玉食、鼎食钟鸣和曼妙歌舞，因此在两汉特别是东汉，奢华生活几乎成为贵族社会普遍习俗，而这种习俗到东汉后期是愈演愈烈，至于“诏书每下宽和而政急不解，务存节俭而奢侈不止”45。曹操执政后对此予以大力纠正，不但身行节约，还以崔琰、毛玠“典选举”46，在官吏间普遍推行节俭之风，由此扭转奢华风习的同时，也带来了国家经济实力的恢复和发展。但曹操所为与两汉以来的儒家思想重礼所崇尚的豪奢生活理念相违背，且在政策执行中又稍显矫枉过正，所以不但丞相掾和洽谏说：“……夫立教观俗，贵处中庸，为可继也。今崇一概难堪之行以检殊涂，勉而为之，必有疲瘁。”47而一些贵族士大夫也并没有完全依照执行，如何夔“于节俭之世，最为豪汰”48。可见，曹操的节俭思想是为汉末儒学士大夫所排斥和反对的，在他们眼里，曹操对节俭政策的严格推行无疑是反儒家思想的，因而曹丕执政后，曹操的那种严格节俭思想便在儒学世家大族施治思想里渐消解于无形。

当然，除以上之外在某些具体事件和举措上曹操也多有不拘儒家思想的表现。如在受九锡这件事上，曹操逼死荀彧和受九锡为魏公也可以说是对儒教政治伦理的一种挑战。

两汉时期是中国政治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整合时期，这期间，不仅确立了儒家思想为统治阶层的主导思想，也使儒家思想便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并形成一种新的体系。而两汉以降数百年对儒学的倡导和以儒家思想治国的理念不仅使社会意识被深深地打上儒家思想的烙印，也使生长于这种环境下的曹操很早就接受了较为系统的儒学教育，“濡染于封建道德很深”49，从此深受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以至在以后的政治生涯里无论是对时局的把握，还是对人才的任用，抑或是对国家的治理，曹操的决策很大一部分都有着儒家思想的成分。非但如此，如上所论，在某些行为举措偏离儒家思想时他往往还会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畏惧、担忧和妥协、退让，这些都使得曹操一生中显示出了对儒家思想始终有着一份敬畏。从这个角度来讲，孙明君先生认为曹操“其精神在本质上却是向原始儒学人文精神的回归”50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汉末混乱的社会状态又使与群雄争战中崛起的曹操为重建统一、巩固统治不得不在乱世中采取诸多切合时宜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中一些如法治、用人思想等固然与原始儒学用法、用人思想有切合之处，如孔子在鲁为司寇时“据法听讼，无有所阿”51，荀子讲：“治之经，礼与刑”52，在用人上“原始儒学家允许贤才有过失”53等，但儒家思想讲究中庸，讲求德主刑辅，而曹操乱世实行的突显法治、三次高调颁布唯才令、严格推行节俭却与此明显存在矛盾；而且为长久确立曹氏的法统地位曹操一步步提升权力地位（由丞相而为魏公，由魏公又为魏王以及加授九锡等）、使献帝为傀儡、镇压反曹兴汉者、逼死荀彧诛杀崔琰等，都可以说是反儒家思想的行为。因此，这一切又使曹操对儒家思想不能不表现出因时因事的叛逆。而究其原因，笔者以为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政治因素所致。董卓之乱后，大大小小军阀各自割据为政，东汉政权名存实亡，这使汉末得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在强化自身权力和威信过程中，在某些行为上也就自然表现出了对儒家思想的违逆，如使献帝周围“宿卫兵侍，莫非曹氏党旧姻戚”54等，此其一。其二，割据称雄的军阀强势者企图代汉称帝的种种乱象不断上演：先是袁术、袁绍图谋称帝，后来刘表也显露僭越痕迹，再后来刘备、孙权有意霸据一方并坚拒接受统一等，这些现实都不能不影响到曹操对汉室的态度，使其思想、行为随着现实政治的发展也就不能不有越礼违逆面。（二）社会文化思想因素影响。首先，两汉以来的经学发展因繁琐释义和掺杂谶纬理念使得儒家思想一定程度上变得虚幻、荒诞，失去了其对实践的理论指导意义，这导致儒学在汉末很大程度上除了作为邀名取利工具以及愚弄百姓外，于治国、教化作用变得有限，加上有汉以来政治上实行“霸王道杂之”的理政思想，这也就促成了曹操选择法家思想强化统治并因时因事重刑罚之因。其次，汉末道教的发展在促成黄巾大起义爆发时，也使“苍天当死，黄天当立”的五行相克相生思想在汉末再次普遍流行，因之各种代汉谶言也普兴其间，其中“代汉者当涂高”、“当涂高者，魏也。”55之谶语的流传，从历史记载来看，它带给了曹操思想较大影响，从而使他有了建立代汉政权思想趋向的发展。

总之，在承袭两汉社会思想下，汉末崛起的曹操一生政治作为中既表现出有源于社会思想意识、政治理论和本身文化修养等方面的对儒家文化思想的敬畏，也有重建统一秩序、因时施政、建立曹氏政权政治需要方面所采取对儒家思想的某些叛逆举措，从而敬畏与叛逆成了曹操政治生涯里面对儒家文化思想存在的一种矛盾纠结心理。正如田余庆先生所说：“他（指曹操）是否完全突破了名教的束缚，完全站到名教的反面了呢？那也不是。”“他是名教的叛徒，但又摆不脱名教的束缚。”“不论他以什么姿态出现，都有一种内心的深刻矛盾笼罩着他，他的各种活动，都有这种矛盾斗争的痕迹。”56不过，无论是为维护现实的统治也好，还是为建立代汉的曹魏政权辅路造势也罢，曹操都不能没有儒家思想来支撑来依靠，所以就曹操一生整体对儒家思想的态度而言，他对儒家思想的敬重远大于对儒家思想的叛逆！

注释：

①④⑤⑥⑦⑨⑩1415171820222330313541424648（晋）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5页，第2页，第197页，第2页，第3页，第2页，第31页，第3页，第54页，第383页，第16页，第24页，第28页，第33页，第344页，第52页，第44页，第1175页，第55页，第375页，第381页。

②（唐）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317页。

③（梁）刘勰：《文心雕龙》，周振甫注，北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00页。

⑧26455455（刘宋）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697页，第1698页，第1400页，第453页，第2349页。

11如《后汉书·李膺传》载曰：“初，曹操微时，赞异其才，谓子宣等曰：‘时将乱矣，天下英雄无过曹操。张孟卓与吾善，袁本初汝外亲，虽尔勿依，必归曹氏。”《后汉书·何顒传》也载何顒曰：“初，顒见曹操叹曰：‘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而《三国志·卫臻传》也载其父卫兹“有大节，不应三公辟。太祖之初至陈留，兹曰：‘平天下者必此人也。”

12其实就曹操少年时“任侠放荡”、“飞鹰走狗，游荡无度”而言，此不过是其时贵族子弟对两汉以来继续延续在社会上且依然被崇尚的行侠交游、快意恩仇、仗义疏财的游侠风气的一种慕仿而已，这在当时不少年轻贵族如袁绍、袁术、王匡、徐庶等身上都存在着，譬如《三国志·魏书·袁绍传》载：“（绍）好游侠，与张孟卓、何伯求、吴子卿、许子远、伍德瑜等皆为奔走之友。”《三国志》引《英雄记》曰：“（河内太守王）匡字公节，泰山人。轻财好施，以任侠闻”。

13343956田余庆：《关于曹操的几个问题》，《曹操论集》，北京：三联书店，1964年，第94页，第97页，第98页，第100页。

16“古学”，段玉裁曰：“古学者，《古文尚书》、《诗毛氏》、《春秋左氏传》及《仓颉古文》、《史籀大篆》之学也。”（<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785页）其实就是指古文经学。而“夜则思经传”中的“经传”，当指东汉时期政府所规定的七经：《诗经》、《尚书》、《仪礼》、《周易》、《春秋》、《论语》、《孝敬》。

19（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957页。

21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97页。

2425283247（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1993页，第1993页，第2000页，第2133页，第2099页。

27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49页。

29（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95页。

33（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8页。

36（清）顾炎武：《日知录》，（清）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80年，第588页。

37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51页。

384344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合肥：黄山书社，1987年，第12页，第8页，第13页。

40朱永嘉：《论曹操的抑制豪强及其法家思想》，《曹操论集》，北京：三联书店，1964年，第369页。

49吕思勉：《论学集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564页。

5053孙明君：《曹操与儒学》，《文史哲》1993年第2期。

51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65页。

52（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61页。

当然，除以上之外在某些具体事件和举措上曹操也多有不拘儒家思想的表现。如在受九锡这件事上，曹操逼死荀彧和受九锡为魏公也可以说是对儒教政治伦理的一种挑战。

两汉时期是中国政治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整合时期，这期间，不仅确立了儒家思想为统治阶层的主导思想，也使儒家思想便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并形成一种新的体系。而两汉以降数百年对儒学的倡导和以儒家思想治国的理念不仅使社会意识被深深地打上儒家思想的烙印，也使生长于这种环境下的曹操很早就接受了较为系统的儒学教育，“濡染于封建道德很深”49，从此深受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以至在以后的政治生涯里无论是对时局的把握，还是对人才的任用，抑或是对国家的治理，曹操的决策很大一部分都有着儒家思想的成分。非但如此，如上所论，在某些行为举措偏离儒家思想时他往往还会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畏惧、担忧和妥协、退让，这些都使得曹操一生中显示出了对儒家思想始终有着一份敬畏。从这个角度来讲，孙明君先生认为曹操“其精神在本质上却是向原始儒学人文精神的回归”50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汉末混乱的社会状态又使与群雄争战中崛起的曹操为重建统一、巩固统治不得不在乱世中采取诸多切合时宜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中一些如法治、用人思想等固然与原始儒学用法、用人思想有切合之处，如孔子在鲁为司寇时“据法听讼，无有所阿”51，荀子讲：“治之经，礼与刑”52，在用人上“原始儒学家允许贤才有过失”53等，但儒家思想讲究中庸，讲求德主刑辅，而曹操乱世实行的突显法治、三次高调颁布唯才令、严格推行节俭却与此明显存在矛盾；而且为长久确立曹氏的法统地位曹操一步步提升权力地位（由丞相而为魏公，由魏公又为魏王以及加授九锡等）、使献帝为傀儡、镇压反曹兴汉者、逼死荀彧诛杀崔琰等，都可以说是反儒家思想的行为。因此，这一切又使曹操对儒家思想不能不表现出因时因事的叛逆。而究其原因，笔者以为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政治因素所致。董卓之乱后，大大小小军阀各自割据为政，东汉政权名存实亡，这使汉末得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在强化自身权力和威信过程中，在某些行为上也就自然表现出了对儒家思想的违逆，如使献帝周围“宿卫兵侍，莫非曹氏党旧姻戚”54等，此其一。其二，割据称雄的军阀强势者企图代汉称帝的种种乱象不断上演：先是袁术、袁绍图谋称帝，后来刘表也显露僭越痕迹，再后来刘备、孙权有意霸据一方并坚拒接受统一等，这些现实都不能不影响到曹操对汉室的态度，使其思想、行为随着现实政治的发展也就不能不有越礼违逆面。（二）社会文化思想因素影响。首先，两汉以来的经学发展因繁琐释义和掺杂谶纬理念使得儒家思想一定程度上变得虚幻、荒诞，失去了其对实践的理论指导意义，这导致儒学在汉末很大程度上除了作为邀名取利工具以及愚弄百姓外，于治国、教化作用变得有限，加上有汉以来政治上实行“霸王道杂之”的理政思想，这也就促成了曹操选择法家思想强化统治并因时因事重刑罚之因。其次，汉末道教的发展在促成黄巾大起义爆发时，也使“苍天当死，黄天当立”的五行相克相生思想在汉末再次普遍流行，因之各种代汉谶言也普兴其间，其中“代汉者当涂高”、“当涂高者，魏也。”55之谶语的流传，从历史记载来看，它带给了曹操思想较大影响，从而使他有了建立代汉政权思想趋向的发展。

总之，在承袭两汉社会思想下，汉末崛起的曹操一生政治作为中既表现出有源于社会思想意识、政治理论和本身文化修养等方面的对儒家文化思想的敬畏，也有重建统一秩序、因时施政、建立曹氏政权政治需要方面所采取对儒家思想的某些叛逆举措，从而敬畏与叛逆成了曹操政治生涯里面对儒家文化思想存在的一种矛盾纠结心理。正如田余庆先生所说：“他（指曹操）是否完全突破了名教的束缚，完全站到名教的反面了呢？那也不是。”“他是名教的叛徒，但又摆不脱名教的束缚。”“不论他以什么姿态出现，都有一种内心的深刻矛盾笼罩着他，他的各种活动，都有这种矛盾斗争的痕迹。”56不过，无论是为维护现实的统治也好，还是为建立代汉的曹魏政权辅路造势也罢，曹操都不能没有儒家思想来支撑来依靠，所以就曹操一生整体对儒家思想的态度而言，他对儒家思想的敬重远大于对儒家思想的叛逆！

注释：

①④⑤⑥⑦⑨⑩1415171820222330313541424648（晋）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5页，第2页，第197页，第2页，第3页，第2页，第31页，第3页，第54页，第383页，第16页，第24页，第28页，第33页，第344页，第52页，第44页，第1175页，第55页，第375页，第381页。

②（唐）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317页。

③（梁）刘勰：《文心雕龙》，周振甫注，北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00页。

⑧26455455（刘宋）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697页，第1698页，第1400页，第453页，第2349页。

11如《后汉书·李膺传》载曰：“初，曹操微时，赞异其才，谓子宣等曰：‘时将乱矣，天下英雄无过曹操。张孟卓与吾善，袁本初汝外亲，虽尔勿依，必归曹氏。”《后汉书·何顒传》也载何顒曰：“初，顒见曹操叹曰：‘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而《三国志·卫臻传》也载其父卫兹“有大节，不应三公辟。太祖之初至陈留，兹曰：‘平天下者必此人也。”

12其实就曹操少年时“任侠放荡”、“飞鹰走狗，游荡无度”而言，此不过是其时贵族子弟对两汉以来继续延续在社会上且依然被崇尚的行侠交游、快意恩仇、仗义疏财的游侠风气的一种慕仿而已，这在当时不少年轻贵族如袁绍、袁术、王匡、徐庶等身上都存在着，譬如《三国志·魏书·袁绍传》载：“（绍）好游侠，与张孟卓、何伯求、吴子卿、许子远、伍德瑜等皆为奔走之友。”《三国志》引《英雄记》曰：“（河内太守王）匡字公节，泰山人。轻财好施，以任侠闻”。

13343956田余庆：《关于曹操的几个问题》，《曹操论集》，北京：三联书店，1964年，第94页，第97页，第98页，第100页。

16“古学”，段玉裁曰：“古学者，《古文尚书》、《诗毛氏》、《春秋左氏传》及《仓颉古文》、《史籀大篆》之学也。”（<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785页）其实就是指古文经学。而“夜则思经传”中的“经传”，当指东汉时期政府所规定的七经：《诗经》、《尚书》、《仪礼》、《周易》、《春秋》、《论语》、《孝敬》。

19（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957页。

21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97页。

2425283247（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1993页，第1993页，第2000页，第2133页，第2099页。

27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49页。

29（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95页。

33（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8页。

36（清）顾炎武：《日知录》，（清）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80年，第588页。

37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51页。

384344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合肥：黄山书社，1987年，第12页，第8页，第13页。

40朱永嘉：《论曹操的抑制豪强及其法家思想》，《曹操论集》，北京：三联书店，1964年，第369页。

49吕思勉：《论学集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564页。

5053孙明君：《曹操与儒学》，《文史哲》1993年第2期。

51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65页。

52（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61页。

当然，除以上之外在某些具体事件和举措上曹操也多有不拘儒家思想的表现。如在受九锡这件事上，曹操逼死荀彧和受九锡为魏公也可以说是对儒教政治伦理的一种挑战。

两汉时期是中国政治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整合时期，这期间，不仅确立了儒家思想为统治阶层的主导思想，也使儒家思想便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并形成一种新的体系。而两汉以降数百年对儒学的倡导和以儒家思想治国的理念不仅使社会意识被深深地打上儒家思想的烙印，也使生长于这种环境下的曹操很早就接受了较为系统的儒学教育，“濡染于封建道德很深”49，从此深受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以至在以后的政治生涯里无论是对时局的把握，还是对人才的任用，抑或是对国家的治理，曹操的决策很大一部分都有着儒家思想的成分。非但如此，如上所论，在某些行为举措偏离儒家思想时他往往还会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畏惧、担忧和妥协、退让，这些都使得曹操一生中显示出了对儒家思想始终有着一份敬畏。从这个角度来讲，孙明君先生认为曹操“其精神在本质上却是向原始儒学人文精神的回归”50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汉末混乱的社会状态又使与群雄争战中崛起的曹操为重建统一、巩固统治不得不在乱世中采取诸多切合时宜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中一些如法治、用人思想等固然与原始儒学用法、用人思想有切合之处，如孔子在鲁为司寇时“据法听讼，无有所阿”51，荀子讲：“治之经，礼与刑”52，在用人上“原始儒学家允许贤才有过失”53等，但儒家思想讲究中庸，讲求德主刑辅，而曹操乱世实行的突显法治、三次高调颁布唯才令、严格推行节俭却与此明显存在矛盾；而且为长久确立曹氏的法统地位曹操一步步提升权力地位（由丞相而为魏公，由魏公又为魏王以及加授九锡等）、使献帝为傀儡、镇压反曹兴汉者、逼死荀彧诛杀崔琰等，都可以说是反儒家思想的行为。因此，这一切又使曹操对儒家思想不能不表现出因时因事的叛逆。而究其原因，笔者以为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政治因素所致。董卓之乱后，大大小小军阀各自割据为政，东汉政权名存实亡，这使汉末得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在强化自身权力和威信过程中，在某些行为上也就自然表现出了对儒家思想的违逆，如使献帝周围“宿卫兵侍，莫非曹氏党旧姻戚”54等，此其一。其二，割据称雄的军阀强势者企图代汉称帝的种种乱象不断上演：先是袁术、袁绍图谋称帝，后来刘表也显露僭越痕迹，再后来刘备、孙权有意霸据一方并坚拒接受统一等，这些现实都不能不影响到曹操对汉室的态度，使其思想、行为随着现实政治的发展也就不能不有越礼违逆面。（二）社会文化思想因素影响。首先，两汉以来的经学发展因繁琐释义和掺杂谶纬理念使得儒家思想一定程度上变得虚幻、荒诞，失去了其对实践的理论指导意义，这导致儒学在汉末很大程度上除了作为邀名取利工具以及愚弄百姓外，于治国、教化作用变得有限，加上有汉以来政治上实行“霸王道杂之”的理政思想，这也就促成了曹操选择法家思想强化统治并因时因事重刑罚之因。其次，汉末道教的发展在促成黄巾大起义爆发时，也使“苍天当死，黄天当立”的五行相克相生思想在汉末再次普遍流行，因之各种代汉谶言也普兴其间，其中“代汉者当涂高”、“当涂高者，魏也。”55之谶语的流传，从历史记载来看，它带给了曹操思想较大影响，从而使他有了建立代汉政权思想趋向的发展。

总之，在承袭两汉社会思想下，汉末崛起的曹操一生政治作为中既表现出有源于社会思想意识、政治理论和本身文化修养等方面的对儒家文化思想的敬畏，也有重建统一秩序、因时施政、建立曹氏政权政治需要方面所采取对儒家思想的某些叛逆举措，从而敬畏与叛逆成了曹操政治生涯里面对儒家文化思想存在的一种矛盾纠结心理。正如田余庆先生所说：“他（指曹操）是否完全突破了名教的束缚，完全站到名教的反面了呢？那也不是。”“他是名教的叛徒，但又摆不脱名教的束缚。”“不论他以什么姿态出现，都有一种内心的深刻矛盾笼罩着他，他的各种活动，都有这种矛盾斗争的痕迹。”56不过，无论是为维护现实的统治也好，还是为建立代汉的曹魏政权辅路造势也罢，曹操都不能没有儒家思想来支撑来依靠，所以就曹操一生整体对儒家思想的态度而言，他对儒家思想的敬重远大于对儒家思想的叛逆！

注释：

①④⑤⑥⑦⑨⑩1415171820222330313541424648（晋）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5页，第2页，第197页，第2页，第3页，第2页，第31页，第3页，第54页，第383页，第16页，第24页，第28页，第33页，第344页，第52页，第44页，第1175页，第55页，第375页，第381页。

②（唐）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317页。

③（梁）刘勰：《文心雕龙》，周振甫注，北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00页。

⑧26455455（刘宋）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697页，第1698页，第1400页，第453页，第2349页。

11如《后汉书·李膺传》载曰：“初，曹操微时，赞异其才，谓子宣等曰：‘时将乱矣，天下英雄无过曹操。张孟卓与吾善，袁本初汝外亲，虽尔勿依，必归曹氏。”《后汉书·何顒传》也载何顒曰：“初，顒见曹操叹曰：‘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而《三国志·卫臻传》也载其父卫兹“有大节，不应三公辟。太祖之初至陈留，兹曰：‘平天下者必此人也。”

12其实就曹操少年时“任侠放荡”、“飞鹰走狗，游荡无度”而言，此不过是其时贵族子弟对两汉以来继续延续在社会上且依然被崇尚的行侠交游、快意恩仇、仗义疏财的游侠风气的一种慕仿而已，这在当时不少年轻贵族如袁绍、袁术、王匡、徐庶等身上都存在着，譬如《三国志·魏书·袁绍传》载：“（绍）好游侠，与张孟卓、何伯求、吴子卿、许子远、伍德瑜等皆为奔走之友。”《三国志》引《英雄记》曰：“（河内太守王）匡字公节，泰山人。轻财好施，以任侠闻”。

13343956田余庆：《关于曹操的几个问题》，《曹操论集》，北京：三联书店，1964年，第94页，第97页，第98页，第100页。

16“古学”，段玉裁曰：“古学者，《古文尚书》、《诗毛氏》、《春秋左氏传》及《仓颉古文》、《史籀大篆》之学也。”（<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785页）其实就是指古文经学。而“夜则思经传”中的“经传”，当指东汉时期政府所规定的七经：《诗经》、《尚书》、《仪礼》、《周易》、《春秋》、《论语》、《孝敬》。

19（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957页。

21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97页。

2425283247（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1993页，第1993页，第2000页，第2133页，第2099页。

27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49页。

29（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95页。

33（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8页。

36（清）顾炎武：《日知录》，（清）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80年，第588页。

37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51页。

384344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合肥：黄山书社，1987年，第12页，第8页，第13页。

40朱永嘉：《论曹操的抑制豪强及其法家思想》，《曹操论集》，北京：三联书店，1964年，第369页。

49吕思勉：《论学集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564页。

5053孙明君：《曹操与儒学》，《文史哲》1993年第2期。

51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65页。

52（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