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以来，随着天津的开港，外侨来津日增，其中不乏朝鲜人的身影。尤其是1910年韩国被日本吞并后，从事独立运动的朝鲜人秘密来津，但人数尚少。到了20世纪30年代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和朝鲜总督府的鼓动，很多朝鲜人纷纷来津、他们多为小杂货商、米谷商、旅馆业者。随着人数的不断增加，其社团组织、学校等机构也相继设立，逐渐在津形成了一个朝鲜人社会。

关键词：天津；近代；朝鲜人；侨民社会

中图分类号：C922

关于在华朝鲜人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东北三省和上海等地区。翻阅国内前期研究成果，对于在津朝鲜人之研究，较为缺乏。除相关论著偶有提及外，只有一篇文章专门谈及在津朝鲜人的战后遣返问题。对于近代以来朝鲜人在津活动情况，尚无专文论及。本文利用中日文档案及其他资料，试对这一问题作一概述。

中韩两国自古比邻而居，人员往来密切。近代以来随着中国各通商口岸的开放，朝鲜人也开始进入中国一些大城市从事商业活动。但是在20世纪之前，进入京津地区的朝鲜人除了少数留学生外，其他从业者非常少。1910年的“日韩合并”及1919年的“三一运动”之后，才开始有少数人移居天津法租界。根据日本驻天津总领事馆的统计，1911年在津朝鲜人仅有27人，1916年也没有超过100人，甚至在1931年才不过522人。在这其中，有不少因日本的殖民统治而亡命者和政治活动家。他们居住在京津，并以此为活动据点。[1]19例如1919年8月朝鲜人在法租界海大道集贤里曾进行秘密机会，策动反日集会。在南开学校留学的朝鲜人申命和等12人，曾于1920年10月组织学生会，与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通信，从事独立活动。朝鲜人甚至还秘密出版了《农光》杂志，希望为朝鲜国家独立和社会改造助一臂之力。可以说，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这些左翼人士大致控制着天津的朝鲜人社会。

不过与东北三省的特殊地理位置和上海乃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所在地不同，天津虽然一直有这样的政治家进行活动，但从整体来看，更多的还是来自朝鲜半岛的贫苦农民和失业者，尤其是1930年代后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和日本政府的鼓动，很多梦想一攫千金者和小商业者纷纷来津，在华北各地和天津日租界内从事各种商业活动。其中也有不少从事鸦片等违禁品的走私者，尤其是当时一部分在中国东北陷入贫困的朝鲜人向华北转移，他们“原本就没有资金和技术，生活依然困苦，又没有依靠，不得已又变成了走私者。”[2]13后来甚至还演变了国际问题。

在津朝鲜人的迅速增加，始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4年首次超过千人，达到1030人。此后进入一个快速增长阶段，甚至是成倍增长。1937年为2728人，1938年猛增至5847人，进入1940年代甚至超过万人，根据1942年的统计，其人数达到了惊人的11076人。从人口的增长趋势来看，朝鲜人来津在1934年以后形成一种潮流。1934年至1942年的短短九年时间，人口竟然增加了10倍。尤其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伴随着日本在华北地区的占领与加强统治，很多朝鲜人纷纷从朝鲜半岛或中国东北过来。但是他们多数没有什么资金和技术，只是怀揣发财梦想盲目来津。激增的朝鲜人也在天津的日本人社会当中引起了不少问题。根据天津日本总领事馆警察署的统计，1938年因各种原因被遣返回国的朝鲜人就有164人，约占被遣返日籍人口的76%。很多人也因此陷入困境。对此，日本外务省命令木内副领事负责指导在华北的朝鲜人，甚至在津的日本人也开始讨论朝鲜人的复兴问题。

从朝鲜人的来源地来看，他们多为平安北道之人。根据1934年的统计，朝鲜人多来自平安北道，约占在津朝鲜人70%多。其次是京畿道、庆南、平南、咸北、江原、黄海道地方之人，其他各道之人几乎没有。[3]331这些来津者大都是在朝鲜半岛的失业者，因无任何专门技能和资金，无法在国内生存，不得已在海外寻求生存空间。另有一部分人则是听信从津回国者或旅行者的夸张谈话和见闻而憧憬天津，来者多是仅携带二三百元或七八百元的小资金，依靠朋友或同乡，从事走私和贩毒活动。

朝鲜人来津以后，主要居住在何处？根据统计，1936年之前他们主要居住在日租界内。例如1930年在津朝鲜人总计为431人，居住在日租界的为372人，约占总人口的86%。此情况自1938年始发生变化，居住在日租界的朝鲜人所占在津朝鲜人总人口的比率在逐年下降。到了1940年代甚至发生了逆转，居住在日租界以外的朝鲜人占了大部分。1939年居住在日租界的为3822人，而租界外的则为3540人，各自约占50%。1942年日租界内的朝鲜人仅有2710人，日租界外的朝鲜人则有8266人，约为日租界的3倍。可以说与来津初期的居住情况完全相反。这主要是日租界面积有限，而此一时期随着日本占领天津，日侨人口急剧增加，他们来津所居之地首选日租界，故很多朝鲜人只能纷纷迁出日租界外居住。居住在日租界外的朝鲜人主要分布在华界和原俄租界，根据1939年底的统计，其人数分别为2766人和603人，合计3369人，约占日租界外人口3540人的95%。[4]188

朝鲜人大都是在日韩合并后才来津的，因此最初来津的朝鲜人多为从事独立运动人士。据日本驻天津总领事馆警察署调查，1919年8月在法租界海大道集贤里（新学书院前胡同）有朝鲜人秘密集会，策划反日活动。1920年在南开学校留学的韩国学生12人于同年10月组织学生会，和上海临时政府通信，进行独立运动。此后仍旧有不少韩国爱国志士在津活动，但都未能形成气候。后来随着日本警察署的迫害以及上海成为韩国独立运动之中心，天津的独立运动日渐式微，一般朝鲜人逐渐成为主体。根据1925年1月的统计，在津朝鲜人为243人，其中厨师11人，女招待102人，为人妾者17人，从事商业者仅2人，外国公司职员也只有3人。可见大都是饭店服务员或从事卖淫业者。到了1930年代，则是以杂货商为最多，其次是从事贸易、餐饮、司机等职业者。杂货商表面上是售卖杂货，实际上大半是以售卖鸦片为主。餐饮业者超过400名，这也是随着韩国特殊职业妇女的大批到来而兴起的。1930年末根据天津日本总领事馆警察署的调查，在津朝鲜人除了少数学生、租界局职员、店员外，大部分不是从事违禁品生意的人，就是无业游民。他们懒惰成性，沉湎于饮酒和赌博，特别是吸毒者约占五分之一。1938年末，在津朝鲜人为1269人，其中特殊职业妇女约占30%。

特别是1930年代，由于日本策动华北独立运动，以及殷汝耕建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使得华北地区走私贩毒盛行。借此机会，很多朝鲜人也开始从事此类买卖。根据1934年的统计，他们大部分都没有资金或技术 主要从事走私贩毒，其人数约占全体朝鲜人的70%。这是在津朝鲜人一个特别显著的特征。根据天津日本总领事馆警察署1936年底的调查，当年激增的大部分朝鲜人都是伴随着日本势力的进入和华北独立运动的兴盛而来津的。他们听说冀东特殊贸易有利可图，纷纷从朝鲜、东北三省等地赶来。但是由于后来中国政府加强取缔，走私贸易逐渐趋于衰落，很多人又陷入了困境。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伴随着日军的到来，从事餐饮业、旅馆业及其他行业的人开始增多，甚至还有不少贸易商。如果说以前在津朝鲜人的职业是“以走私鸦片为主的杂货商”和餐饮业为主，此后伴随着朝鲜人人口的增加，与生活必需品相关的职业在增加。除了银行公司职员、商店员外，杂货商、贸易商、粮食商、米谷商、旅馆业者大量出现。

初期，虽然在津朝鲜人人数稀少，但他们为加强相互之间的亲睦和团结，同时也为开展独立运动，也开始组织一些社团。

首先是朝鲜人医生韩民济为加强朝鲜人之间的亲睦，在得到李元益等人的支持下，于1923年11月成立了旅津高丽人同济会，事务所设在法租界。该会的宗旨是联合在津的高丽人，以互相亲睦、彼此救济，募集金钱进行青年教育。只要具有上述理想的十五岁以上人员都可参加。其评议长为韩民济，会长为李元益，另有评议员多人。

韩国侨民团，初名韩血团，成立于1922年。会长为金政，总务为朴裕永，书记长为苏完奎。这是韩国人的独立运动组织，定期举行合并纪念日、独立宣言纪念日活动。其活动经费来自在津有职业的朝鲜人捐款，每月一元。并利用日租界的饭店经营者和女招待进行秘密联络组织活动。后来改成朝鲜人同志会，会长为朴龙泰，社址仍在法租界。

1929年几名有志者又成立了朝鲜人亲睦会，负责在津朝鲜人的指导和保护。1934年会员增至1000人。为加强管理和指导，扩张机构并改称朝鲜人会。1938年4月24日，朝鲜人会升格为朝鲜人民会，将职员制改为评议员，会馆设在日租界秋山街。有会长、副会长各一名及评议员13名，负责该会的全部事务。每两年选举一次。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时，该社团召集朝鲜人组成特别班，参加天津日本义勇队。[4]185当然该社团最为关注的是以职业介绍为中心的救济事业，即救济贫困者及失业的朝鲜人，积极让从事不正当业者学习技术转向正当行业。在教育方面则经营以日语教育为主的幼稚园。1933年6月，为在朝鲜人中间普及韩语教育，设立朝鲜人幼稚园，1939年修业者达到二百余人。不过大部分朝鲜人子弟，都是在当地日本人开办的学校接受教育。根据1942年的统计，全部在学的朝鲜学生总数达到1756人，约占天津日本各学校全体学生的18%。

在津的朝鲜女性则成立了朝鲜妇人会。该会是由金泰照等人于1937年11月发起的，1938年2月在朝鲜人民会讲堂举行成立式。主要是日本皇军募集慰问金，举办慰问演出，并前往前线慰问伤病员。

此外，朝鲜人金子政雄还于1940年创办了《天津朝鲜民报》，用于直到被华北地区的朝鲜人。该报为日文周刊，发行约1000份。他作为朝鲜人会长，曾当选为天津日本居留民团官选议员。

因资料限制，本文只是简单就朝鲜人在津的人口变迁、职业构成以及所组建的社团情况，作一概述。对于朝鲜爱国志士在津所从事的独立运动以及朝鲜人与日侨、中国人在大的历史背景下如何相处，将在今后的研究之中再行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1]馬青山.在北支朝鮮人指導問題の考察[J]，北支那第5巻第4号.北支那社，1938.

[2]崔瑨淳.児童教育に就いて（一）[J]，北支那第5卷第4号.北支那社，1939年.

[3]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外务省警察史·支那之部（北支）：在天津总领事馆第34卷[M].东京：不二出版社，2001.

[4] 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外务省警察史·支那之部（北支）：在天津总领事馆第35卷[M].东京：不二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万鲁建（1980—），男，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近代中日关系史、城市社会史。

（责任编辑：杨立民）

基金项目：天津市2012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民国时期在津朝鲜人研究》，项目编码：TJZL12—037。