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京涛

提到“辜鸿铭”的大名，相信很多人不会感到陌生，虽然未必了解其人，但起码大概听过他的名字。尤其是近年来，这位曾经享誉海外的晚清思想家，越来越多地以滑稽、怪异的姿态走进了《走向共和》、《建党伟业》、《湘江北去》等影视中。这说明，即使是在大众文化中，这位独树一帜、桀骜不驯的思想家，也开始占有一席之地了。尤其是近年来，研究他的著作，以及他本人的著作文集越来越多地出现，公众对这位人物的兴趣在明显增加。

谈到这个人，大家的印象，可能最典型的就是他近乎可笑的“顽固、保守”了，其次就是“英文好”，包括一些研究学者，同样对他持此印象。他英文好是毋庸置疑的，那么，他果真“顽固、保守”吗？在我看来，并非如此。若从2005年算起，我关注此人至今有8年时间了。在这期间，我几乎读了我所搜集到的有关此人的所有材料，包括他的著作、对他的学术研究，以及演绎他人生经历的故事等等。他给我留下的整体印象不仅不是“顽固、保守”的，反而是极开放的、求进步的。当然，只有了解了他的思想，才能体会到这种开放与进步。

人们为何普遍认为他“顽固、保守”呢？我想，主要是因为两点：一是他拖长辫、穿长袍的外表；一是他逆潮流而动、在“新文化”与“革命”大行其道的特殊时代倡导儒家文明——他不仅在国内倡导，更主要的是在国际上倡导，主张西方应引进儒家文明以自救，被西方视为“孔子学说的最大权威”（英国作家毛姆语）。所以，人们认为，他不是一般的顽固、保守，而是“极端”顽固、保守。

但我认为，若以这两点而认定他“顽固、保守”，实则是对此人的不了解。先说第一点，他在人们纷纷剪辫、换装的民国初期，刻意保留清代装束，这算不算保守？我说，不尽然。他其实在著作中谈过装束问题。比如，在他的中文著作《张文襄幕府纪文》中写有《在徳不在辫》一篇，文中说：“今人以除辫变服为当今救国急务者，余谓中国之存亡，在德不在辫。辫之除与不除，原无大出入焉。独是将来外务部衮衮诸公及外省交涉使，除辫后窄袖短衣，耸领高帽，其步履瞻视，不知能使外人生畏敬心乎，抑生狎侮心乎？”意思是，人们认为“除辫变服”能救国，但中国的存亡并不在于装束，而在于自身的能力，改了装束，剪了辫子，外国人就会敬畏你吗？

在辜鸿铭看来，改革的要务，并不在装束外表。因此，他其实很轻视这种变革。此外，他也曾对自己的装束做过解释，他晚年在日本讲学时曾说了一句：“我留了这样的辫子，不是出于个人的喜好，而是出于对满洲朝廷的忠节而保留的。”（《辜鸿铭论集·东西文化异同论》）那么，又该如何理解他对清朝的“忠节”呢？答案又在他的《中国牛津运动故事》（又名《清流传》）一书中。这是他出版于1910年的英文著作，虽然不及他的《中国人的精神》有名，但对于理解这个人物却非常关键。他在该书第二版中收录了他发表于《北华捷报》上的一篇文章《雅各宾派的中国》，他在文中自我解释说：“许多外国朋友取笑我，认为我的做法是对大清王朝死心塌地的愚忠。但我的忠诚不仅是对我的先辈们曾获得其恩典的皇室的忠诚，我在这件事上表现的忠诚，也是对中国的宗教信仰的忠诚，是对中国人的文明事业的忠诚。”

也就是说，辜鸿铭之所以拖着长辫、穿着长袍马褂，一个原因是他认为装束的改不改，对于改革来讲并无大的意义；另一个原因，是对中国文明的忠诚。

那么，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他忠于儒家文明、倡导儒家文明，这又应怎么理解呢？是一味的保守吗？我说，也不尽然。这一点，同样可以在他的《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一书中找到答案。我之所以说这本书非常关键，其实是集中体现了他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即“兼容并蓄”，或者说“扩展”思想。这一思想，我在2013年7月于北京大学举办的首届国际中西文化比较研讨会上做过发言，当时，有参会的学者朋友对我说，听了我的发言之后，改变了他对辜鸿铭的看法。

他的这一思想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一书的“序言”中明确提出，“中国和欧洲文明都不是绝对完美的文明。”他还批评传统的“中国文人”说，“中国文人的确对他们自己文明之外的其他文明一无所知。”因此，中国文人不懂得“兼容并蓄”或“扩展”思想，而“中国文明之所以软弱无力，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一点”。

所以，我们看到，他虽然“忠于”中国文明，但并不是一种顽固的“愚忠”，而是有很大的理性。那么，问题就在于，他所说的“兼容并蓄”或“扩展”的思想，到底指的是什么？其实他在著作的很多地方都提到了，这也是在他著作中一以贯之的思想。他说：“真正意义上的兼容并蓄，即灵魂的兼容并蓄。……它能使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对完满的状态的一孔之见远远不是具有永恒意义的、绝对的完满状态。”他进而指出：“为实现这种真正的兼容并蓄，所必需的东西，用个政界的术语说，就是‘开放原则。这里所说的开放并不是指贸易和铁路的开放，而是指思想和精神的开放。”

也就是说，他认为，任何一种文明本身并非完美的，因此，不能固守于一个文明，那么就需要这种兼容并蓄。通俗地讲，其实就是指不同文化的融合。事实上，他在《东西文化异同论》的演讲中说得已经很明白：“我深信，东西方的差别必定会消失并走向融合的，……所有有教养的人，都应为此而努力，为此而做出贡献。……因为常常批评西洋文明，所以有人说我是个攘夷论者，其实，我既不是攘夷论者，也不是那种排外思想家。我是希望东西方的长处结合在一起，从而消除东西界限，并以此作为今后最大奋斗目标的人。”

到这里，您还认为他是一味顽固、保守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