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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泽明电影的民族性

2014-08-30马蹄

文化月刊·下旬刊 2014年7期

马蹄

无疑,电影是文化的一种载体。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电影在世人面前充分展示出了它奇特、神秘的艺术空间,对民族传统文化以特别的关照,从而给人以全新的强烈视听感受。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黑泽明、小津安二郎、沟口建二的名字为世界电影所熟悉。小津安二郎、沟口健二在叙事表现上注重东方韵味,继承传统的写意风格;黑泽明和大岛渚更为写实,手法西化,题材、主题向西方看齐。小津和沟口主要是对普通人生活遭际和伦理关系的探讨;大岛渚更多的表现青年人的苦闷和焦虑,对社会持有深刻的洞察力,对深藏在人物内心的激情和迷茫表示了充分的关注。黑泽明则是用简单的故事探讨深刻的哲理,颂扬人道主义,推崇昂扬崇高的美学趣味,叙事严密,追求影像的唯美风格。

1951年,黑泽明的《罗生门》一飞冲天,轰动世界,使得日本电影在国际影坛的地位骤然上升。在以后的几年中,日本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频频获奖:《西鹤一代女》、《雨月物语》、《烟囱林立的地方》、《地狱门》、《活着》、《七武士》、《山极大夫》、《缅甸的竖琴》、《暗无天日》、《不守法的阿松的一生》……世界电影从此记载了走在前列的日本电影。日本电影的辉煌成就和异军突起,归根结底应当归功于黑泽明。民族性和民族主义错综复杂的关系成就了他创作上的双重性:一方面,他的主要影片均改编自西方和日本的文学名著;另一方面,他又把所有的西方文本的故事本土化。

黑泽明于1910年3月出生于东京一个武士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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