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功

闲来好读书。最近翻读陈晓维《好书之徒》，中有《聂崇岐与翦伯赞》一文，记录史学家聂崇岐批评翦伯赞不当署名的学林旧事：20世纪50年代，翦主持编纂中国近代史资料，由聂编纂《捻军》。交稿之时，翦当面提出，聂在“三反”运动中成为“重点”，不宜单独署名，且这种资料丛书从无一人署名者，因此建议署名由范文澜领衔，翦居其次，聂列第三，又嘱推荐两人以凑成五人之数。聂推荐自己的学生许大龄、陈仲夫。不料翦未用许陈，而改以其助手林树惠与秘书王其榘。“于是此书编者项下遂居然有五人矣。”对这种署名徇私的做法，书生聂崇岐大为感叹：“呜呼！义利之不明久矣，彼寝馈儒经者尚难辨此，又何责于今之人哉？”陈晓维介绍说，聂崇岐在新中国成立前曾先后服务于哈佛燕京学社、中法汉学研究所、哈佛东方语文系，历史复杂；加上为人耿直，“三反”中，即以“态度恶劣，对抗运动”而遭“隔离反省，交代问题”。而翦伯赞则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早在1937年就已入党，此时正是燕京大学意识形态上的领袖人物，“是党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一座策略性的桥梁”。他“先一针见血地点出聂在三反运动中的不利处境，一句话先把聂摁在椅子上，使其在谈话中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然后再提出署名问题”，聂还能再说什么呢？文章中还提及，聂崇岐在另一著作《中外历史年表》的题跋里，就署名问题也对翦多有不满：“此书下力最多者为余，次为刘君，次为齐君，翦则总其成者……旋又争名次前后，翦先生与刘固旧交也，意存偏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